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之忧
高清版北京晚报2012年3月3日关于满文报道！http://bjwb.bjd.com.cn/html/2012-03/03/node_17.htm
拯救满文
王金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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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的金宝森是北京满文书院的创办者，回想往事，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北京晚报》一直在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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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风情”餐厅的女服务员会说锡伯语，索伦珠满语文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德克锦（左）经常带领学员们来这里一边用餐、一边用满文交流。
封面故事尽管现在电视荧屏上清宫戏泛滥，但是戏中能用满语对白的几乎没有。在专家们的眼中，这门清朝时的“国语”已经随着朝代更迭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眼下，全世界能够流畅说满语、写满文的研究专家加起来不超过30个，但全球目前还有300多万件用满文撰写的档案亟待解密，很多专家对此十分担忧。可喜的是，就在很多人以为满语这门口语基本上已经消亡的时候，民间的许多满语爱好者却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尽管他们学习的目的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希望这门语言能够流传下去。 去年11月份，吴元丰第二次来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三家子村，他发现，这个村子里的满语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1956年出生的吴元丰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处长、研究馆员，他是受文化部的委托，前往三家子等村调研满语的情况。“村里现在能够跟我直接对话的老人也就四五个，能日常对话的也就十几个人。”三家子村被认为是中国满语的“活化石”村，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村里有不少老人还在生活中使用满语。为了保护三家子村满语的使用，当地政府在村里成立了满语学校，有两名老师负责教学，另外，还有一间教室内全部摆放着电脑，用于满语教学和考试，“我没有听他们上课，怕影响他们，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教材，是复印的，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吴元丰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三家子村，第一次来是在1979年，那时，他已经在北京学习满文4年，自认为学到了不少东西，班上有一男一女两名同学来自三家子村，于是他特意前往取经。“那次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当时就住在村子里，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基本上都能用满语交流，语言保存得还好。”据有人讲，1979年，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能够使用满语的70多岁的老人有七八个，去年吴元丰去后发现，还能使用满语文的老人只剩下一位。最让他感到担心的是，满语语法结构还在汉化，“就是说，单词还是满文的，但是语法结构在跟汉语接近。”吴元丰有点伤感地说：“如果以20到30年为一代人的话，再过三代人，估计满语就彻底没了。再乐观一点，百年之内，满语将不复存在。” 这个观点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所长赵志强相接近，他认为，满语的式微其实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有了预感，康熙年间，康熙组织全国力量编撰的《御制清文鉴》的学术质量非常之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得过。”康熙在下令编撰这本满文工具书的时候，特意嘱咐编撰者别着急，“要考虑到今后的子孙们或许不再说满语。”康乾时期被认为是满文的巅峰，而巅峰也意味着走下坡路的开始，当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以后的清政府一度想恢复满语的繁荣，但随着汉化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光绪也没有实现。”目前，国内说满语的一大群体是新疆的锡伯族。锡伯族曾是满族的一个分支，1764年清政府平定了新疆准噶尔后，为了充实西北边防，将东北一千多名锡伯族官兵及三千多名随军家属，从盛京（今沈阳）迁往新疆伊犁河南岸防守。新疆的锡伯人由于集中聚居，以及其他环境、管理体制等特殊原因，所以较好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吴元丰跟赵志强是同学，1975年，周恩来指示由故宫明清档案部开设“满语班”时，特意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挑选了三男三女，两人就是这次被选上的。在吴元丰看来，那是学习满语的黄金时期，除了每月有30多元工资。当时的师资力量很强大，刘景宪、关孝廉、屈六生等满文专家任老师，全封闭式学习，没有寒暑假。上课地点也非常特殊，选在故宫内阁大堂的西配殿举行，“那可是清代大学士工作的地方。”1976年明清档案从故宫东华门内搬到西华门内时，这些学生就参与了资料人力搬运。即便是“文革”，学生们也没有中断过学习，“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有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参加过唯一一次游行活动，其余时间我们都在学习。”赵志强说。毕业后，吴元丰分配到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当时部里有30名同事，满文人才达到了历史巅峰。“现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百余人，其中满文人才只有18人。”吴元丰说。如果说满语在民间的流失是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专业满文人才的凋敝则让吴元丰深感现实的压力。“在未来的四五年内，满文处将有八九个专家要退休，人才的储备出现了断档。”据初步统计，光是封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用满文记录的档案就有200多万件，加上遗散在世界各地的档案，共有300多万件满文档案，这些档案中的很多内容都没有用汉文记载过。吴元丰拿出计算器演示给记者看，以一件档案500字计，就算目前部里有20人，每人按每年20万字的翻译量，大概需要200年的时间。“按理说，满文处的工作主要是对满文档案进行整理和编目，翻译不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现在很多学者并不会满文，这些工作只好由我们来做。”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开设的“满文文史班”在全国招收了15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有8人留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工作，算是给满文档案工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但吴元丰说，仅仅懂得满文，还不能说就能胜任满文处的工作，“语言只是工具，还得懂得典章、历史等知识，本科毕业生要经过5年的培训和锻炼才能知道能否胜任今后的工作。”吴元丰强调，对于清史研究者来说，“懂汉文，只是一条胳膊，再加上懂满文，就相当于有两条胳膊，”拥有的史料更加全面详实，“我觉得，国家培养满文人才，最好要有特殊的政策，着重从满文档案工作的角度来培养，比如，英语的能力就不要太讲究，英语呱呱叫在档案工作中作用不大。”1975年时的培训政策很合乎对满文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这种特殊时期的招生政策已不可复制。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处已经成为公务员编制，很多政策上的牵制不可避免。幸运的是，这两年国家已经在考虑满文档案工作的特殊性，在政策上有所倾斜，“这有助于满文人才的培养。”吴元丰说。值得庆幸的是，吴元丰的出生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目前还有将近2万锡伯族人在使用锡伯语，经考证，锡伯文和满文相似度在95%左右，口语相似度在90%左右。从东北迁居新疆200多年，相对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使得他们的语言文字得以较好地传承下来。吴元丰说，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小学生也开始普遍用汉语教学，锡伯文只是从小学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据他观察，以前人口集中的锡伯族居住地街上，到处都能听到穿民族服装的老人在用锡伯语聊天，“现在这样的情景很少能见到。”“现在我一接到老家年轻人打来的电话，发现他们第一句就是汉语的‘你好’，这时，我就会马上纠正，别跟我说汉语，跟我说锡伯语，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好锡伯语，让这门语言流传的时间长一点。”吴元丰说。
北京满文书院 办了15年的“大师班”
王金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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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很多门楼上都刻有汉字和满文。
1985年3月3日，对于今年81岁的金宝森先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由他创办的北京满文书院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的地点选在了米市大街青年会的礼堂，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的任世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等都参加了开幕典礼，后者还成为了满文书院名誉院长，老舍夫人胡絜青题写了校牌。
新中国第一届满文班学员王庆丰先生和被誉为“关内最后一名懂满语”的爱新觉罗·瀛生担任授课老师。
“当时的招生广告就是你们《北京晚报》给发的一条新闻，原来我们只想办一个班，结果报名的人数多达200名。”谈起这些往事，金宝森先生感激地说：“你们晚报一直在支持我。”
在书院创办之前，金宝森就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办学的目的是培养满文人才，而不是满语人才。在他眼中，抢救满文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出能够研究浩如烟海满文档案的人才，“历史上很多涉及边疆问题的档案都是用满文记录的，文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遗留，应该抢救它。”
对于作为口头语的满语，则没有被列入学习内容中。他解释，在全国13亿人口中，基数1000万的满族人口太少，说满语没必要，“就好像三个人在聊天，其中两个人会满语，当着第三人的面，有必要说满语吗？”
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北京满文书院后来还办了研究生班，由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屈六生担任老师，研究生班毕业后，还发给毕业证书。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吴宗泽就是满文书院的学生，金宝森还记得一个细节：有一次，他提前来到教室，发现教室里只有一名学生在埋头苦读，一口凉水就着一口面包，心无旁骛。原来吴老师是从天津出差回来，一下汽车就来教室学习。
在清华大学80周年的校庆上，吴宗泽老师还发表过一篇用满文写的论文，内容是“清朝的火炮研究”。
此外，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副研究员春花、台湾国光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甘德星、航天工程师洪万利等都在满文书院学过满文。
对于这些学员的学习目的，金宝森总结为四种：第一是懂得满文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有志于满文事业；其次是工作中需要，学了满文能够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第三是从满族的民族感情出发者；第四是希望通过学习满文找到工作。
由于资金等原因，2000年满文书院停办，回忆15年的办学经历，最让金宝森骄傲的是强大的师资力量，“不客气地说，就连当时的北大清华也都没有这样强的师资力量，基本上国内满文界的权威都在我这里上过课。”
学院还出了正式铅印的教材，拍摄了教学用的录像带，“中央民族大学需要教材的时候，还专门问我来要。”说起这些往事，老爷子津津乐道。 J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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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历史汉文档案没记载
王金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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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制清文鉴》文本，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内府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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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史研究来说，解密满文档案意义重大。因为清朝早期，政府的重要公文均使用满文，康雍年间才逐渐杂用汉文。清朝早期很多历史事件，都是用满文记载，相应的汉文档案却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满文档案无疑是一个历史富矿。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强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俄关系中，满文史料的解密，成了当时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其中涉及中俄的边界问题，可以追溯到雅克萨战争和中俄《尼布楚条约》。其中《尼布楚条约》有俄文、拉丁文、满文版本，就是没有汉文，大量的奏折、上谕都是用满文写的。这在清朝的档案中专门形成了一档案，就叫“俄罗斯档”，当时外交部跟苏联谈判的时候，需要这些档案，因此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的很多专家包括赵志强在内都参加了翻译，直接为外交部服务。“我记得当时外交部的人员每一两天就过来把我们翻译的成果带走，这对于两国的外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民族来说也是一件大事。”
赵志强介绍，满文对文学研究也起过积极的作用，比如在《红楼梦》研究中，有很多地方无法解释清楚，“红学家”们见仁见智，后来通过满文解密后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解释清楚了一系列大家存疑的问题，在红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些满文是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关孝廉先生翻译的，张书才先生利用这些史料写了相关的文章，让他在红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可以说，满学研究促进了‘红学’研究。”
近年来，海内外学界非常关注清史，“新清史”应运而生，“新清史”的观点是站在满族人的立场上，充分利用满文的史料，加以研究。赵志强认为，满文档案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产物，是在解决各种公务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可信性非常强。“在这一点上，我比较佩服新清史中一些学者的观点。从满人的角度，用满文解读历史，这有一定的道理和可取之处。”
海峡对岸的台湾对于满文研究也有很多独到之处，当年国民党战败溃退时，将很多《满文老档》带到台湾，1969年台湾把满族人入关以前通过满文记载的档册一共出版了10大本，叫《旧满洲档》，这个档案出版后，促进了海内外的清史、满学研究。这是满族人入关以前用老满文、新满文以及从老满文过渡到新满文时期用文字记载的珍贵史料，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原因，特别是台湾那边操作的师傅们不懂满文，只是光顾着版面的整洁，在修版的时候，将满文中的一些“点的符号”误认为是污点，给抹了；有些地方明明是污点，却认为是“点”，给加重了，造成了一些错误。
“所以200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重新影印了一次，叫《满文原档》，这个开本就非常大方，技术质量非常高。目前在清史满学界，利用满文老档案研究清史、满学的最好用这个本子。这也是满学界近年来的一件大事。”
大陆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曾经组织人力将乾隆时期抄录的史料翻译出版，叫《满文老档》，分为上下两册。还出版有《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继《满文老档》后的又一力作。
赵志强表示，现在清史研究都很注重满文档案，这跟原来的不太一样。以往研究中很多人不懂满文，即便懂满文，也很难看到满文档案，受史料的限制非常明显。现在不一样，有大量的史料已整理翻译出版，有些更是影印出版，“这是以往研究清史的学者可望而不可即的。”
近年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大陆的满文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赵志强也很自信，“国内的满文研究并不比国外的晚，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并不比国外研究的差，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于海外的研究成果。”
他说，重量级的成果都在国内，比如像康熙时期的《御制清文鉴》以及由此延续的各种清文鉴在学术质量上都非常高，现在海内外的各种满文辞书都没有超过这些书的质量，“因为当时的满人对于满文还非常熟悉，加上这是一种国家行为，皇上在那里掏银子呢！特别是《御制清文鉴》，当时康熙就说了，他不担心当时的满族人不会说满语，他考虑的是后世的满族子孙或许会忘掉满语文，所以着手编一本书，当时连书名都没有定下来，还特意嘱咐编撰人员，别着急，好好地编。结果这本书一编就是35年才完成，这是一本很好的满文工具书。” J166
对话
满语消亡不可避免
记者：你认为满语会消亡吗？
赵志强：我觉得一些语言的消亡可能是大势所趋，特别是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在中国，大家都把汉语作为一种通用的交际工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满语、锡伯语逐渐地走向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中间过程到底需要多少年？这个值得探讨，我1999年曾经说过，满语已经成为历史语言，锡伯语大概还能存在50年，后来我觉得有些绝对，从目前来看，满语在很少地方的部分人群中也在使用，所以还不能说满语已经成为历史语言。
锡伯语的情况有所改变，很多学者和当地的老百姓已经认识到重要性，正在加强保护，锡伯语也已经被列入到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锡伯语也许会延长得更长一些。
记者：如何更好地保护满语和满文？
赵志强：希望满语能够得到传承，目的不是恢复满语的交际功能，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所保留。关键是要充分挖掘满语本身的文化内涵，把满语作为一种工具，学好满文，利用好现有的大量满文档案，在满学、清史和其他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满文的价值不在于本身，主要是清朝给我们遗留下大量的满文档案以及现在图书馆、博物馆甚至是社会上遗留的很多碑刻、家谱、契约、文书等，这些史料对于学术研究也有很重要的价值。
我在1997年经过努力，朝阳区将满语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已经报到北京市申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还没有批下来。今年我的主要目标是把满文申报为“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
（赵志强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 J166
参考
满文发展历程
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使用了30余年。
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令达海对这种文字加以改进。改进后的满文有了比较完善的字母体系和拼写法，具有区别于蒙古文字母的明显特征。俗称有圈点满文。
清太祖、太宗二朝，形成大量满文档案，后世称“满文老档”。现存老档记事起自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止于1636年（清崇德元年），共180册，按年月编排，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军国大政、文化风俗、民族关系，它是满族早期历史的最原始记录。
1650年（顺治七年）清世祖将满文《三国演义》颁赐满洲诸王以下、八旗甲喇章京（参领）以上，当做兵书阅览。
1673年（康熙十二年），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洲旗人傅达礼等人，奉康熙帝意旨，集35年功力，完成《御制清文鉴》，全书共280类，12000余条，是清朝官修满文辞书的第一部鸿篇巨制。到乾隆末年,先后出版了《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满汉两体）、《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
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参照汉文篆书创制了一种满文篆字，共有32种字体，依笔画的特征命名，如缨络篆、龙书等。
清朝前期，政府的重要公文均使用满文，康雍年间逐渐杂用汉文。乾嘉以后，在军机处、内务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逐渐占据优势。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加速了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满文档案解开冲绳历史
吴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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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养心殿”汉满文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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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满文为御批：知道了，恕尔等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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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前的一天，位于故宫西华门内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同事们一如往常在埋首工作，寂静中电话铃响起，时任馆长的徐艺圃先生叫我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及至见面，他对我讲：我馆已与日本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合作召开过两届学术研讨会，不少学者十分关注清朝与琉球如何建立关系的问题，希望你根据满文档案研究这一问题。那时，我在档案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已经20年了，还未曾特意去了解过内容涉及中琉关系的档案，因此乍听之下觉得十分新鲜好奇，且感到非常有挑战性，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经过查阅馆藏满文档案，从中发现了21件关于中琉关系的档案，起止时间为顺治四年至康熙三十二年（1647－1693），其中18件为纯满文，3件为满汉文合璧，主要反映琉球国王舅马宗毅出使来华，清朝遣使到琉球国册封尚质为王，琉球国遣使纳贡，清朝赏赐琉球国王及来华使节等方面的情况。经与清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清实录》和琉球官修编年体公文汇编《历代宝案》核对发现，除5件档案内容在《清实录》和《历代宝案》中有记载外，其余16件档案内容在《清实录》和《历代宝案》中都不见记载。这说明，这一部分满文档案具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是比较稀缺罕见的研究清初中琉关系史的原始资料。
现在的日本冲绳县是历史上的琉球王国，从明洪武年间开始，中琉两国就建立了以“封贡”为核心内容的交往关系，并伴随有货物贸易、文化交流、海难救助等活动。十七世纪中叶，即明清政权交替之际，中琉两国的交往关系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当时的状况是，清入关定都北京后，明朝官僚绅士在江南纷纷拥立亡明皇室后裔建立“南明政权”，与清朝进行抵抗。在这一时期，琉球国一直没有与清朝联系，而是与“南明政权”保持着交往关系，后经清朝的多方努力和要求，才建立了交往关系，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那么，清朝和琉球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正式的交往关系的呢，这一历史之谜已然成为困扰学界的问题之一。
当时，令历史学界疑惑不解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顺治十年（1653）琉球国首次正式派往清廷的请封使臣国舅马宗毅为何长期滞留福建，他究竟病故于何时何处？二为琉球国首次正式派遣请封使臣后，清朝为何长期没有派遣册封使臣，首次册封琉球国王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年？经特意查找发现的满文档案，则完全可以解析这两个问题。根据档案，我们首先可以复原这样一个场景，顺治十一年（1654）初，马宗毅抵达北京，清朝以礼相待，进行优厚赏赐，准备派遣册封使。七月，以张学礼、王垓分别为正副册封使，与马宗毅一起派往琉球。马宗毅一行到达福建后，因郑成功活动频繁，海道受阻，一直无法乘船渡海。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无奈撤回册封使，而次年的六月二十二日，马宗毅则在福建病故。其次一个场景是，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郑成功退守台湾后海道畅通，清朝仍派遣张学礼、王垓为正副册封使前往琉球，次年7月到达目的地并举行了册封国王尚质典礼。清朝考虑到对琉球首次所派请封使使命的尊重和保持两国间的信誉，在此次册封使带去颁给国王尚质的诏书上落款时间，照用了第一次颁诏册封的顺治十一年（1654）七月，而未用第二次派遣册封使时的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既清楚了清初中琉两国建立相互交往关系的全过程，也帮助了深入研究明清交替之际中琉两国交往关系史。
最终，根据满文档案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史料，写成了拙著《清初册封琉球国王尚质始末》一文，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初中琉两国关系得以重建的过程及其原因，并于1995年8月参加了在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召开的“第三届琉球与中国交涉学术研讨会”，这篇论文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比较有趣的是，会上有位学者提问，清朝赏给琉球使者的“表里银”是否是按里程计算的“路费”？在满文档案内“表里银”叫“tuku doko i menggun ”，“tuku”意为表面，“doko”意为里面，“menggun”意为银两，是指制作衣服里外所用布料的价银。汉文一词多义，有时颇让人费解，满文的情况则不同，虽有一词多义的情况，但词义较直白，容易使人理解。换句话讲，借助满文还可以准确释读比较费解的汉文史料。
今天在此通过满文档案揭开清初中琉两国如何建立交往关系之谜这一事例，足见清代满文档案对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 J166
对话
很多清朝核心事件
都是用满文来记载
记者：清朝档案中，哪些史料只是用满文记载的？
吴元丰：清代入关前的资料基本上都是满文，想研究入关前满族的历史，或者满族周边地区的历史，离不开满文。这些史料当时完全是用满文写的，都来自《满文老档》。研究清前史，《满文老档》是唯一的权威性档案史料，这部编年体档案汇编辑录了满族入关前的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活动。
还有康熙年间的雅克萨战争后，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文本也是用满文书写的。康熙收复台湾，在满文档案中也有记载，包括对郑成功的研究，我们档案馆翻译出了将近50万字左右的史料，反映了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的情况。
记者：据您所知，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大事件是用满文记载的？
吴元丰：还有西藏历史，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来到北京，这是西藏宗教领袖首次进京，他来的第二年清政府给了他“达赖喇嘛”的封号。康熙五十二年，清政府又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从而确立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到现在还沿用“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这些历史都记载在满文上。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东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在满文档案上有记载，能说明很多历史问题。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给乾隆皇帝祝寿，在承德和北京特建庙宇接待，指定把五世达赖曾经住过的西黄寺作为他的驻锡之所，六世班禅的进京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最后六世班禅圆寂在北京，乾隆帝特派大臣护送班禅灵柩回藏。
在1840年以前，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满文档案中有所反映，特别是涉及东部、北部、西部的民族边疆问题，在满文档案中有不少记载。另外包括锡伯族的西迁，走了什么样的路线，去了多少人，都是在满文档案中有记载的。 J166
（吴元丰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处处长、研究馆员） 本版摄影安旭东 J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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