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眼中的满族作家（有辛亥革命旗人生活描述）
本帖最后由 fishcrystal 于 2012-1-28 12:02 编辑长井裕子]：满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学生涯
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沈阳的文化人来说，穆儒丐是无人不晓的名字。但是，现在他似乎被历史遗忘了。某个人物在某个时代得到很高的社会认知，后来却失去其价值并被遗忘的情形，并不稀奇。不过，对于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特别是研究其草创期即1910年后半期到“九·一八”事件期间文学现象的人来说，穆儒丐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目前，在东北三省已经发表的相关专业的研究志书有数种 ，可以看到很活跃的研究迹象。尽管如此，仍然极少涉及到穆儒丐。
其原由显而易见——穆儒丐1916年到1945年期间，从北京来到沈阳从事写作，一直是在日本人创办的报纸《盛京时报》 工作。和伪“满洲国”之间的关系，是他难以洗刷的历史问题。不过，穆儒丐当初到沈阳的时候，并没有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企图，他心里有的，应该只是当时社会上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他的理想，与当时东北文学的创造并非无缘分。
有助于了解穆儒丐的资料很少。现在可以找到的概括穆儒丐生平、业绩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是刊登在1944年4 月1 日发行的《艺文志》 第一卷六号中的《穆儒丐先生》.本文也是依据这一资料来探索他的足迹的。
穆儒丐，19世纪80年代前半期出生在北京西郊香山的满洲旗人家庭，原名穆都哩，后更名穆笃哩。都哩在满语中的意思是“辰”，所以也称为穆辰公，号穆六田。 少年时期，按照旗人的传统，曾在虎神学堂接受书面教育的同时，接受骑射训练。义和团运动开始后，他在短暂的休学后入知方学社继续学习。在教师的支持下，1903年穆儒丐到城内入宗室觉罗八旗学堂的前身经正书院就读。由于义和团运动的教训，清朝内部向外国学习的气氛渐渐高涨，还制订了奏定学堂章程，促进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从前一年的1300人突增到8000人次。穆儒丐这一年被选拔为国费留学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历史地理专业学习。他在学满3 年之后，又留下来学习政治和财政，留学达6 年。1911年前半年穆儒丐毕业回国，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回国后，为了进入仕途而参加考试并且考中，但是由于清朝灭亡，此路被封死。他在短期内曾从事过军官的秘书、教师等工作，也与报社有联系。
1916年春天穆儒丐来到沈阳，开始了为《盛京时报》执笔的工作。1918年1月12日 成为《盛京时报》的艺文栏目《神皋杂俎》主编，以此为中心开始创作、翻译、文艺评论、时事评论等领域广泛的文学活动，至伪“满洲国”成立后仍未中断。而我们只了解到，他在1944年已经成为康德报社的理事，对他在伪“满洲国”灭亡后的情况却一无所知。
穆儒丐的身上有作为出生在关内的文化人的历史特征。他是从关内北京来到关外沈阳的。与穆儒丐同时代，并同样是满洲旗人出身的老舍，非常热爱北京，有大量描写土生土长北京人的作品，却很难找到他特别关注自己民族故土关外地区的作品。
穆儒丐到达东北的时候，可以说那里还是文化的“沙漠”。 作为一个在北京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留学日本的文化人，只带着一只笔奔向那里，需要有很高的觉悟和很大的勇气。那么，穆儒丐为何要去关外，他又对那里寄托了什么样的理想呢？前面所提到的翠羽所著《穆儒丐先生》没能提供揭开疑团的线索。
但是，《盛京时报》却有穆儒丐两篇具有浓重自传色彩的小说作品，即《徐生自传》和《北京》。
《徐生自传》从1922年6 月27日至同年12月12日期间连载在《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栏目中，共141 期。其内容是以19世纪末到1911年辛亥革命为背景，描述了主人公徐生的自我成长过程。这部小说既是虚拟人物徐生的自传，同时也是“穆儒丐自传”，其根据是：徐生的生活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看，均与穆儒丐自身的情况相吻合。《徐生自传》的开头即值得注意：“我今日在社会上已不算极贫寒的人了，仗着我笔墨生涯，也积蓄了几个钱。衣食住三样，虽然说不到齐全二字，但是足可以温饱了。……我看那呼救无门的苦同胞，我居然在社会上浪得了一点虚名，没有坠落下去。不但我自己没想到，连旧日朋友，都以为很w奇怪的。”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穆儒丐撰写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动机。为《盛京时报》撰稿后的第五年，他开始负责《神皋杂俎》专栏，成了知名的作家。借徐生的身份他回顾了自己的人生，为树立自己的人生里程碑而写了自传。《徐生自传》还详细描述了留学日本的经历，向人们介绍了80年前日本的风土人情。这也是这部小说另一方面的意义所在。
《北京》从1923年2 月28日至同年9 月20日期间，分169 集，连载在《盛京时报》的《神皋杂俎》栏目。后来，这部小说结集成书，由盛京时报社出版发行。《北京》是以1912年至1915期间为时代背景的作品，正好与《徐生自传》衔接。小说以辛亥革命结束后的北京为舞台，主人公是《大华日报》文艺栏的记者宁伯雍，描写了他穿行于北京不同社会阶层——报社社长及其小妾、教育局官员、京剧演员、妓女和她的家族成员等人物中，以及后来他对北京的失望，从而最终离开北京。可以认为宁伯雍来自于穆儒丐的生活原型，其根据是开头部分所介绍的主人公的年龄是二十八九岁。
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走的工夫，叙叙他的家事。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在西山脚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也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的教育，陶冶的品行学问，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如今他毕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因为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并在山林里奉着他父母隐居起来。
伯雍的经历与穆儒丐的情况相当吻合。另外，伯雍对北京生活感到失望，离开北京来到沈阳，也正好是1915年末，正值袁世凯倒台的时期。这与穆儒丐1916年来到沈阳基本相当。
不能说《徐生自传》和《北京》完全没有虚构的成分。但两部小说是以穆儒丐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来撰写，并反映了他的思想。我们不妨从这一前提出发，沿着《徐生自传》和《北京》，来探索驱使穆儒丐从关内到关外的真正原因。
穆儒丐的前半生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两次大事件。义和团运动时期，穆儒丐大约十五六岁，辛亥革命时期，已经过了25岁。穆儒丐对这两次事件没有采取太积极的态度，但还是被卷入了时代大潮。而这中间还插入了对他来说影响很大的留学日本。
义和团运动时期，《徐生自传》的主人公徐生是在武备学堂15岁左右的学生。
在西山（北京西郊香山）一带，人们对义和团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但是，1899年5 月，情况急剧转变，北京城内极度混乱。《徐生自传》写道：“庚子夏天的北京，已然不能说是人间世，简直成了魔鬼世界，地狱的写真。”在西山，徐生上学的武备学堂首先遭到义和团攻击。学校被迫停课，由于破坏严重，事变后无法恢复，导致废弃。义和团掠夺和残杀民众。由于年轻力壮的旗兵应征到城内担任护卫，家中的老人及妇孺遭到残害。很多难民逃脱战火离开城区来到旗人的营地。其中一些有身份的人都成了义和团的诱饵。徐生亲眼看见一位母亲被义和团抓走，被砍死在乱刀之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义和团解散。随着应征进城旗兵的返回，西山才从恐怖中解脱出来。但是旗人的生活并没能恢复原状。原因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断了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铁杆庄稼”（朝廷俸禄）。按照当时的规定，旗人“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也不允许学习农耕、手工艺以及任何类型的技术，另外绝对不允许擅自离开旗营。”
不难想象没有收入来源、没有任何技能的旗人是何等地不安。徐生的父亲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此刻的徐生，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可是我虽有这个志愿（志向学），我的命运已入于悲惨的境遇了。境遇是很制人的。无论你怎样求学，你的命运若是不许，终归达不了目的。……无奈命运已到乖舛时代了。不容你奔走衣食。试想八口之家，家无备石，又在大乱之后，以前的收入，全停止了。我们不能不仗着力作，去博衣食。……我这时虽然没长成年，也能负重行道了。当下凑了一点资本，帮着父亲贩些食物。
徐生约半年后开了一间小商铺。荒唐的时局渐渐过去，这时候比较容易赚钱。他也渐渐失去了上进心。义和团运动给一般旗人生计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不仅使旗人走向贫困，更摧毁了他们的社会威严和地位。与穆儒丐同一时代的旗人作家老舍在未完成的自传体作品《正红旗下》中间，描写过义和团运动前后旗人的生活、习俗、气质等，其中写道：“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战争等风波之后，高鼻子洋人显得很傲慢，不仅他们开始小看皇帝和旗兵，就连开食品杂货铺的山东人和山西的贸易商也渐渐对旗人顾客很不客气。他们还把眼睛瞪的和包子一样大，嘲笑旗人吃了东西后不付钱。从此再也不肯赊帐，一块冻豆腐也要以现金结算。”19世纪末，伴随着清朝的衰退旗人也没落了，这是大势所趋。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徐生只能放弃学问，甘为一介“奸商”，内心是悲观的： “虽然生活上仍感苦痛，但是我的精神上已然尝着永远的滋味。不至终成一个只知贪利，不识道理的人。在这一个时代，本不能算是我的黄金时代，其间也看见许多龌龊的事，受了许多小人的欺侮。但是我不经由这个时期，我势必沦入下流而后已。”
1901年慈禧太后返回北京，旗人重新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穆儒丐的父亲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将他送入再次设立的学堂，从此进入北京城内的高级国立学堂“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学习。1905年，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专业学习。
《徐生自传》用较大篇幅描写了徐生留学日本的经历。身穿“红青斜纹布的地子，沿着青绒云头的大宽边”的衣服，脚穿蓝色天鹅绒“快靴”，头戴“青绒小帽”的20名留学生在三位“护送委员”的引领下，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九日从北京的正阳门乘汽车，途径天津，由海路去往日本。小说详细描写了旅途的兴奋、乘船旅行的不适、从长崎到神户时的印象，以及到达东京后紧张而忙碌的日子……向人们鲜活地展示了80年前中国留学生眼中的崭新世界。这些新鲜的体验，肯定给年轻的徐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1905年11月2 日，颁布了“清朝人入学私立学校的管理规定”即“留学生管理规定”。这是为了针对当时参与革命活动的留学生而定的，这一规定诱发了同盟会会员留学生的反抗。徐生等人当时初到东京，才开始上学，都不清楚“留学生管理规定”是怎么一回事，还不了解有些人为什么非要反对这一规定不可。但是，由于旗人身份，他们遭到了汉族留学生的敌视。“日本当局，不知是听了谁的建议，颁布几条取缔留学生的规则。这一下子，真不得了。凡是暴烈分子，一窝蜂似的，全急了。到处开会，要求取消这规则。但是日本当局，既已发表这个规则，又不愿朝令夕改，丢了威信。当时激成两不相下之势。没有几天，也不知由哪里造的谣言，硬说这取缔规定，是北京ZF授意日本，教他们这样办的。要打算取消这个规则，非推倒北京ZF，杀尽满奴不可。这些话，不管好歹，在当时总算是最流行的。崇拜孙文黄兴的人，谁不天天说两句杀满奴。嘴里头自要日日有满奴两个字，便算革命伟人。在会馆里，也可以当一名干事。……这时，留学生里面，也有三四百满洲人。他们捣言先把这些人（满洲人）杀了再说。可是到了没有杀一个人。只不过呐喊连天，穷吵嚷。但是这一来，东京的空气，已然闹得天昏地暗。留学生的秩序，完全紊乱了。学也不能上了。因为有上学的，被暴烈分子看见，不是打，便是骂。弄得人人自危，大都立脚不住。那平和自好，由正当身家的，都觉得东京是个是非之地，纷纷回国的每日不知多少人。有时在车站上，便打起架来。自命革命家，既不许人上学，又不许人回国，非随他们一同革命不可。”清朝末期以“反满兴汉”为口号的政治运动把清朝ZF当成了靶子。另一方面从非政治的角度来说，普通的汉族人与满族人之间的民族感情还相当深厚。老舍先生在他的小说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是的，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件事。并不因为他是掌柜的，也不因为他送来一对猪蹄子。因为呀，他是汉人。不错，在那年月，某些有房产的汉人宁可叫房子空着，也不肯租给满人和回民。可是，来京作生意的山东人、山西人，和一般的卖苦力吃饭的汉人，都和我们穷旗兵们谁也离不开谁，穿堂过户。某些有钱有势的满人也还看不起汉人与回民，因而对我们这样与汉人、回民来来往往也不大以为然。不管怎样吧，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谁也挡不住人民互相友好。”但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还是存在某种隔阂的。在长期共存中，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对立情感渐渐缓和或者被抹平，但并非完全消失。由统治和被统治者造成的敌对情感，像是水里的残渣物一样，一时沉淀在水底，只要再次搅动，又会浮出表面。把这种沉淀的情感搅乱的，并非是有秩序的理性的力量，而是愤慨和憎恶情绪的结果。
徐生最初曾经理亏地认为，汉族留学生恶言攻击旗人留学生，是积攒在他们心中的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的表现，不用理会汉族学生的恶语。他们被恐怖笼罩，一度到须磨附近农村暂住，虽然感到安稳，却无法抹去他们心底的不安。以后东京骚乱渐渐平息，他们返回了东京。然而——因为这次风波，留学生的数目，减去了好几成，没有从前那样车载斗量了。
但是这满汉界限，还是分的很严。北方学生，倒和我们很和气，南边学生，看见我们还是仇人一般的看待。甚至教习没上堂，便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许多什么杀却满奴、直捣“黄龙”的话。还有把我们书桌上贴的名字，用小刀把头一个字给削了去，旁边写了杀头二字。……因为他们都是很年青的，没研究过满洲人的历史，又没和满洲人结交过。他们误解满洲人都是有权利的。他们哪里知道，满洲人的不得志，抱着革命思想，也很多。不过他们不知道，总想把满洲人都杀了，就得了自由。
徐生感觉到，虽然以前从来没有重视过的旗人和汉人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情感鸿沟，而这次深刻的认识，却足以左右他今后的人生。
徐生的留学生活一开始就经历了满汉留学生的对立，这让他认识到他所处社会的动荡，以及无法挽回的旗人地位的动摇。在这种时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徐生没有考虑过像那些热血青年一样选择建立新国家的革命运动，甚至是拒绝选择。也许是由于与革命派为伍不符合他旗人的身份吧。
经过六年留学生活的多种体验，徐生终选择了一条平凡的路，即他在留学以前就注定了的、作为满洲旗人的标准道路——为清政 府效力。在体验过汉满民族间潜在的情感对立之后，选择这条道路也不容易。在自己民族处在危难之际，徐生身为旗人，这种决定是出于无奈，除此可能也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在穆儒丐看来，“辛亥那年的革命，真是很奇怪的事”。1911年4 月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当然地没有预见到清朝的灭亡。
徐生通过义和团运动、留学日本时经历的汉满留学生之间的矛盾，已然感觉到旗人权利地位的丧失，却没有预料到辛亥革命将会结束清朝统治。参加过官员考试的他只好放弃预期的目标。望着连连叹息的父亲，他安慰老人说：“人之为学，不是必得要作官的，自要社会不亡，儿子也能作点事业，孝顺你二老。”其实他此时也无法理解这变幻莫测的社会变迁。清朝灭亡，很多旗人都失去了原本设想好了的生活。以清政权为后盾的旗人瞬间转变为弱势民族。经过若干代的培养而成了享受阶层的旗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从另一角度来说，他们被从束缚手脚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不知他们自己有没有真实地感受到自由的快乐，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就够让他们烦恼了。
可能出于留学日本时经历的满汉民族的对峙体验，他不想认同民国ZF。辛亥之后，直到离开北京，穆儒丐以小说《北京》中的主人公宁伯雍的形象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伯雍在辛亥之后，曾无所事事地呆在北京西郊家中，然而家里父母年迈、弟妹幼小，不允许他过隐居生活。他曾担任过军官的秘书，很快便辞职。偶然听说昔日的同学在城内经营一家报馆，就借着旧友关系进入报社担任了文艺专栏的记者，就这样与报社结下了缘分。当时北京的报纸，是各政治派别宣传自己而办的，充满了政治色彩。宁伯雍任职的《大华日报》也不例外。《北京》中详细描述了宁伯雍的记者生涯。他出入妓院、饭馆、剧场等处，搜集材料，接触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文艺专栏的记者，本没有必要与政界来往，但有时还是要迎合时尚。他亲眼目睹了辛亥之后迅速崛起的政治家们的丑恶面目和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以及看似兴旺的妓院和梨园的幕后景象。
穆儒丐想通过宁伯雍的眼睛来揭示席卷北京的社会罪恶。作者不仅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表现出了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慨，也展现了他对北京现实抱有的复杂心情。伯雍说：你看着吧，北京完了，已过去的北京我们看不见了，它几经摧残，它的灵魂早已没有了。现在和未来的北京，不必视之为常人的世界，是魔窟、是盗薮、是淫宅，是一所惨不忍闻的地狱。：“你知道阴曹有地狱呀，这里大概就是地狱了。不过阴曹地狱专收恶人，这里却专收无告贫弱的可怜子。”
作者心中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这种极度悲观的根源与辛亥之后满洲旗人所遭受的压力和冷落有很深的关系。他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贫富差距及不平等之类的社会现象。他关注的眼前的很多贫困者，主要是那些为了生存所迫必须出卖自己一切的满洲旗人：在《北京》中沦为妓女的满洲旗人女儿的话更为可怕自辛亥革命后北京土著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女儿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当营业了。
另外，辛亥革命之后的北京旗人失去了社会尊严和经济实力。更严重的是，失去一切的他们，为了生存，沦落到了比普通市民还低下的从事低贱职业的人。
满洲人曾经是北京的主人，此刻却这样没落受难，作者凝视这一切而无法转移目光。他没有心情去了解革命后的其他情况其他观点。他绝望地感到一切再也找不回来，他离开了北京。
作者离开北京时，好像以前北京和自己从没有过任何情分那样冷淡。穆儒丐渴望找到在北京找不到的使民族起死回生的新天地。他幻想着，把满洲旗人的故乡沈阳当作理想的地方。他认为只要那里不是地狱，即使是文化的沙漠，也无所谓。
《盛京时报》是穆儒丐从1918年到1944年间进行创作活动的主要舞台。从他1918年1 月12日开始负责该报“神皋杂俎”文艺专栏以来，读者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名字。《神皋杂俎》是每日发行的文艺专栏，办到20年代前半期为止。《神皋杂俎》内容丰富，不仅有“小说”、“笔记”、“戏评”、“书评”、“品花”、“文苑”等栏目，还有“自由论坛”、“民间疏通”等由读者投稿的评论栏。“小说”栏目中主要连载原创和翻译的小说，大部分是白话文。《神皋杂俎》是没有时代、阶级之分的通俗性和娱乐性很强的专栏，反过来讲也没有一贯的主义与主张，有时引来有教养的青年人的不满。穆儒丐亲自包办了《神皋杂俎》的全部执笔工作。他的业绩可分为三大类：创作和翻译，对后辈的培养以及文艺的普及，对旧剧的振兴和改良。
在创作方面，除《徐生自传》和《北京》外，还有《梅兰芳》（连载起始时间不详，1919年4 月6 日结束，共121 集）、《香粉夜叉》（从1919年11月18日起连载至1920年4 月21日，共123 集）、《笑里啼痕录》（连载起始年月日不详，1921年2 月27日结束，共64集）、《同命鸳鸯》（1922年2 月21日至4 月30日，共60集）等长篇小说以及多篇短篇小说。《梅兰芳》以现实人物为主人公描述了他获得成功的奋斗历程以及梨园内的故事；《香粉夜叉》以沈阳为舞台，通过一对男女学生的悲惨恋情来揭示社会矛盾；《同命鸳鸯》以北京西郊的旗人营地为背景，描写了亲兄弟般共同成长的两个青年的不同命运；《笑里啼痕录》是类似小说《北京》为原型的作品，以北京的报馆为中心，揭示了大都会的种种病根。这些作品都是白话文，都体现了连载小说的风格。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东北文坛尚属罕见。翠羽曾写道：“二十年前，在满洲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少见有人创作过小说，尤其是少见有人翻译过外国名著，只有穆先生能创作，能翻译，更能在彼时纯文言势力之下，率直的以白话文来写作，而开语体文的风气之先。”根据小说《北京》的发行预告来看，穆儒丐的创作“大多关注贫民的生活，具有改造当前社会的热心”。穆儒丐写“社会小说”的真正目的在于把自己想要改造社会的热心传递给大家。“社会小说”在日本明治年代很流行。在日本，“社会小说”是指甲午战争之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产生的以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为目的的文学。穆儒丐正是明治30年代末到日本留学的，有可能受了鼎盛时期“社会小说”的影响。
在翻译方面，穆儒丐翻译发表了《情魔地狱》（从1919年4 月8 日至8 月30日，分125 集连载，原作者、书名不详），《俪西亚君主传》（自1921年3月1 日至12月29日，分338 集连载，原著为波兰作家Henryk Sien Kiewicz 的代表作〈Quo vadis 〉）。1924年译了谷崎润一郎的《麒麟》（译名相同，1 月19日至30日，分30集连载），和《金与银》（译名《艺妒》，从1 月31日至4 月8 日，分50集连载）。从这些译作可以看出，穆儒丐在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使用了日文版本。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Victor Marie Hugo 的《LesMiserables》（译名《哀史》，从1927年3 月9 日至1928年2 月21日，分322 集连载）和Dumas的《Le Comte de Monte Cristo》（译名《严窟岛伯爵》，从1929年8 月21日至1931年7 月5 日，分612 集连载）。这两部作品在明治30年代被日本的黑岩泪香以《噫，无情》和《严窟王》的译名译成日文并出版后，颇受欢迎。穆儒丐或是以日文版作品为基础，或是在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参考了日本对翻译作品的态度。可以推测，穆儒丐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受了日本明治时期文学现象的影响，模仿和参考了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学创作。
翠羽把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东北文化界，比作是文化的沙漠，并不夸张。另外，大内隆雄也曾说东北的稿费是“惊人的‘土’（大内的意思就是当时的稿费‘很低’。因为当时东北地区的文化水平不太高，写文章不太重视，所以稿费也非常低。）”，可见从经济方面来讲，培养作者和出版业的基础还不成熟。现在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1923之前发行的文艺杂志有穆木天主编的《白杨》，大连中华青年会编的《青年翼》（大连，1923年），梅佛光主编的《启明旬刊》（沈阳，1923年）新东学会编的《新东》（出版地、出版年不详）等， n都是各地爱好文学的青年人自费发行的，由于资金短缺、发行时期短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盛京时报》文艺栏“神皋杂俎”的存在是很显眼的。每期“神皋杂俎”的标题页下边都有“本栏目欢迎投稿”的字样。奖励投稿的目的在于培养新一代的写作阵营。不知是否是奖励投稿者的做法生效，从1922年11月到12月为止，奉天省第二师范学校的三名学生，陆续寄来了以幽灵鬼怪为内容的短w篇志怪小说。对于穆儒丐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从投稿者中发现了金小天。关于金小天的详细情况并没有多少资料记载，只知道他从1926年4 月5 日开始，与王冷佛共同担任了《盛京时报》新创刊的文艺副刊“紫陌”的编辑工作，做为穆儒丐的晚辈活跃在报刊领域。金小天敬仰穆儒丐，穆儒丐很早就发现了金小天的才能，对他进行了热心指导。金小天的小说《鸾凤离魂录》（从1923年11月8 日至1924年1 月18日，分58集连载），与作者姓名并排，有“儒丐阅”的字样。
对于“神皋杂俎”来说，最有效的培养后生的方案是有奖征集作品。这个方案有点类似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不是《盛京时报》的独创。但是早在1915年开始设立并长期延续下来，的确是只此一家。张文华描述了当时的文学青年是以怎样的热情来看待这个有奖征文的情况：“他们（当时的文学青年）惟一的乐趣是，一年一度的各个报纸举办的新年有奖征文活动。他们从春、夏开始便期待各个报纸的征文广告。这样的比赛不仅可以挣到钱，最主要的是非常有意思。这种活动从根源上看是活跃文坛的有效的方法。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各个报纸没有多久便停止了这项活动。新年有奖征文是由《盛京时报》最先发起，之后其它各个报纸争相效仿举办。”有奖征文最终停办的理由并不明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这个活动确实起到了培养新人和普及文艺的作用。《盛京时报》第一篇新年有奖征文的广告于1914年11月29日刊登，之后经过磨合期，从1919年开始稳定了征集的形式，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1931年. 《盛京时报》的新年有奖征文活动，是穆儒丐之前的编辑们创办的。从穆儒丐开始参与《盛京时报》工作以来，这个方案赋予了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部很大的责任，即选定征文的主题和评定入选者。穆儒丐并非每期都参与评审，但是只要参与就会有署名地写下短评和总评，说明他在众评委中享有中心地位。1922年征文的标题是《宜春里》，穆儒丐对本期征集到的作品不满意，所以自己执笔写了同名小说。宜春里，是满铁附属地内当时已经开始营业的下等妓院。穆儒丐把它看作是污染“清洁无垢的”附属地的东西，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弹劾了它的存在。 穆儒丐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有深度，同时也证实了他对有奖征文的期望。通过有奖征文的形式，发掘了许多人才。发表在《盛京时报》新年版当天的入选者名单，有的是笔名，很多人的资料都不详。1919年以《幻想》一文获得一等奖的梅奇，1924年以《结婚》获得二等奖、以《净街（戒严令）》一文而获得三等奖的王雪影是启明学会的会员。
1923年以《马辩弁（军阀军官护卫兵）》获得二等奖、以《宜春里》获得三等奖的王益知是《盛京时报》对手《新民晚报》的主编。
到了20年代后期，兴起了业余文学社团，出现了号称“投稿大将”的张露薇 ，被誉为沈阳文学界宠儿的赵鲜文等响亮的名字。1925年时罗慕华以《恐怖》一文获得二等奖。他是距离沈阳很近的辽宁省新民县文会中学的语文教师。
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东北知名左翼作家的马加。马加是受了罗慕华和他的同事——偶尔可以在“神皋杂俎”上看到他名字的王莲友的影响，才有机会接触到www新文学，开始了他作家的道路。马加在1929时获得了新诗组的二等奖，当时他还是东北大学的在校生。以上的这些人，除了马加，对其他人获奖之后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也不能由于这个原因认为《盛京时报》的新年有奖征文只是一时的梦。就像可以从罗慕华与马加的关系，以及张文华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有奖征文是20年代激发东北青年的文学野心的强心剂，也是20年代后期业余文学n社团的支柱，在普及新文学方面有着重大意义，它促进了白话文的广泛使用。
穆儒丐自己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和翻译，促进了这种文体的普及。20年代前半期的入选作品几乎都是白话文。当时整个东北文化界对白话文还是很保守的，马加在回忆中也描述了当时的气氛：“那时侯关于文体的新旧之争非常激烈。官方当然是提倡古文的阅读，无论是谁写了新文学作品都会遭到白眼，无论是谁只要是发行新文学刊物就认为是大逆不道，会被孤立起来。”穆儒丐充分利用他的文学场地，大力鼓励白话文写作，导致了普及的效果。他进行文艺普及努力的结果，是使东北文坛在接受了新文学追求的同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在创作、翻译、和培养新人的同时，穆儒丐也利用“神皋杂俎”表达了他的个性色彩。在“神皋杂俎”中“戏评”栏目只占很小的篇幅，完全由穆儒丐一人执笔，对在沈阳各剧场上演的戏剧（旧剧）、出场的情况以及表演者进行评论，刊登演员的近况，还刊登了《五种角色概说》、《票友出身名角一览表》等资料，也有围绕旧剧和梨园内部改革等内容的评论文。
穆儒丐在“神皋杂俎”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女优》。之后，写了《梅兰芳》，在《北京》中，还塑造了少年演员白牡丹，从他热衷于描写戏剧界来看，他是个戏剧通。把穆儒丐对戏剧的极度喜爱与他满洲人的身份相结合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老舍曾有以下描述：“戏曲和曲艺对于满族人的生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仅喜欢听戏，还喜欢化装后亲自上台表演。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岔曲、快书和鼓词。我的父亲当然也不例外。遗憾的是他没有经济实力组织自己的戏班子。”在老舍的作品中也屡屡出现艺人形象，可以看出他也是个戏曲曲艺爱好者。“自己化装后上台表演”的普通群众演员被称为票友，其中大多是旗人。关于这一点滨一卫《话说中国的戏剧》中有以下说明：“票友是指普通的群众演员，由于是自己花钱进行表演，所以必须是生活富裕的人。清末的旗人在温饱之余，开始学习了皮簧（即京剧）。将老师约至家中，学到几乎可以进入剧场演出的程度。由于需要长期的学习，必需要有一副好嗓子。其结果，在亲友的婚礼等宴席场合，自费组织人员和场地进行演出。把这个叫做是玩票。这个票友转为演员叫做下海。”旗人与戏剧之间的密切关系估计与自身的习惯有很大的关联。穆儒丐也是在那种空气中充满了京剧腔的环境中成长，也具备了接受京剧的天分。但是，戏剧强烈吸引穆儒丐的原因，并不只是在于他自身的兴趣。《北京》中描写了的宁伯雍被戏剧吸引的原由。宁伯雍开始只是同情有才华却生在厄运中的青年演员白牡丹，不久便通过白牡丹进入到了戏剧的世界，特别接触到了与成功相距甚远的人们，并开始喜爱他们。
此时伯雍又继言到，我们在瑶台喝了半天茶，那里是个特别的社会。很有趣的，可惜从前竟不知道。如今无意中被我发现。真不亚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
我们没有事时，正可到那里去消遣，喝茶的。除了那些乡农野老便是些唱戏的。
虽然言语举动有些粗率，我却喜欢他们都很率真。大概他们在戏界里都是够不上阶级的人，所以还没有习气，若成了名角，或者也就骄矜起来了。总而言之，那里确是一个解愁所在。以后我要拿那里作个逃避的桃源。
估计穆儒丐有与宁伯雍相同的个人体验。他了解到了像白牡丹这样的虽身居人下的恶劣环境，仍然保持纯洁心灵演员们的内心,才与戏剧有了很深的关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受压迫的演员，原来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失去收入的满洲旗人。
《满族现代文艺家艺术家传略》中记载了辛亥后的旗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满族人的这一艺术习尚，不但没有因为清朝的灭亡而中衰，反倒在‘铁杆庄稼’撤掉以后，派上了大用场。在他们挣脱了八旗制度的捆绑，同时也断绝了先前那固定的经济来源之际，变当初的艺术爱好为日后的谋生手段，便是他们面前摆着的一条可行之路了。”辛亥革命之后，戏剧变为旗人的谋生手段，出现有了辉煌业绩的演员，但是其背后更多的是贫困艺人。穆儒丐正视他的民族落入生死深渊之后好不容易找到的唯一的可以生存的途径。从穆儒丐发表在“戏评”的众多文章中，可以散落地看到控诉戏剧界体制的内容。特别是在《梨园大须改良》一文中，他激烈地批评了戏剧界内部丛生的恶习，写出老板的野蛮和梨园的封闭性，认为这是“我们社会污浊的一面”。
穆儒丐当时也很重视伴随新剧的蓬勃而出现的旧剧，对于否定旧剧存在的论调他发表了长篇文章《新剧与旧剧》，进行了评论。他特别对胡适关于旧剧改良的文章进行了反驳，认为新剧与旧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而形成了具有不同性质和价值的东西。他主张旧剧不应该随着新剧的诞生而消亡，应该共存。
穆儒丐想要保护旧剧的目的，并不是从保护传统的角度考虑，而是考虑到艺人的生计，“近年来进入这个世界”的贫民都是辛亥革命之后沦落的满洲旗人。穆儒丐利用“戏评”栏目，支持着那些与悲惨命运相抗争、在戏剧世界中找到活路，并想要重新找回民族威严的旗人的希望和热情。
作为东北文学草创时期的1910年前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穆儒丐的功绩可以用金小天的话来总结：“短暂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指穆儒丐）连一年、一月、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不停地执笔创作。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是捡了便宜。同时他在发展和开拓满洲文坛和读者园地方面功不可没。”穆儒丐的存在，不仅仅说明了东北也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有着为普及和发展新文学而努力的文学从业者。支撑穆儒丐保持旺盛写作精力的，是他固有的心肠——即关怀被冷落的旗人的命运，并鼓励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感情。
穆儒丐的人生赶上了中国大变动的时期。其结果是他的民族从统治者变为政治上的劣势民族。穆儒丐不仅仅关注满族在政治权利上的得失，民族在精神上的堕落和凄惨的境遇是让他更加难于接受的现实。穆儒丐对民族的没落没有绝望。
他曾说“北京是地狱”，仅仅是说说而已么？穆儒丐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也下了要与命运抗衡的决心。穆儒丐的人生轨迹，就是与堕落的旗人的命运相抗争。
同时，被他的信念所支撑的，是文化方面的雄心——他，参与开辟了东北现代文学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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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东北现代文学史料》（东北三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东北文学研究辑刊》（哈尔滨业余文学院主编），《东北文学研究史料》（哈尔滨文学院主编），《沈阳文学艺术资料》（沈阳市文联地方办公室主编）等。
穆儒丐虽然是满族，但是在近几年出版的《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关纪新编，1987年6 月，辽宁人民出版社）中未被收录。
《盛京时报》1906年10月18日在沈阳创刊，1945年8 月16日停刊。本论文使用的是《盛京时报》的影印本（盛京时报影印组影印出版）。本项主要参考了郁其文的《近、现代沈阳报纸简介》（《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1983年6 月），林穆的《伪满时期的新闻统治》（同前）。另外，外交部外交资料馆中藏有关于《盛京时报》财政援助方面的资料（1-3-1-1-21）。
《艺文志》于1943年11月1 日创刊，赵孟原主编，艺文书房出版，满洲书籍公司发行。关于翠羽没有详细资料。
从《艺文志》第十二期（1944年11月1 日发行）的预告中可以找到穆儒丐的《六十自述》，但是我没有找到本期刊物。
根据《中华民国留日人员名单调查》（兴亚院调查资料第九号，1940年10月）的记载，1911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毕业的学生中有位叫“穆都哩”的学生。另外同校1908年的清朝留学生名单中也有此人。穆儒丐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以后，于1908年完成了初期的学业。以后他还上同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继续学习（その後同大学専門部政治経済科に進み），毕业归国却是在1911年。
实藤启秀（SANETOU KEISYUU ）《增补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黑潮出版，1970年10月）。
穆儒丐《悼张兴周君》（《盛京时报》〈神皋杂俎〉，1924年5 月27日）中有“丙辰（1916年）之春，穆儒丐载笔来沈阳”。
穆儒丐1918年度还没有到《盛京时报》工作。根据是金小天为纪念《神皋杂俎》创刊三十周年而作的《从今天向回追想》（1936年10月18日登载）中的记载。
老舍于1899年生于北京贫困的满族家庭。
翠羽的《穆儒丐先生》。
《徐生自传》（“神皋杂俎”，1922年6 月27日）。
1923 年10月9 日的“神皋杂俎”上登载了盛京时报社营业部的出版预告，实际出版年月不详。
小关信行《五四时期的报界》（《五四运动的研究》第三函，1985年1 月，同朋舍）。
《北京》（“神皋杂俎”，1923年2 月28日）。
《徐生自传》（“神皋杂俎”1922年7 月7 日）
《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请参照注2 ）。
《徐生自传》（“神皋杂俎”，1922年7 月23日）。
连载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至第5 期。
《正红旗下》第二章（《老舍文集》第七卷，202 页。）
《徐生自传》（“神皋杂俎”，1922年7 月25日）。
《徐生自传》中记载，当时总共只有50人参加了留学考试，他觉得人数很少。大概是对远渡重洋的担心，挫伤了他们的欲望。这一年本校的两名学生曾赴美国留学。
《徐生自传》（“神皋杂俎”，1922年9 月13日）。
《徐生自传》（“神皋杂俎”，1922年9 月20日）。
《徐生自传》（“神皋杂俎”，1922年12月12日）。
老舍在《正红旗下》的第三章中对无法自由选择职业的旗人的生活有以下描写：“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准随便离开本旗，随便出京；尽管可以去学手艺，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他应该去当兵，骑马射箭，保卫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而旗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吃上钱粮，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这样，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
小关信行论文的第一章第一节《五四前夕的中国报界》，参照注14.
《北京》（“神皋杂俎”，1923年5 月4日）。
《北京》（“神皋杂俎”，1923年6 月13日）。
《北京》（“神皋杂俎”，1923年6 月7日）。
这里列举的很多连载小说的起始和结束日期都不详，这是由于现在已经无法找到1918年和1920年时的部分《盛京时报》。
关于内容由于有着和前一个注解同样的理由，所以无发推测。
翠羽《穆儒丐先生》。
原作者是德国人。
《严窟王》于明治34年3 月18日至6 月14日之间连载在《万朝报》，《噫。无情》于明治35年10月8 日至第二年8 月22日期间连载于同一报纸。
大内隆雄，原名山口慎一，1906年生于日本福冈县柳河町。1929年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进入满铁总部工作。曾担任满洲映书文艺科长，满洲杂志社编辑主任，满洲国编辑馆馆长等，一直在东北从事文艺活动。有多部关于“满洲国”文艺方面的评论，也翻译过中国的文艺作品。
大内隆雄《十年回想》（《新天地》1922年第9 期、大连新天地出版社）。
主要参考文献如下：张文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奉天文艺》（《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一辑，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1980年3 月），大内隆雄《满洲文学二十年》（同上），千里草《东北现代文学史初步调查综述》（同上），黄玄《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一）》，（《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四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1982年3 月），杨志和《东北文艺大事纪要（1919—1949年）》（《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八辑、1984年），辛武整理《马加同志谈〈九一八〉前沈阳的文艺发展情况》（《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五辑、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1982年8 月），黄玄《东北沦陷期沈阳文学志略》（《沈阳文学艺术资料》参照注1 ）。
1922 年创刊。
《紫陌》是每周星期一发行的文艺副刊，除了金小天以外，王冷佛也担任编辑工作。以广泛的人文科学内容为对象，除文学以外还登载与论理学、教育、艺术等相关的论文。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五号（1921年5 月）登载了以《小说月报第一次特别征文》为标题的有奖征文广告。
参照注38 . 新年有奖征文广告每年十一月初发布，入选者的名单将于元旦公布在报纸上，作品也会在当日刊登。
穆儒丐《鸣呼宜春里》（《盛京时报》评论版、1922年8 月24日）。
张文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奉天文艺》，参照注38 . 赵鲜文的出生年月不详。从沈阳市三中毕业后进入东北大学。注38中的张文华曾写到“张文华、马加等人想要创办文艺杂志的时候，赵鲜文也想参加，但是由于他的举动和服饰‘完全和女人一样，大家都不喜欢他’，所以他没有参加，但是也写出了《昭陵红叶》这样的非常优秀的作品，是当时”值得注意“的作家”。九一八事变后他继续留在东北，担任《东北商工日报》副刊的主编到三十年代前半期，之后的情况不详。
马加1910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5年进入基督教文会中学，接触到新文学。1928年进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处于对国内外文学的兴趣，与张露薇等人创办了文学杂志《北国》。九一八之后前往北京。关于这一点在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中有详细的描写。1935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进行创作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游击队。之后转至延安，在战地文工团工作。1946年参加了佳木斯的土地改革斗争。20世纪50年代后担任东北作家协会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
以《笳声》一文获得二等奖的白晓光是马加的笔名。
辛武整理《马加同志谈“九一八”前沈阳的文艺发展情况》。参照注38。
金小天《从今天向回追想》，参照注9. 老舍《正红旗下》（《老舍文集》第七卷189 页。
弘文堂书房，1944年3 月出版。
《话说中国的戏剧》159 页。
《北京》（“神皋杂俎”、1923年3 月20日）。
参照注17 . 《盛京时报》1922年6 月16日。
《新剧与旧剧》分十五期连载于“神皋杂俎”。
胡适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关于改良旧剧的论文。在代表论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五卷四号、1918年10月15日）中批判当时的旧剧是“俗剧”、“遗物”，主张从方法、形式、思想上加入西洋近代剧的元素，进行改良。
金小天《从今天向回追想》，参照注9。
（本论文是《民国初期文化与社会》共同研究班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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