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覆亡百年祭：马背民族如何从彪悍到腐朽(四)
满汉之隔 除以国语骑射进行文化自保外，有清一代，统治者们还一直试图从社会空间上对满汉进行隔绝，防止满人被数十倍于己的汉人湮没浸染。顺治五年（1648年），入关不久的顺治帝发布上谕：京城汉官、汉民，原与满洲共处。近闻劫杀抢夺，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似此光景，何日清宁。此时参居杂处之所致也。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皆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
在官方话语中，防止旗人恃强凌弱、骚扰民间，是清政府最终痛下决心，实施满汉分居的诱因。现实中，满汉冲突也的确让统治者不胜其烦。进京刚刚20天，一牛录就因强奸民女而被弃市。不久，多尔衮又下旨严惩了“强买市场毁伤民间”的旗兵。就连汉官顺天巡按柳寅东也上疏建议，为避免旗人与汉民杂处而生事端，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但让清政府下决心不惜大费周章也要推进满汉分居的深层原因，显然还是为了保持满人的民族纯洁性。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比从空间上隔离，更能避免满人沾染汉人习气的了。
一纸令下，几万内城居民不得不一起迁往外城。汉人们拖儿带女，饱受迁徙之苦的情形，从汉官魏象枢的奏疏中可见一斑：南城块土，地狭人稠，今以五城之民居之，赁买者苦于无房，拆盖者苦于无地，嗟此穷民，一廛莫必，将寄妻孥于何处乎？
而内城则按照八旗编制被重新划分。正黄旗居德胜门内，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
白天，汉人可以到内城上朝、进香、做买卖，但晚上六七点钟，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便即下锁，直至夜半三更正阳门才再开一次，以便让上朝的汉官进入内城。不少到外城游宴的满人，也乘此机会回到内城中来，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倒赶城”现象。
在京城以外的许多城市，也同样存在着一个由低矮城墙隔绝开来的满城。作家李人在小说《死水微澜》中勾画了这样一幅清末川西满城的风情画：果然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在大城里，任凭你走往那条街，没有不碰见行人的，如在几条热闹街中，那里更是肩臂相摩了；而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遇见的人，也并不像大城里那般行人，除了老酸斯文人外，谁不是急急忙忙地在走？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肩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 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情的地方。但如此诗意、闲适的满城，并没有阻挡满人汉化的脚步。事实上，由于清廷不鼓励满人从事当兵以外的工作，因此封闭的内城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瓜果蔬菜、针头线脑，乃至饮用水都需要外城汉人供应。
康熙后期，内城通衢要道上商铺已鳞次栉比。雍正年间，紫禁城东华门、西华门外的饭馆、酒铺生意兴隆，值班的八旗兵丁常到此沽酒、吃肉。怕旗兵吃酒误事， 朝廷不得不下令两门外禁止卖酒。这些生意兴隆的酒肆，大都也是汉人所开。
清史研究专家刘小萌在对清代房契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由于旗人生计日蹙，把内城房产偷偷卖给汉人的现象越来越多，旗民不交产的规矩渐渐被打破。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迁移中，泾渭分明的满汉居住界限渐渐模糊。
嘉庆六年（1801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西成奏称，各省民人在内城卜居者，较之旗人已有十分之二三。自顺治初年，这场民间与官府围绕内城居住权的博弈，终于以民间完胜收场。此后清政府默许了这种满汉杂居的现实。
“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肩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 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竿，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萧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
真是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大清不亡就怪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满城里的八旗子弟平时的生活以及女人的衣着打扮。但的确是毫无生气可言啊！ 纨绔子弟，亡人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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