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起源和满语源流
满族的起源和满语源流一、满族的起源和满语源流
（一）满族的起源
虽然严格地说，满族的历史至今只有四百年左右。但满族先世的历史却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从先秦时代的肃慎人。汉代至三国，满族先世肃慎人又称挹娄人。南北朝时，称勿吉人。勿吉，为女真语“窝集”之音转，乃是“森林”之意。隋唐时期，满族先世又称靺鞨。至宋辽时期称女真，辽朝将女真分为两部，开原（今辽宁开原）以南称“熟女真”，开原以北称“生女真”。12世纪初，生女真的完颜部崛起，其首领阿骨打统一女真一些部落后，于1115年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12世纪中国北方蒙古族兴起，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朝，统一了中国。女真人从此置于元朝统治之下。
元亡明兴，女真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努尔哈赤的祖先就属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曾多次助明朝北征蒙古，因屡有战功，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被明朝赐名李成善，其子释家奴赐名李显忠。永乐末年，释家奴死，其子李满住袭建州卫首领，1423年，李满住率众迁移到婆猪江（浑江）流域。至努而哈赤起兵时，女真各部被分裂为40多部。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各部纷争，仇杀无止。因此，统一女真各部不仅仅是女真社会经济发展强烈要求，更是女真民族发展的强烈要求。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开始了民族统一大业，经过父子两代人的努力，终于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吸收了我国北方其他一些民族，组成了满族共同体,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建设。1616年努尔哈赤肇建金国（史称后金），定都盛京（今沈阳）。1635年皇太极下令废除女真旧称，改族名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宣布放弃汗号改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其子福临入主北京，开始了清朝统治中国的时代。
(二)满语源流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古老的女真人，通过不断地与周边各民族融合，最终在十七世纪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满族，满语也随之从女真语演化而来。满语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蒙语、汉语等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
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历史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家都认为，使用阿尔泰语系各种语言的人民，早期都源于中国的北方。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满－通古斯语族共有12种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中国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女真语6种。
满语亦称“清语”“国语”，辅音有25个，其中3个只用于拼写汉语借词。元音有6个，无长短之分，有复元音。有元音和谐律，但不很严整，有语音同化现象。具有粘着语的特点。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后。虚词较丰富，可灵活表达语法意义。名词有格，指人名词有数的变化。动词有时、态、体、式、形动和副动等形态变化。是一种表达意义丰富，形式多彩的语言。
满语不容置疑是源于女真语，但是满语并不是女真语，它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成的一种新语言。
二、满文的创制和改进
（一）满文创制的背景
长久以来,女真人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一直到努尔哈赤时，仍然是借用蒙文和汉文。女真人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十分不利于政令的通行，特别是战争时期，常常贻误战机。女真人语言和文字的矛盾极大地限制了努尔哈赤的统一大业，远远满足不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
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对原本不相统属又各自为政的女真各部落的统一大业，1587年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政权。
政权建立之后，努尔哈赤的内外联系更为频繁。内外发布政令、布告，记录各项公务事宜等，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事事都需借助蒙古文来完成，这不仅给新政权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因为缺少众多懂蒙文的人使得上下难于沟通，这就严重地阻碍了新政权的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迫使努尔哈赤新政权急需一种与满语相配合的文字，如同汉语汉文，蒙语蒙文一样。因此，努尔哈赤决心创制满语自己的文字。
（二）创制满文
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太祖努尔哈赤想借用蒙古文字编制满文，就对大臣额尔德尼、噶盖说明了这一想法。
额尔德尼、噶盖说：“我们学习了蒙古文字才懂得了蒙古语言，而用我国语言编创文字去翻译、书写，我们实在不能做到。”
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都能明白。蒙古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也都能明白。我国的语言用蒙古字书写，则不学蒙古语的人就不能懂得。为什么你们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而学别国语言为易呢？”
额尔德尼、噶盖回答说：“当然用我国的语言编成文字最好，但是如何连成句子我等不会，所以创制满文难啊！”
努尔哈赤说：“这有何难，写‘阿’字下面加一个‘玛’字，这不就是‘阿玛’吗？（‘阿玛’满语是父亲的意思），写‘厄’字下面加一个‘脉’字，这不就是‘厄脉’吗？（‘厄脉’满语是母亲的意思）我的意见已经很明确了，你们试着去编写就行了！”
于是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就借用蒙古字母编写成了满文，颁行全国。创制满洲文字是从努尔哈赤开始的。
额尔德尼、噶盖二人，遵照努尔哈赤的旨意，根据本民族语言的特点，仿照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满文。即所谓“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这是满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扩大了与相邻民族的交往，并为后来女真人的全面统一，建立“后金”政权，以至入主中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女真人第二次创造本民族的文字，从初创女真字（1119年）到初创满州字（1599年），中间相距近五个世纪之久。语言文字的兴衰与这个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满文的创制背景与当年女真文的创制背景几乎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这个民族的兴盛。
（三）满文创制者的命运
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受命于努尔哈赤，创制了满文，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这两个人不仅精通各种语言，还是努尔哈赤得力的战将和谋士，他们有许多传奇的经历和故事。
额尔德尼（1580—1623年）姓纳喇氏，建州女真都英额（今抚顺市西）人，后隶正黄旗满州。《八旗通志》说他：“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随大兵所至汉人及蒙古地，俱能以本地语言文字，传宣诏旨，招降纳款，著有劳绩，授副将世职”。
额尔德尼精通满、汉、蒙古三种语言，他投归努尔哈赤后，极受重用，经常在努尔哈赤身边效力，并且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国事活动。1616年，努尔哈赤在沈阳建立后金政权时，额尔德尼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当时“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额尔德尼榜识接表，额尔德尼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明皇帝，建元天命”。
额尔德尼学识渊博，被封“巴克什”称号。满语“巴克什”汉译为“大学者”。《八旗通志》称其为“文儒”，即学问很深的人。后金至清初所封“巴克什”甚少，一般学问的人不能受封，足见努尔哈赤对其十分赏识。
不仅如此，额尔德尼还多有战功。天命三年，额尔德尼随努尔哈赤攻打明朝。取抚顺回师途中，明总兵张承荫自广宁聚众追击，额尔德尼断后，击斩张承荫。后叙功男爵，升参将。天命六年又以功晋副将。凡此多次，可谓战功赫赫。
额尔德尼一生虽建树了不少武功，而其最大的功绩还是创制了满文，为大清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可惜，一代名臣大儒，一位军功赫赫的战将，一位创制满文的天才，天命八年（1623年）被人告发其私藏东珠和收受贿赂等罪。“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夫妇，遂尽杀之。”死时才年仅四十三岁。
与额尔德尼一同创制满文的噶盖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清史稿》中说：“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州镶黄旗。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安费扬古将千人，攻纳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塞克什。岁戊戍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余。岁已亥，受命制国书。是年九月，命与费英东将二千人戍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
这里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噶盖的一生。从中可以看到他不仅能文，“受命制国书”，而且能武，经常受命征战，并屡立战功，被授予“扎尔固齐”位，其地位仅次于清初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令人惋惜的是，他在创制满文的当年（1599年）九月，因与哈达贝勒孟格布禄“通谋欲篡位”一事有牵连被杀。
（四）满文的改进
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的满文，一经推行就对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老满文创制于战事频繁的年代，又无可借鉴的经验，故而有许多先天不足。在推广使用过程中，逐渐发现了许多问题。如，字母数量少、清浊辅音不分、上下字无别、语法不规范、字型不统一等等，这些问题极待改进。特别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政权匆匆忙忙走进辽沈广大地域之后，其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活动对文字的需求与曰剧增，老满文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老满文已势在必行。从额尔德尼、噶盖于1599年创制满文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推广应用，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达海奉皇太极之命进一步改进完善了满文。
《满文老档》中记载：“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晰之，将原字头，即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晰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曰，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
老满文的改革完善者是达海，他在老满文的改革完善工作中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其一，为老满文加上了圈点，以区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音；其二，为了借用汉语的外来词，增设了10个特定字母；其三，规定了一些音节的连读，创造了一套语音规则。这样一改，使得满文在字型结构、语音拼读、语法规则上十分完善，彻底解决了老满文在过去应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满文更科学合理，方便实用，成为了一种与汉文能并列使用的文字，一直沿用清代几百年。
达海对于满文的改进是一个功不可没的人物，其生平事迹色彩斑斓。他既是一个学问渊博，深得两朝皇帝重用的才子，又是一个命运多舛，几次险被皇帝诛杀的人。《八旗通志》中记载：“大海巴克什，满州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地方，以地为姓。……生而聪颖，九岁即通满、汉文。初事太祖高皇帝，置在内廷机密重地，专司文翰。凡与明朝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其宣谕诏旨，应兼汉音者，亦委命传宣，无不称旨。”
达海一生主要是在太祖、太宗两朝皇帝身边做高级文秘工作，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文字。他有条件、有能力完成皇帝要他改进老满文的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受命翻译了许多汉语经典文献，如《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天聪五年被赐与“巴什克”称号。因积劳成疾，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病逝，年仅38岁。清太宗皇太极惊悉噩耗十分痛惜，挥泪对群臣说：“今闻病笃，深轸朕怀，其及身未曾宠任，朕当优恤其子，尔等以朕言往告之。因赐蟒缎一、缎二，令侍卫赉往达海所。”并对其一生在满语文字的创制与完善上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果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通晓。……”额尔德尼与达海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
满文的创制和颁行，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从额尔德尼、噶盖初创老满文到达海的改进完善，其间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满文最终成为了一种最能反映满族语言特点的文字，也是一种比较可靠、完善、易学、实用的满族自己的文字。作为清代的“国语”，在满族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促进了民族的统一和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特别是它为我们留下了大批满文档案，成为今天研究满族和清朝历史的宝贵财富。
三、满文的推广和使用
（一）以军事命令推广满文
满文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自从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了满文以后，立即在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中各个方面进行推广使用。特别是在军队中，完全是以军事命令去推广学习满文，派专人举办满文学习班。
据《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七月十九曰条载：是时“每牛录各派十人书写档子”。依《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二月记载的牛录数统计，当时共有牛录230个，那么就有2300人用满文书写档子，可见老满文的使用已相当普遍。
不仅如此，满文的学习也相当普遍。《满文老档》天命六年七月十一曰条载：“汗谕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扎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之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弟子。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这实质上在八旗中每旗都设有一名高级专职教员。
事实上，满文的推广应用和学习，已当成一条军事命令实施。所以满文在努尔哈赤政权所及之处，全面、广泛、迅速、彻底地推广开来。特别是经过达海改进完善满文之后，随着满族政权的曰益扩大和完善，满文曾一度在全国范围内通行使用，成为清王朝的国书，与汉字并驾齐趋。
（二）满文的应用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保持满族本色。清代历朝皇帝，特别是乾隆朝以前的几位，都十分注重满语在国家政治、军事、立法等各方面的推广应用。
皇太极时期满族与汉族已共处多年，渐习汉语。皇太极惟恐满语文渐为汉语文所取代，故又以行政手段加强满语文的使用。
在军事上，满文的推广应用除了使上下思想的沟通，军事部署的命令准确畅通之外，最重要的是通过翻译大量汉文兵书，大大提高了满族军事家的战略战术水平。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军事家极其重视并刻苦学习中国古代兵法，而学习的前提，就必须将大量汉文兵书翻译成满文。皇太极执政时专门设立文馆翻译大量兵书和典籍，颁行全国，“人尽通晓”。不仅如此，还把反映战争题材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译成满文。
在政治上与国家管理中，满文的应用更为普遍。许多汉文的经典著作，达海生前已大部分翻译成册，并广为流传。满族正是通过学习这些满文翻译的汉文经典著作，迅速地学到并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经验。为满族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满文的鼎盛时期
满文经达海改定后，清==便大力提倡和推行。有清一代，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巩固和发展，到乾隆朝达到鼎盛时期，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为巩固清廷统治，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对清朝国书——满文都予以极大重视，倾注了不少心血。康熙帝精通满文，将翰林官所进诗文，每每亲自译读。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曰，“大将军章泰等题奏云南克复捷报至，传集随驾王、大臣、侍卫，上亲宣读汉文，皇太子宣读满文。皇太子年甫八岁，宣读之声极其清朗，传集诸臣咸得洞知，无不欢跃叹异。可见康熙帝对皇室子弟的满文教育是极其严格的。康熙帝还首倡编纂大型辞书《清文鉴》，是其文治一大功绩，影响十分深远。
《清文鉴》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开始编纂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文鉴》一书完成，共二百八十类，一万二千余条。是书分门别类，言博注详，诚为集“国语”之大成。近人称“此书在满文译学中是第一部纲领钜制。”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沈弘照编定《大清全书》，满汉对照，条分缕晰，堪为实用。《清文鉴》和《大清全书》二书为两体、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补汇》及《清文总汇》等满文辞书的编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雍正帝受其父教诲熏陶，对满文亦倍加重视。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署理大学士事务户部尚书徐元梦因翻译本章错误，被罚革职，象徐元梦这样学识渊深，精通满文的大臣仅因翻译本章出现错误即遭革职，可见雍正帝对“国书”的推崇及重视并不亚于其父。
乾隆帝对满文的推行和规范化，较之父祖，贡献更为卓著。他不仅精通满文，对少数民族语文亦颇有造诣。乾隆帝多次颁布上谕，强调“国语”之重要。要求：“京察之年，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一等。其不能清话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又宣布；“伊等不循照此保举引见时，留心试问有不能清话者，唯该堂官是问”。根据这一条上谕，盛京将军衙门作出规定；“嗣后所属各地应报事件，只准写清字，其他部院咨报之汉文事件中，如有应报盛京将军者，须译成清文”，咨行各地的汉文事件，亦须译成清字”。
乾隆不仅大力推行满文，而且通过发布上谕规范满文。乾隆规范满文的内容有：
1、正字。
2．改音译汉语借词为意译汉语借词。
3．重定汉语专有名词的满文对译。例如：“潘桃口”对译为pantongga jase，“事主”对译为baita tusaha niyalma，等。
4．规定满族人名的满文书写方法。
5．统一人名、地名的满汉字对译。
由于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和大力推行，不断规范，满文得到很大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乾隆朝，两体、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的完成以及《清文汇书》、《清文补汇》等辞书的梓行，则是满文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标志。
（四）国语骑射
“国语骑射”是清朝立国的基本国策，因此，必然对满语的发展有着极其直接和深刻的影响。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和当时的汉族相比，文化和经济又相当落后。然而，它能以少胜多，入主北京，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把“国语骑射”做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贯彻实施，以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早在关外时期，满族上层统治者对保持本民族的特色问题，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满族入关后，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尽快掌握汉文化。同时满族又处于汉族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要随时防止汉化的危险，因此采用“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是非常必须的。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基本国策，促进了满语的广泛使用和发展。
为了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清于顺治八年（1651年）专门举行了八旗乡试，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康雍时期，多次举行满文翻译考试，考中者多充当笔帖式一职。清中央各部院寺监共有笔帖式3000余人，专司满汉奏章文书翻译之事，都是由八旗官学生通过考试任此职。这就使得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内有了更多的满族成分，以确保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
乾隆即位时，满族入关已近一百年，说满语写满文的人逐渐减少。乾隆注意到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州旧俗”的汉化倾向，便主张必须坚持说满语，以保持满州贵族集团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为了让满族教育在巩固满语文使用中发挥作用，他首先从皇族入手，降旨给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调查王公子弟的满语情况，命令聘请满语文教师，在家学习。不能请老师的，在宗学学校学习。乾隆还担心宗学官员怠慢推诿，特任命庄亲王永瑺总理宗学，监督王公子弟学习满语。他决定每年举行两次考试，“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为了方便满文的学习，在清==的大力扶持下，各种各样的满文工具书纷纷问世。如：《清文启蒙》、《清文汇书》、《清文典要》、《一字三贯清文鉴》、《翻译批答》、《同文韵统》、《三合便览》、《御制增订清文鉴》、《清语易言》、《清文鉴外新语》、《清文补汇》、《清文典要大全》等等。这些工具书的出版发行和清==对学习满文的极端重视，有效地推广了满文，从而也有效地延缓了满语文的消亡，加强和巩固了满族的统治。
后来，针对满族人也热衷科举之风，朝廷规定满族人凡是参加科举者，首先要求弓马合格，才能入场考试。为了时刻提醒八旗子弟不忘祖训，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于紫禁城箭亭、御园引见楼、八旗校场等演武场所都立了“训守冠服骑射碑”，着重强调“八旗子弟以学习国语专精骑射为事”。
正是由于清朝前期“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贯彻得好，不但使满族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而且使中国社会得到了空前的稳定、发展和进步。而清朝后期，由于入关太久，在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满族统治者不但在数量上是绝对的少数，而且在本质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种种原因使得“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无法实施，所以导致了请政权的逐渐衰弱。这种变化和满文从盛到衰的变化，几乎是同步进行。
（五）钦定新清语
盛京内务府档案中有乾隆朝形成的“钦定新清语”文件110余件，在这些文件中，经过“钦定”的“新清语”达1700余条。这些“钦定新清语”对研究满语文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钦定新清语”是由皇帝亲定或审定并通过谕旨陆续公布的，所以称为“钦定”。文件均由北京总管内务府等相关衙署发给盛京内务府，文内或附件内抄列“钦定新清语”，公布施行，“钦定新清语”大多针对满语文的词汇，同时也涉及到语音、语法，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钦定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将满语文中的大量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
2．指出意译汉语借词中的问题并予以纠正。
3．谕令刊刻《对音字式》，规范满语文中某些音位的对译汉字。
4、注意到有声调的汉语词在音译成满语词时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
5．真知灼见，阐发满语词义。
乾隆帝的满语文素养很高，又有广博的文化历史知识，所以他既能发现意译汉语借词中不准确之处，又能正确阐发满语词义。这里有一个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实例，即关于“抚西”的释义。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二十曰，乾隆帝东巡时说；“本曰经过名为抚顺之地，清字作fusi，原来并非写错对音，盖明朝取抚绥使我顺从之意名之为抚顺，而我亦取令明人蕹发之意名之为抚西也。由此观之，昔各取其意，并非无由。嗣后，关外似此地名，仍无需照汉字对音译写，而依清语书之。”fusi是动词fusimbi的命令式，即令人剃发之意。由此，“抚西”这一地名的含义及其产生，就由乾隆帝作出了权威的解释，澄清了一个历史之谜。
努尔哈赤时代创制满文后，中经皇太极时代的改革，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普遍推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汉族社会先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过满族人积极地学习、借鉴，满语文吸收了大量音译汉语借词，大大丰富了自身的词汇，从而推动了满语文的的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到了乾隆朝，由于清代社会的发展和乾隆帝本人的重视和干预，对满语文实行大规模地规范，主要是将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进一步丰富了满语文的构词手段和词汇，使满语文的发展达到了高峰。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皇帝对满语文的重大贡献。在我国历史上，像乾隆帝这样关注本民族语文并为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帝王是绝无仅有的。“钦定新清语”不仅以其是“钦定”而具有权威性，更以其众多的条目和丰富的内容为我们研究满语文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珍贵价值是无庸置疑的。
（六）满文的衰落
满文何时衰落?很难具体地指明是哪一年，一种文字的衰落是个逐步渐发的过程。而且不同地区衰落的早晚也是有差别的。对现存满文档案的考察，道光朝以后档案中满文文件就明显地少了，而汉文文件占了大多数。实际上，在乾隆朝就已经出现了满族人不会讲满语、不认识满文的情况，所以一些公文不得不“俱准其用汉字拼写，庶声叙较可明晰，不致牵混”。满文的衰落，除了主要表现为满族人不认识满文外，还表现为用满文写的文件中错误较多和对满文词义了解的肤浅上。至于书写和遣词造句上的错误，在清末的满文档案中更是屡见不鲜。总之，满文在达到发展的顶点之后，开始逐渐衰落了。
满文的衰落，犹如它的产生一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满族人民进入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先进的地区，长期同广大汉族人民杂居相处，共同从事生产活动，满语满文难以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势必为汉语文所代替。这是根本的原因。尽管清朝统治者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出发竭力推行满语满文，一再告诫八旗子弟不能丢掉“国语骑射”，并作为一条政策加以施行。但事与愿违，使用满语满文的人越来越少，以至这种语言文字最终走向衰落。
历史证明，文化落后的民族在学习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时，往往是以牺牲自身为代价的。
（七）民国时期满文在呼伦贝尔的使用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公文档案形成的具体时间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之间。这批档案中，除少数文件是用蒙古文书写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用满文书写的。
为什么在满语、满文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还用满文行文呢?
首先，这同呼伦贝尔地方驻防八旗体制的继续存在有直接关系。
其次，这同清朝的公文档案制度有关。满族贵族是清代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特别强调使用“国语”、“国书”。满语、满文在清代又称“清语”、“清文”，具有崇高的地位。不仅如此，清代的公文档案制度十分严密，相关规定具体而明确，如某些官员或某些衙署行文时必须用满文而不准用汉文。清朝又特别重视公文的抄录存查，各衙署一般都要按年度将收文和发文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查阅，因而形成大量档册。汇抄档案按原件文字抄录，原件是何种文字即按何种文字抄录，一般不进行翻译。
（八）清代的满文教育
清朝==提倡文教，自清初即如此，相继成立国子监，八旗官学、宗室学、觉罗学等等。满语满文是主要课程之一，国家为办学提供大量经费，培养出众多人才。
清入关后的前百余年，满族人使用满语，同时渐渐熟悉汉语。皇帝恐满族人忘去本族语言，于是强调满语的重要性，强调“国语骑射”(或说“清语骑射”)，凡录用官员、考试，京察，入伍、承袭世职等等，都以满语为准，满语水平高的优先录用。不但录官如此，八旗兵丁挑缺补授，也考试满语。因此，旗人多努力学习满语。
清代满族人的满语学习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自入关至乾隆中期为第一期(前期)，自乾隆后期至清末为第二期(后期)。在第一期间，满人出生后即学满语，学龄入学后学习满文和汉语汉文。在第二期间，满人出生后即以学汉语为主，学龄入学后才正式学习满语，并学习汉文 。在第一期，公立学校即是以完成教学任务。至第二期，公立学校已不敷用，于是私人办学大兴。私人办学包括以下几种：(1)参领办学。一个参领办一所或数所学校，收本参领所属各佐领的幼童入学，聘请教师，由学生家长共同负担学杂费用。(2)佐领办学。一个佐领办一所学校，收本佐领内的幼童入学，延师及费用等项同参领办学。(3)私塾。在个人家中办学，与一般私塾相同。(4)家学。大户人家多有办族学者，收全族幼童入学，兼收姻亲及世交友好子弟。也有在自己家中延师以教子弟者。这四种方式并存，有力地补充了公立学校之不足，学生人数甚至超过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
那时的满语教学，还有满汉文对译。汉文课大体上与当时汉文科举考试要求的内容相似，自童蒙之学至于经史兼及诗赋。
清代正规满语教学在语音，语法、翻译等教学上采取一定的方式和方法，使用专门的教材，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清代为满语教学而编写了大量书籍，包括语音、语法，读本、词书等等。语法(包括语音)书主要有《清文备考》(戴谷，康熙六十一年)，《清文启蒙》(舞格寿平，雍正八年)，《三合便览》一书中的《清文指要》(富俊，乾隆四十五年)，《字法举一歌》(徐隆泰，光绪十一年)、《清文接字》(嵩洛峰同治五年)以及《清文虚字指南编》等书。
词书主要有《大清全书》(沈启亮，康熙二十二年)，《同文广汇全书》(阿敦等，康熙三十二年)、《满汉类书全集》(桑额，康熙四十年)、《清文汇书》(李延吉，雍正二年)，《清文总汇》(志宽等，光绪二十三年)等书。除这些词书外，特别有价值的是《清文鉴》。早在康熙十二年至四十七年就出版了《御制清文鉴》，康熙五十六年出版了《御制满蒙文鉴》，乾隆三十六年出版了《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四十五年出版了《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后来又编纂出版了《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清文鉴》这一系列辞书不但收词多，释义详确，而且为满语研究和阿尔泰语言研究提出丰富材料。主要教材是五经四书的满文译本，或满汉合壁文本。读这些书的目的是兼学满汉文和五经四书，还采用汉文古文的满译本为教材。
还有一种重要教材，就是“话条子”。话条子是塾师随编随教的教材，内容丰富至极，取材包罗甚广，语言规范化，特别是灵活多样这一优点是诸书远远不及的。
话条子就是依照片这种思路和写法编成的，多为会话体，其所读的内容密切结合当时满族人的生产和生活—切方面，可谓无所不包罗。其所读内容涉及挑缺、授职、出兵、打围、当差、学习、应试、翻译、步射骑射、农耕、建筑等等，以及交友、借贷、贺吊、戚友往来、说媒、婚嫁、祝寿、馈赠、宴席、年节祝贺等等，以及其他有关当时满族人的生产和生活的一切活动。教师在教授时，除教授语音，语法等诸书外，每年教一段话条子，以便使学生掌握活的语言，练习活的口语。
清代皇帝为使满族人不失本族语言而尽力提倡满语学习，其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在满语教学过程中，编出较高的语音和语法书以及词书、话条子等各式各样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保持保存了满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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