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城沧桑：开封城里旗人社区的变迁
里城沧桑：开封城里旗人社区的变迁作者: 吴凯
题记：里城之兴起，缘于清代旗营之设。而全国设有旗营的城市仅有几十座，开封是其中之一。
开封里城经历了近200年风风雨雨，最终走向了没落，如今只留下了一个里城大院，虽然没了气势，小了规模，但总是给了我们回眸和遐想的余地……于是有了这篇《里城风雨》。
一、里城大院不是里城
开封里城大院在龙亭之东，很多人都知道，但它不是过去的里城。过去的里城在今龙亭大殿以北，南墙在今体育场门前东西一线，北墙在北城墙之南，东墙在临水宫（今河大附中北院）南北一线，西墙在今文昌后街。东西南三面设有城门，都在墙之中部，南门为正门，直对今龙亭东侧之大道。门上有城楼3间，东西两门城楼则只有1间。城墙以土筑就，约高3米左右，周长约3公里，占地面积约0 .8平方公里，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河南巡抚杨宗义奏请清圣祖批准为八旗兵驻防而营建的，建于公元1718年至1720年。初称旗营，后来由于随军眷属的迁入和定居，又称满洲城、里城。
里城南门内为一条官街，从南往北依次为照壁、总镇府衙门（即城守尉、统领办公所在地），左边为库房和八旗学堂，右边是满营小学堂。总镇府北为东西蒙古官街、照壁、大操场、演武厅、小操场；小操场西侧为小学堂及土地庙，最北面是北极宫。大官街两侧分驻八旗，一个旗4条街、一条官街。东边4旗，由南往北依次为正蓝、镶白、正白、镶黄，东蒙古（左翼）住4旗的最东端；西边4旗由南往北依次为：镶蓝、镶红、正红、正黄，西蒙古（右翼）住这4旗的最西端。每个旗街道的排列和住宅都成正方形，房屋坐北朝南。旗兵除步甲不分房屋外，每个马甲都有一个占地1.3 亩的独院，（旗人吵架，常有你管不着我这一亩三分地的说法，即由此而来）匠役住房占地比马甲稍多。城守尉、佐领等官员住房占地当然就更多了。此外，满城内外还有龙王庙、马王庙、法雨庵、护永寺等建筑。综上所述，里城中有府衙、兵营、操场、庙宇、学校等管理机构及供官兵和眷属工作、操练、生活、学习等的场所，是一个具有真实意义的“城”，一个和汉族隔离开来具有明显贵族色彩的“城”。
二、里城的统治者
开封旗营最高的统治者是城守尉，正三品，设统镇府（因城守尉兼任统领，故称统镇府），即城守尉衙门。衙内设印房、库房，各有办公人员，称笔贴式（秘书）、署理先生、财粮、木及格（公务员）。
旗的最高官职是佐领（俗称大老）正四品；其次是防御（俗称二老）正五品；再次是骁骑校（俗称三老）正六品； 其下有领催（俗称千爷）、掌案，负责本旗日常公文事务。旗的办公地址在马圈，另有木及格、马夫等。其各项供给全由清政府拨给，薪俸远较汉人优厚。
清朝后期，各省督抚、封疆大吏多由汉人担任，但管辖旗营的城守尉和佐领等官员，仍必由旗人担任。开封旗营前期城守尉为何人，已不可考，后期的4位城守尉为旗人志明、文火赤、关德歧、额侧合。前3位均兼巡防营统领，只有额侧合（署理城守尉）不兼统领，而另由汉旗人许德胜担任巡防营统领。
三、旗人享有的特权
在清代，满族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孩子生下来即享有一定的俸禄，成年以后顶了缺，其工资薪俸亦较汉人为高。比如在里城内当差的“莫其哥”（支杂差的汉族工人）月工资1500文，尚不足银一两（每两银折合制钱1580文），与满蒙旗人相比，一名步甲尚月支银4两，差距是很大的。
另外，里城内各旗的行政事务由各旗自己管理。就是民事、刑事案件，也都由本旗自己解决处理，解决不了的，报城守尉衙门处理，如果城守尉衙门仍然解决处理不了，报理事厅衙门处理。
理事厅是专门审理满蒙旗人民事、刑事案件的机构。如满蒙旗人犯罪，需要治罪的，必须经理事厅衙门审理、判决，所以只有少数驻有旗营的地方，方有理事厅的设立。开封的理事厅衙门在今理事厅街小学处，理事厅街即由理事厅设在该街而得名。这就像“治外法权”一样，旗人犯了罪，汉人无权审问。
清代取士沿承明制，实行科举制度。旗人虽亦需参加科考，但不论童试（考秀才）或乡试（考举人）都享受优待。童试每6人录取1人；乡试，每10人录取1人。和汉人参加科考，数十人、上百人也录取不上1人相比，旗人进学、中举都较汉人容易得多。我国知名学者、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生物研究所所长翟炳志先生（即秉志、字农山）即系开封驻防旗人子弟、清代末科举人。翟炳志是选拔优秀人才官费出国深造时被选拔的第一批出国官费留学生，是开封里城走出去的最知名人士。但是这样优惠的政策、或曰特权，并未能造就出更多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相反，优厚的俸禄供给，更助长了一些旗人好逸恶劳、贪图吃喝玩乐的恶习。旧时开封一些人好架笼提鸟、遛狗、斗鸡、斗蛐蛐，大多是由旗人开始的。
旗人多纨绔子弟，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些特权与优惠措施，清廷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和防止满人汉化制定的《八旗营房制度的十条规定》规定，不准纳妾、不准经商、不准与汉民通婚、不准与民交产、不准卖唱及登台演戏，旗人女子禁效汉人装束，未经选秀不准私相订婚等，使旗人与社会缺少接触，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些清规戒律一直到了清代后期才逐渐放松，特别是到了清末，由于旗人人口增加和政府财政困难两大原因，清廷才逐步放宽了对旗人就业的限制，开封里城开始出现旗人经营的商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城守尉关德歧的主持下，里城兴办了工艺局、织布局，并开设两个织布厂，而后又发展种桑养蚕、设立同善局，开办公益事业和建立一所女子学校等，这一切无疑是对满族入关后实行保守和封闭政策的突破，也可以说是当时满族社会的一大进步。
四、冯玉祥遣散旗营
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旗人的一切特权都将随着国家的兴替化为乌有，但根据前清和民国临时共和政府签订的所谓“皇族待遇条件四；满、蒙、回、藏待遇条件七”，居住在里城里的旗人仍然可以按时领取粮饷。虽然比照过去少了许多，但对于世代依靠俸禄为生的人来说，不劳而获仍然使他们心灵上感到某些平衡和安慰。这项待遇执行一段时间之后，据说很多地方的旗营都不执行了，唯独开封到了1922年仍在执行，有人说这是因为河南督军赵倜原是毅军出身的缘故。
1922年5月冯玉祥攻占开封，赵倜部瓦解。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改任冯玉祥为河南督军。他首先以搜查枪支弹药为名，搜查了旗营及满蒙族人住地，下令遣散旗营，并将旗人全部（眷属约4000人）赶出了里城。当时冯玉祥采取了3条措施：1.发给若干迁移费，可以拆走自己住的房屋，不拆的每间给10元，佐领等官员住房可以自行拆卖；2.统镇府衙门、学堂等公益事业用房一律归公；3.集中满蒙旗人中之青少年1000来人，送至郑州豫丰纱厂做工，学习谋生手段，其余所有成年人带其家人老小，分别迁到通许、杞县、陈留等地分田务农。
冯玉祥将军定下来的事，一向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他制定的这3条措施也合情合理、切实可行。可惜的是冯玉祥的河南督军只干了半年，1922年10月调任陆军检阅使，率部去了北京南苑。而被他赶出开封里城的这一帮旗人，由于多年来养成了吃喝玩乐、好逸恶劳、提笼架鸟、打猎斗鸡、玩花逗虫的习惯，在工厂不会做工，在农村不会种地，最主要的是吃不了苦，不到1年，大部分满蒙旗人除郑州留了约300人以外，又都陆续回到开封。但是原来里城的家已经回不去了，其中部分已经变成了兵营。这一大片地方，在冯玉祥二次主豫，蒋冯战争时，曾一度作为飞机场，后来则撂荒成了荒地。1931年在此修建了河南体育场（华北体育场）。开封沦陷期间，体育场附近还办起了跑马场，直到解放以后这一带才逐步盖起了工厂、学校和居民区，彻底改变了面貌。
冯玉祥在开封驱散旗营，把旗人赶出里城，只是牛刀小试，1924年10月24日，他发动北京政变，并演出了一幕逼清帝溥仪出宫的戏，彻底结束了清朝统治的地位，这样的大手笔，既是他开封驱散旗营的继续，也是他治理开封的进一步发挥。
五、里城大院
从郑州和通许、杞县、陈留回城的满蒙旗人陆续回到开封以后，在原里城旧址的东半部搭起窝铺住了下来。没了供应，只好以刮盐土、熬硝碱、熬小盐、卖煤土为生，生活较前一落千丈，极为困难。由开封里城走出去的翟炳志（秉志）博士，1924年从南京回到开封，目睹此景此情，乃以满蒙人的名义向政府和社会呼吁救助。后来，政府和各公益事业团体捐助了一批钱财，盖了百十间房，即人们常说的里城大院，不过区区百十间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蒙族人的生活问题，他们绝大多数仍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困生活。60多年前我家住在家庙街，有一位旗人老奶奶整天背一条布袋走街串巷收破衣烂布换针，大家都叫她老乞婆。大人告诉我：“别看她现在可怜，过去在里城，她使奴唤婢可阔气啦！”
经过80多年的风风雨雨，里城终于从困顿中走向了新生，里城旧址盖起了工厂、学校、医院和居民楼；里城大院的居民也都住上了楼房，旧貌换新颜。更主要的是住在这里的满蒙旗人思想变了，风俗习惯、礼节也较前有了改变。消除了特权，却换来了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欣欣向荣。 中国近代生物学奠基人秉志就是开封的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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