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小民族思想初探——结合鄂伦春族研究实践
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值此纪念先辈百年诞辰之际，仰望先辈遗风，倍感其学术贡献与人文-爱国情怀之感召。就如何对待知识和学问，先生曾言：知识是有价值的，但它的价值必须通过实践来实现。检验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正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先生还说：前人播下的种子，能否长出草木，能否开放花朵那是后人的事。终生不能忘怀的是，笔者曾有幸得到费先生题写书名。先辈渐行渐远，后学如何不辜负先辈殷切期望？为人民的人类学又如何继续“行行又行行”？草就此篇，权告慰先辈，以致纪念，励志前行。近十余年，笔者致力环境与小民族生存研究。希望通过探索，摸清小民族问题的来源、问题的本质以及变化环境中他们的真实处境和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得益于费先生小民族思想启发，通过鄂伦春族个案，笔者感到，鄂伦春传统狩猎文化，是适应所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适应特有单一环境的结果-比较简单文化的产生，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时，却束缚了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同时发现，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多是在外部压力影响之下发生的急剧文化变迁引起的。而更多时候，是因适应机会的缺乏，即外部环境变化过于急剧，干预过于频繁，使其失去相对稳定的文化调整、适应时间和空间。
在费先生贡献卓著的社会学、人类学思想中，悉心领会他与小民族有关的思考，可以看到，他不仅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较早注意到鄂伦春、赫哲等小民族当代生存、发展中存在的特有困难，同时留下丰厚的有关经验和理论。通过初步梳理，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历史演进至今，“小民族”具有哪些特点，即“小民族”的界定；如何通过增进文化理解，努力认清并公开小民族当代特有生存、发展难题及原因；怎样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小民族发展出路上“要文化还是要人”问题。
一、“人口又少，根蒂不深”-“小民族”及费先生的贡献 以2000年7月由费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国家民委、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共同组成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研究课题组对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开展调研为标志，近十余年国内开始兴起的小民族研究，所使用的“小民族”概念（官方多使用“人口较少民族”），还不是人类学或民族学通行概念。大体上，“小民族”概念，主要被理解为两层意义，一是从“人口少”-数量概念出发，二是注意到传统文化和现实生存状况的某些特点。而究竟人数“少”到多少才算“小”，还没有形成明确划分标准。政府将人口十万以下民族，归为“人口较少民族”。问题恐怕在于，仅以“人口少”作为界定标准，实不足以概括其特殊性。
费先生在分析鄂伦春、裕固、撒拉、赫哲等民族现实生存发展问题时，称其为“小小民族”、“小民族”。他感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些根蒂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如鄂伦春族，政府的确也尽力在扶持这个民族。他们吃住都没有问题，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但本身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有生机的社区，不是自力更生的状态。所以在他脑子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在我国万人以下的小小民族有十多个，他们今后如何生存下去？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费孝通“民族生存与发展——第六界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演”，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1年第26期。第9-10页。）可以看到，费先生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小民族”概念的：人口因素和文化因素，即“根蒂不深，人数又少”。“根蒂不深”，是指文化复杂性程度差、异质性水平低，即多为传统渔猎、采集民族，较之复杂性、异质性程度高的文化，这些民族对自然资源条件和相对封闭、单纯的社会环境有很强的直接依赖，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较弱；“人数又少”，是指由传统渔猎文化决定，相对蒙古族、壮族、回族等民族，这些民族的人口数量比较少，如鄂伦春族目前有8000余人，赫哲族2000余人，而作为鄂温克族一部分-从事传统驯鹿生产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只有200余人。在西方和前苏联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界，一些就人口相对较少、特别是文化相对简单的民族的研究，往往用 “部落民”、“部族民”、“原住民”、“土著”、“初民”、“小民族”等，称呼这里所讨论的“小民族”。在当代，这些民族的文化特点、面对的问题，具有同质性。费先生将这样一部分民族-人口相对较少，特别是传统文化相对简单、异质性程度低，因而在现代社会显出诸多不适应，甚至存在生存危机这样一些人们共同体，称之为“小民族”。可以认为，他的分析和总结，切中了“小民族”特点和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的核心与本质。
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源出于社会生活，现实中的人们不难感受小民族、小民族问题之存在。如同上述费先生所提炼，困难恐怕更在于，当代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成因，并不仅仅在于某一、两个因素。如作为小民族重要特征-“人口少”。如果说，我们认定一个数字为人口规模的相对标准，那么，我们如何逃脱时空和文化观察角度的限制，如美洲印第安某些部落在1492年殖民之前人口并不少，而且社会形态已进入很高阶段。而且，世界上一些人口并不具有很大规模的民族，并不处于所在社会边缘，不存在因文化转型而造成的生存危机。再者，因所在环境不同，文化表达方式不同，因此，如果泛泛而论“小民族“，是否具有可比性和普遍意义？若如此，是否有可能使问题不好集中，也难以深入？
关于学者使用某一概念之前对概念内涵进行界定的意义，有学者认为：科学调查只有针对可以比较的事实才能达到目的，而且越是有把握汇集那些能够有效地进行比较的事实，就越有成功的机会。……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既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倒是应该由他自己来确定他要研究的那些事实，以便使这些事实具有被科学地探讨所必须的同质性和特异性。（[法]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导论” 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第7-8页。）如果说，作为学术研究注定难以逃避要确定并交代自己使用的概念-“小民族”所囊括的社会事实的范畴，那么，除了得益以往有关“小民族”研究启发，笔者主要直接得益于费先生小民族“根蒂不深、人口又少”讨论的启发。即“小民族”是指世界范围内那一部分人口相对很少，特别是传统文化相对简单，因而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环境下显出诸多不适应，传统文化发生断裂，存在生存危机的这样一些人们共同体。
二、小民族 - 鄂伦春族生存、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费先生注意到：鄂伦春族面临的情况是森林发生了变化，而赫哲族本来靠渔业生活，现在他们传统的渔业越来越不景气。由于自然和周围社会环境的改变，造成了他们在生产能力和职业方面的不适应。给他们地种，但是他们把地转租给汉人去种或是找打工的汉人来种（费孝通：《民族生存与发展——第六界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演》，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民族社学研究通讯》，2001年第26期，第9-10页）如费先生所断，事实上，小民族生存问题的本质，就是简单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伴随定居，国家对当地自然资源开发，外地人口大量流入，鄂伦春族传统生存环境发生剧变，传统狩猎文化自然进化过程遭致断裂，后来日益表现出文化衰落，生存问题引人注目。究其问题原因，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如上所言，鄂伦春族传统文化是适应所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适应特有的单一环境的结果，形成为简单文化。面对环境急剧变化，文化简单性的特点，束缚了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适应机会的缺乏，即因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赢得相对稳定的适应时间。作为主流社会弱势群体，除自身文化-如与外部对话的话语能力、所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地处边远地理条件局限和限制，致使比较而言缺乏和主流社会交流机会，缺乏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影响和参与。
“转产”是自五十年代鄂伦春族定居，一直到目前，前景尚难估计的文化、社会转型核心问题。事实上，早在民国年间，随着周围汉族人增多，以及故有临族达斡尔人示范，现黑龙江黑河等地鄂伦春人已开始尝试种地、盖房，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境内也有零星尝试种植者。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捕鹿饲养也曾兴旺一时。前者因政府过于脱离实际以及执行中失误的“弃猎归农”政策而昙花一现；后者因“文革”、社会动荡断送。1949年之后更多时候的“转产”实验，每每与“一刀切”、“形象工程”、“跨越式发展”等挂钩，最终沦为短期行为或“挂名”。可以推断，围绕小民族命运，牵涉到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即人类权利的基本问题。就是小民族文化的衰亡和生存危机，不仅是他们文化适应能力问题，而且是他们是否拥有适应机会，是否拥有人类的基本权利-生存权、发展权的问题。
三、寻找裂缝间的“桥”-努力意会“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
正如费先生敏感地觉察到的，就鄂伦春族而言，政府的确也尽力在扶持这个民族。他们吃住都没有问题，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但本身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有生机的社区，不是自力更生的状态。这一点，笔者在一些猎民村深有感受。与周围异族村落比较，一些猎民村的缺乏“生机”，“不是自力更生的状态”，确实令人黯然。笔者在实地深深感到，民族自治地方所享有的制度性优惠政策，长期有保证的扶持、帮助等优惠政策环境包围中的鄂伦春社会，似乎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马林诺斯基在分析土著人社会时提出的“模式化的思想和情感方式”（[英]马林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 李少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第16页）。这成为在鄂伦春社会、特别是猎民社区带给我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部分。它使我这个“外人”感觉到，但说不清。或许，这就是费先生所讲的那种“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而这“越可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隐含的决定力量”（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等主办《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4年4月15日，第34期）。这种长期优惠政策下形成的模式化的思想和情感方式，“不是各个独立事件的简单的总和，也不是一个聚合性的整体，而是一个新的和特殊的事实，这个事实有它的统一性和特性，因而有它特有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主要是社会性质”（[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导论”第14页）。在当地，笔者感受到猎民村猎民对可能与上面优惠、扶持相关的事情的特有关注和敏感，而对享受特殊优惠待遇似乎也已习以为常。实际上，政府面临了两难境地：完全白送、养起来不好，而取消特殊优惠政策同样不现实。好在当地各级政府早已意识到扶持、帮助方式上“造血”之于这个民族自立的重大意义，并确实有意识进行着调整。如一些猎民乡镇新建猎民新居时采取向猎民部分集资，鼓励其自力，而一改过去政府的白送等等。这进一步提醒人们，多民族国家框架内之于少数民族、小民族事半功倍的帮助，建立在对其问题性质的认清并公开其问题性质基础之上，即有必要加强对上述费先生“很难测量和调控的文化因素”论断的理解。
四、“要文化还是要人”- 在吸收、引进中提升小民族竞争力
二十世纪以来，小民族大多数处在急剧的同化过程中。目前还很难估计，小民族在多大程度上保留或丧失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变迁的结果提供了极为不同的例证。对小民族文化前景的分析、预见，往往呈现乐观与悲观同在、不置可否的倾向。问题更在于，一种文化的繁荣，确实意味着作为这个文化载体的人群生存状态平稳。然而，一种文化走向衰亡，或果真衰亡了，但是文化中的人并没有灭绝。因此，面对小民族技术、社会组织以及传统信仰等传统文化要素日益失去现实功能的现状，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中的人，为了继续生存，摆脱被动的依附性生存、社会边缘地位，就必须尽可能提高适应环境剧变的能力。因此，确实存在费先生注意到的“要文化还是要人”问题。对此，费先生认为：文化是为了人才存在的，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谋生之道，做人之道。少数民族也一样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展，自身的文化不够用就引进（马戎：“只有‘人’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中国民族报》2010年1月8日）。费先生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应当如何从人类社会未来长远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出路（出处同上）。费先生帮助人们走出了对待小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要人还是要文化”问题上非此即彼的传统认识误区。
就问题主体-小民族实际生活考虑，上述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下述原因引起的：小民族不得不把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与越来越明显的、吸收现代文明的必要性结合起来。那么，完全恢复传统文化是否现实？小民族文化的历史结局有可能是什么？对此，可以从小民族外部环境及内部状况进行分析。就鄂伦春族而言，笔者认为，除制度环境的保障，在当代，如同一些小民族传统文化合理性、之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积极意义的被发现，此族传统狩猎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转换，一些传统价值观、生态观获得了现实意义和功能。如现代企业文化强调的信用意识，现代社会对人与人之间诚信、忠诚的再次推崇与渴望，人对自然资源的适度攫取等等狩猎文化人与自然关系的被倡导等等，均构成传统狩猎文化带给现代社会的积极构建。就内部来看，现代化推进促使鄂伦春社会分化加剧，内部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认识差异；同时，另一明显事实是，来自“原发基础的”和“利益的”因素导致的民族凝聚增强呈主流趋势。有理由相信，在鄂伦春人有共同居住地、不断增加的人口，有国家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繁荣民族政策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随着族内受教育人数越来越多，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增强，谋求学习、借鉴、适应现代文明，参与主流社会生活的人越来越多，鄂伦春人民的前景是光明的。这也证实着费孝通先生小民族思想的科学性，以及他以其智者和先见者的智慧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贯穿了和谐与对话、双赢和互利”精神的“新型文化文明观”（郑杭生：“费老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中国民族报》2010年8月6日）的预见力与当代合理性。
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从不谈及或不重视民族母语教育，本民族历史教育问题。我看过许多文章，时代的局限性和学者们自身的关注点影响着很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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