略说锡伯语中表现在进行时的me ilihabi和mahabi
本帖最后由 ajigemergen 于 2011-3-20 13:27 编辑锡伯语中的me ilihabi和mahabi，表示现在进行时。已被写入诸如《通论》、《满语语法》的多部语法书籍，作为满语现在进行时的一种。但是纵观清代的各种书籍，都没有这种写法。只是用me bi就可以表示现在进行。那么这个究竟出于何处呢？
鉴于满语语法介绍mahabi就是me ilihabi的缩写型，我只对me ilihabi做出分析，我觉得是出于哈萨克语如下的内容。特截图如下，给大家看下。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语法现象是受了哈萨克语影响产生的。这个f相当于满语的me，后面的ili有一个变形。
哈萨克语材料引自《哈萨克斯坦哈萨克语教程》，再贴一篇论文吧，是锡伯族学者创作的。《哈萨克语对锡伯语的影响》。 我还以为得写挺长的呢。 好文，拜读了
语言比较类的文章，学语言的人们应该多看看 回复 4# minggantu
图片上这个么？这是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文啊，基里尔的。 曾经邢老弟跟我提过这个，今天终于找到出处了。 回复 ajigemergen 的帖子
Hasak gisun i tulgiyen, Uigur gisun jai gvwa turuk gisunde inu ere gese xuturu xunggitu(语法结构)bi.
Labdu ton i saisa, Sibe gisun jai Manju gisun i holbobun be leolerede, cohome ere arbun be leolerakv. 哈萨克语对锡伯语的影响
安成山（新疆大学中语系）
（《语言与翻译》1997年第2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锡伯族大多居住在北疆地区，除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18000余锡伯族人以外，乌鲁木齐、伊宁、塔城、霍城、巩留、尼勒克、新源等市县内也散居着10000余锡伯族人。北疆地区也是哈萨克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就是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内的哈萨克民族人口数也约占全县总入口的四分之一。近三百年来，锡伯族人民与汉、维、哈、蒙等各民族人民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无论是生活习俗、饮食起居，还是语言文化、娱乐活动，都存在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现象。因此，一个民族的部分风俗习惯的转变与语言文化的发展已难以截然分清是受哪一特定民族的影响所致了。是否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呢?也非尽然，如果按照区域分布、族际联系等情况来看，民族间的相互影响还是明显的。也就是说，在某一区域内，人口数占多数，起主导作用的民族对人口少、相对依附的民族产生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在哈萨克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里生活的锡伯族人，其生活习俗、语言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哈萨克民族的影响，并反映在当地锡伯族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影响是多方面的。本篇主要以语言方面的影响做一概述，以供参考。
锡伯语与哈萨克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说明这两种语言的基本语法体系是较为一致的。这两种语言的基本元音音位和辅音音位也极为相近。诸如此类的语言条件为这两个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吸收采用一些常用的音位、词素甚至句法结构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相比之下，除察布查尔、乌鲁木齐、伊宁等县市外，居住在塔城、霍城、巩留、新源等地的锡伯族人受哈萨克族的影响要大一些。这些地区的锡伯族人大部分会说哈萨克语，部分在哈语学校上学或上过学的青少年都通晓哈语文，并以哈语为第一交际语言。有些中老年锡伯族人说锡语时也不免带一些哈语调，夹杂个别哈语词语，部分语句也套用哈语的句法规则来说。形成了锡伯语中较为特殊的区域性土音土语之别。
锡伯语书面语因其相对稳固、排异等特性，极少出现哈语借词，也没有按哈语句法规则拼写的语句，受哈语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口语则以其灵活、随意、兼容等特点，常与哈族人接触的锡族人口语中就会出现不少哈语借词，甚至出现用哈语句法规则讲的锡伯语句子。这些经常出现在口语中的哈语借词，随着交际面的扩大和时间的推移，其中一部分已在锡伯语口语中广泛使用。
首先谈谈语音的影响。经常说哈语的锡族人，他们说锡语时，易将锡语与哈语中相近的元音音位相混淆，说出哈语调的锡语来。锡语的元音音位的发音部位要高一些、前一些。稍不留意，就会将锡语中的A、ə、o、œ音发成哈语中相对应的ɑ、、ọ、ø音。如锡语(口语均用国际音标标音)sanɯm(伸展)说成sanm，poto(菜刀)说成pọtọ，œmʁun(空腹)说成yømʁọm等。锡语中原本没有q‘这种音节，但有ə元音音位的变体音和辅音音位q‘，在口语中说哈语借词q‘st‘ɑw(冬窝子)、q‘dzq‘(热闹）、q‘ms (马奶子)等词时，q‘音节发得流畅自然，毫不费力。
清代满语中吸收了大量的借词，这些借词绝大部分仍在锡伯语中使用。其中有一部分在音义上都与相对应的维，哈、蒙语词相似。据粗略统汁，1994年版的《现代锡伯文学语言正字词典》中就有百十来个这类词语。如： (书面语用拉丁字母转写)kajimbi(啮)、kuk(蓝色）、kalka(盾)、katambi(硬化)、han(皇帝)、karambi(了望)、maktambi(赞扬)、oron(位置)、qira(脸)、tatambi(拖拉)、joro(走马)、tahal(麻袋)、tala(野外)、bayan(富)、takambi(认识)、suncai(奶茶)等等。
由于书面语的相对稳固、排异的特点，二百多年来，新进入锡伯语书面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借词比较少，对书面语语法系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现已进入锡伯语书面语并且普遍使用的哈语借词非常有限，只有aiman(部落、地区)、kas(马肉肠)、joro(走马)等几个词语。对哈萨克民族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特有事物名称，在书面语中往往采用音义完全借用的形式书写，但为数不多，也没形成一定的使用范围。如：eremqik(甜奶酪)，jailaw(夏牧场)、kestaw(冬窝子)、kemes(马奶子)等。而口语中的这类哈语借问就比较多了。除以上一些借词外，还有narən(肉汤面片)、t‘ajəntʃ‘a(二岁牛犊)、arq‘an(大绳)、t‘ek‘e(公山羊)、tʃ‘at‘ər(帐篷)等。
语法系统是语言中最稳固的部分，但它毕竟是在不断发展。锡伯族人民以清代满语文为锡伯语书面语以来，三百多年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语法规则，发展变化是相当缓慢的。与清代满语相比，现代锡伯语已简化了部分拼写规则，增减了部分构词词缀，部分问语也有音义的转变。单就句法规则没什么变化发展。锡伯语口语与书面语在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的差异有史以来就有的。由于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的不同，口语与书面语在语音、词汇方面的差距加大之外，句法规则等语法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差异。如名词的造—联合格词缀“-maq‘”与动词的正在进行式词缀“-tut、tutu”在口语中广泛应用，不能不说是受维，哈等民族语言的影响而出现的。如哈语中常说æk‘emmen k‘eldɨm(我跟父亲来的)、arpamen k‘et ‘ɨ(他坐车走了)。锡语口语有对应的说法，如：amamaq‘ dʐixəŋ，sɿdʐənmaq‘ javɣəi。哈语中常说叫ɑjnɑlxp‘dʒæt‘ər(正在转着)，ɷjxq‘t‘ɑp‘dʒɑt‘ər(正在睡着)。锡语口语中也有相应的说法，但稍有转义。如：tærxumaq‘ tut‘xəi(不停地转着)，amχamaq‘ tut‘xəi(一直睡着)。动词的这种时态用法是有一定范围和选择性的，凡是动词后都用“tutu、tut‘xəi”就会出现不合语言习惯的情况。正如贺文君先生在他的《塔城喀拉哈巴克乡锡伯族社会文化调查》一文中所说的：“喀拉哈巴克乡锡伯族由于长期跟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杂居以及种种历史原因，除少数老人通晓锡伯语外，中青年人都不能流利地讲锡伯语了，有些词汇直接从哈萨克语翻译过来讲，所以听起来不顺耳，如将‘请坐’说成t‘əmaq tutu；‘吃饭’说成dʐɿmaq‘ tutu。……跟伊犁地区锡伯语言的最大差别是，在每句话的末尾都加个tutu。”
总的来说，哈萨克语对锡伯语的影响是有局限性的。其影响主要反映在部分区域的锡伯族人口语当中，对现代锡伯语，特别是对锡伯语书面语的影响是微弱的。虽说锡哈两个民族的人民有着广泛的交流，但受生活习俗与居住区域的限制，与其他民族间的影响相比较，还没有达到很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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