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研究重点：北京？东北？
清军入关之后，“满族”就成为一个“都市民族”。然而，19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满族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农村，而不是城市，选在了东北，而不是北京，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满族重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此项工作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格局、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满族的情况却非常特殊。
如今的满族，并不能与清代的旗人完全等同。虽然如今满族与旗人二词作为同义词被互用几乎成为通例，但这个所谓的满族究竟是清朝的满洲抑或旗人呢，还是今天的满族?换句话说， 即清朝的旗人与满洲和今天的满族，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族群?
对于这样一个看似不言而喻的事实提出质疑，源自笔者在查阅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档案时发现的问题。首先，这些调查和调查之后写成的报告，都是以“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名义完成的，而且，这次历时多年的调查，重点也在东北，尤其是辽宁。
第二，即使在辽宁，重点也不是沈阳市，而是农村。
由于这是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由当时诸多学科学者参与的大规模活动，对于日后无论是民族工作的决策还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影响都非常深远，因此这次调查中在满族识别问题上确立的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的方向，其后果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人数上说，今天中国的满族，有大约三分之二居住于东北，1980年代以后逐渐建立的满族自治县，更是大多数都位于辽宁省。这一现实也影响到学术研究。近几十年来，凡研究满族史的，目光都集中在东北，例如其典型代表之一是国家纂修的《清史》“典制篇”，竟将“清代满族”放在“东北民族卷”内，并且一再强调要将“满族志”的重点放在东北，尤其是有关民俗的部分，拟写的提纲完全以东北风俗作为满族风俗。
尽管作为现实的民族政策，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清朝历史的研究，这一做法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导致了研究方向的颇多混乱和误解，有必要提出来并请学界同道予以充分注意。
本文从以下问题人手，即在这场大调查中，被调查的对象——满族——到底是如何圈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又应该怎样理解?为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先将清代八旗人口的分布情况略述如下：
首先是京师。1644年清军人关，被编人旗的八旗官兵连同他们的眷属与奴仆悉数进京，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分。清廷将内城原住人口悉数驱赶到外城(南城)，在内城亦即京师最繁华、最中心之处将八旗分左右翼，按旗分段居住。直到1949年以前，这一旗民分驻的格局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其二是驻防。清代八旗驻防分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最高的将军级驻防单位，兵数都在千名至数千名。八旗驻防的特点是集中，这与汉兵为主构成的绿营恰恰相反。八旗驻防中，以将军级驻防额兵占据最大多数，这些驻防点都在省会等仅次于北京的大城市。 即使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单位，也都在比较重要的城镇中。
因此，清代旗人的分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中最主要的部分居住于北京而不是东北；第二，他们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大中城市，集中居住，职业当兵并靠国家供给的兵饷维生，早巳与土地分离。
下面再看看辛亥革命以后的旗人状况。
首先是京旗。《清史稿》卷 一三七“兵志二”记北京八旗职官6688人，兵丁120309人。按每个兵丁的眷属为5口推算，北京八旗总人口大约63万余人。辛亥革命主要由南方兴起，北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回关外东北之事。即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逼出宫，此后在关外长春建立伪满洲政权之时，跟随他迁居东北的，也仅限于爱新觉罗家族中极少数的上层人物。绝大部分京旗后裔迄今未离开北京，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
第二，各省驻防。驻防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的遭遇各不相同。西安、福州、南京等处是满汉矛盾特别尖锐之处，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许多旗人远走他乡。即使未发生流血冲突之处，旗人亦成批地隐姓埋名，改变民族成分。
总之，旗人即使后来成为农业人口，那也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户籍制度之后，在此之前，无论京师还是外省驻防旗人，主要部分都是生活在城市。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具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从1956年8月到1958年6月，工作以识别社会形态为核心；第二阶段从1958年8月到1964年5月，工作以编写简史简志为核心。第二阶段工作开始时就围绕贯彻落实“跃进规划”。而满族的大调查是从第二阶段才进行的，受政治因素的干扰，调查的学术性大打折扣， 那么，调查的重点为什么没有放在旗人后裔最为集中的北京，而是放在东北呢?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我们从文献与口述两方面人手，相互印证，而不仅仅依赖公开出版物的表述。在此，我们将对部分调查当事人访谈的相关内容归纳如下。
案例1访问的是王钟翰教授。他认为北京满族少的原因是“他不报啦，比如像民国初年他敢报吗?他不敢报满族。辛亥革命以后本来的满族都不敢报了，都改姓了。解放以后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北京满族只有十万人。除了载涛、溥仪，这些头面人物，他不报成吗?所以我的结论是，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满族中)有好多是汉族报满族，哪边有好处就报哪边。”王钟翰教授的话给我们的重要提示就是，一段时期内北京的满族都不报满族了。
案例2访问的是杨学琛研究员。从杨学琛研究员提供的当时调查的重点问题可以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满族史研究一直集中在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等问题上，这就很容易将人的注意力引向农村。因此，满族史中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都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案例3访问的是赵展教授。赵展教授谈到了当时未将北京满族作为调查重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他援引当时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所说的话，认为“北京满族没有特点了”。
另一位调查当事人李登第先生提出了其他几个缘由：(1)当时大家都觉得城市不太好调查，所以先下农村进行试点调查。(2)当时全国成立自治区是一股风，满族提出要在辽宁建立一个满族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就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3)那时候选点不是调查者自己决定，而是政府部门(地市县)决定，这样就不免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另外，我们觉得马戎教授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就是求“异”的问题。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民族学家和民族工作者只看到满族(尤其是城市满族)与汉族的“同”，于是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到农村和偏远地区去寻找“异”，认为只有“异”才能反映出“民族特点”。
当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人，如今可以找到的已经寥寥无几了。不过，口述中谈到了一些我们如今不太容易考虑到的 关键问题。首先是很多旗人后裔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北京尤甚。
第二是当时民族工作者急于搞“民族融合”，满族被认为已经融合得差不多，其民族特征不那么 明显了。其中突出表现就是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时，满族没有自己的代表。第三，几个人的回忆都提到当时准备工作的不充分、 随意性、功利性以及当时有关满族研究基础空白的状况。
关于旗人后裔隐瞒民族成分的问题，在1950年代国家统计的满族人口分布中有明显表现。由于种种原因原来是满族或满洲旗人的民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没有申报满族的事实，对当时满族人 口的地理分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当初调查满族的重点放在东北而不是北京，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的几个原因中，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北京的旗人后裔为什么消失这么快?这是我们在做这些访谈之前未曾考虑过的一个空白。前文谈到，1911年前后北京的旗人后裔总数在60万以上。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京，八旗俸饷停发，广大旗人生活陷入绝境。由于在升学、求职等各方面受到歧视，旗人纷纷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
从1924年到1949年，短短二十余年，旗人几乎一下子消失无遗。 据1957年北京市的人口统计，当时北京市的满族人口仅为80411人。在这8万余人中，应该还包括了1949年以后移人京城的其他地方的满族人。国家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北京满族人口在1953年仅占全国满族人口的3．37％，改革开放以后满族总人口急剧增长，北京满族人口虽然从人数上也在增长，但在总人口比例中反而有所下降，到2000年仅为全国满族人口的2．34％。
与此相反，东北满族人口却占据了满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1953年是85．97％，以后虽然在全国满族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略有减少，但到2000年，也仍占到69．42％，其中辽宁省满族人口尤占优势，1953年在全国满族总人口中的比例为45．79％，2000年已经达到50．41％。
统计数据表明，在1953—2000年期间满族人口增加最快的是河北，从1953年的不到6万人，到2000年的200多万人，增加了数十倍；在满族人口总数中，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2．45％，增加到在全国满族中占到将近20％。而河北省的满族人口，基本上集中在河北北部丰宁、青龙等满族自治县，都属于相对偏远贫困的山区，也都以农村人口为主。
再看今天满族在城乡的人口之比，如今全国几乎所有的满族自治地方，都位于农村。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46个满族乡，也几乎都分布在远郊区县。根据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满族人口分布在农村、镇、城市三者的百分比为71．90：10．06：18．04。而北京满族分布相应的百分比则为26．92：3．86：69．40。
由此可知，19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选择到东北农村考察满族，自有其特定的时代合理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指认“清代满洲民族主流文化”的历史“田野”也在东北农村就显得缺乏历史意识了。追本溯源，症结可能就在于对从旗人到满族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缺乏足够的注意与研究，对于清代八旗人口已经属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民族的这一特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以“现状”去误读“历史”。于是，总结这场调查的经验教训并调整、纠正调查产生的误区，是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此满族非彼满族。从文献记载和当代统计数据看，满族人口的变化非常明显。这些大起大落绝非族际通婚、人口自然变动所能解释的，而是族群认同、社会歧视、民族政策、“还本归原”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将其称为“满族的重建”。对于这种重建的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但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尤其是在田野调查、民俗调查时，学界应该有所洞察并保持警惕。
第二，应该将清代旗人直至如今的满族，包括北京与外省驻防，从作为都市民族的角度进行研究，而这在目前还完全是—个空白。
第三，本族文化中心主义与民族学研究问题。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异民族，它要求从业者具备人类文化多元的理念和田野作业中移情换位的意识。可是“我族中心主义”仍下意识地在民族学家们的实践中不时表现出来。较长一段时期中清史研究缘木求鱼，以东北农村的满族作为重要对象即是其中一例。除了“动态分析”观念淡薄，它也反映出以传统汉文化为主的—种思维定式。 花开两朵，并蒂同根，应该既有联系又要区分，不能盲目的拿哪一个代表一切。 这是作者的原创还是转帖？
这个帖子的命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转换成“都市满族和乡村满族”，对此话题，定宜庄先生针对建国后民族识别调查过程中《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书的编写，提出过批评意见，发表过论述，大家有兴趣讨论这个话题的话，可以找来参阅。 本帖最后由 扎拉里佼 于 2011-5-8 23:23 编辑
回复 3# yelimali
好久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完这种大部头的文章了。以前没考虑过类似的问题。
因为还是看出来某些类似于ocr的痕迹，所以特意搜了一下，算是缩写版的转帖吧。不过与原文比，更方便乙这种菜鸟阅读了。
其实呢，转帖也好，缩写也罢，还是希望能注明一下。。。。。。一为尊重，二为那些喜欢深入了解的人。
原文网上也有，《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 定宜庄 胡鸿保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24卷) 这个曾经看过。楼上甚好啊~有原版~ 回复 4# 扎拉里佼
还是你有心，呵呵。
也谢谢楼主为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话题。
定先生的思路是个很重要的线索，沿着她的思路，真的能让人就民族的命运，想到很多。比如，如果那时重视东北和农村的满族人口的话，满语的活态保存就不至于到今天这种极度濒危的状态。 回复 6# yelimali
其实俺总嚼着你是故意编个套，故意让俺往里钻~ 好吧，俺有受迫害妄想症~ 回5楼~ 刚好来了兴致就搜了一搜~ 俺们这疙瘩的图书馆读者证可以免费上个知网维普啥的~ 那恭喜你，这次你答对了 北京的满族解放前改的现在改不回来，我舅家试图去改回过两次，根本不成。 无论怎么样，总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你要的东西某小盆友已经给了。发到你qq邮箱了。看我多效率。切~
你紧着得瑟哈，反正乙记仇的~ 还得是东北满族，那里毕竟是满族故乡，北京满足只能作为辅助研究 都是重点，不要轻易说谁是辅助，尤其京旗作为清代满洲的大本营、精英汇集之所和人口最多的地方，不能随便就忽视了。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都是研究重点我觉着也不给满族研究增添任何麻烦。而且北京也数十万世居那里近400年的满族同胞呢，随随便便以辅助作用就给人家概括了，我觉着有伤京旗同胞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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