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从满族底层走出来的革命家
图片说明:关向应关向应,从满族底层走出来的革命家（1） ◆余音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来，身在前线的贺龙放声大哭，并在《晋绥日报》上发表《哭向应》，表达了哀悼之情。 在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关向应革命的一生，毛泽东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称其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 贺龙，人称“贺胡子”，为人坦诚，性格刚烈，爱憎分明，脾气有些大。能够与“贺胡子”处得来、处得好的人不一般，不是神人，也是能人。关向应生前是大连乃至东北籍中最高级别的中共干部，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他从1924年离开大连，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但生前死后，他与大连的情缘从未中断，向应街道、向应小学、向应广场、关向应纪念馆等星罗棋布，大连人都为家乡出了个关向应而自豪！ 一 关向应的家在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今金州新区向应街道），坐北向南，硬山式草房三间，碎石头垒就墙壁。西屋土坑上摆着一张小炕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是他少年生活、学习的地方。东屋是他的居室，室内狭小，光线黯淡，唯一的豪华用品，就是一座老式座钟。东窗前，老槐树下面，有一盘石磨，磨牙已磨得粗钝，看来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传家宝。 关向应是满族。而清朝时，满族拥有许多特权，其中，男孩一出生，政府每月就发给2两银子，一年24两，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当时的人们把这一俸禄称为“铁杆庄稼”，意思就是旱涝保收，一辈子有吃有穿。关向应是1902年9月10日生，那个时候，清廷还在苟延残喘，因为政治腐败，官吏无能，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割地赔款，已经无力按时发放津贴，再厚的家底也经受不住坐吃山空。满族也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底层家庭经济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据同村知情人介绍，关向应的故居是按照原先样式重建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家比现在还要残破。可以说，他的家与周围的乡亲们相比，只算差不算好。 生儿为喜，所以，关向应学名关致祥，小名就叫喜麟子。 关向应上有慈祥的奶奶，下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原来是一个织布匠，肩上承担着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劳累可想而知。忙时，他就扛着织布机外出，帮人家织布；闲时，他就在自家的几亩薄田里干活。由于日本人打赢了日俄战争，大连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商品倾销大连。日本布是机器制造，成本低、质量好、价格便宜，城乡热销，中国土布难以匹敌，大连地区农村的织布业很快就破产了。他的父亲因此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难糊口。关向应10岁那年，父母送他上了私塾，本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可是，他天资聪慧，成绩优异，读书之余，还不耽误帮助家里放猪赶羊。所以，父母忍饥挨饿，一路供养，上了私塾之后，又上了亮甲店第二蒙学堂、普兰店公学堂，成为全屯有名的读书人。 1922年3月，关向应从大连伏见台公学堂商业科毕业。不久，就进了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在账房做事，认识的人渐渐增多，眼界渐渐打开。业余时间，他常去中华三一学校，请石三一老师补习文化。当时，共产党员李震瀛与陈为人一道来大连考察工人运动，认识了《泰东日报》记者刘 躬，刘 躬邀请他俩参观了妻子石三一创办的三一学校，进而认识了关向应。“他们给关向应的帮助和教育，也是先由生活环境、家庭景况、职业前途，渐进到社会现象而时事政局。关向应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局面和社会现象是很有感慨的”。李震瀛曾对后来担任过中共大连党特支第一任书记的杨志云说：“是同志不是同志见面一谈话就能看出来，如关致祥一见面谈话就认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24年，关向应已经22周岁。那个时候，男的18岁成家是普遍现象，而满族男子成家会更早一些。因为，满族有个风俗，就是喜欢娶年龄大的女子做儿媳妇。道理也很简单，婆家娶进了大姑娘，既可以多一个劳动力，还可以早日生儿育女，早日享受清廷的“铁杆庄稼”。所以，父母开始四下托人，在同村给喜麟子找了个对象，多次催他回乡结婚。 而关向应胸怀鸿鹄之志，渴望纵横天下，岂愿意年纪轻轻就受家室拖累。1924年3月，李震瀛再次到大连活动，吸收关向应加入团组织。关向应成为大连历史上第一批共青团员。 不久，关向应就随李震瀛远走高飞，去了上海。在《忆兄长向应》中，妹妹关运兰说：“父亲在乡下给他找了媳妇，结果他逃婚了。父亲骂他……向应离家那天，父亲生气没有送他，妈妈领着我哭着送到三幢碑。他对母亲说：‘我走后你别想我，就是想也不要乱想，我不会死的，也不会做什么丢人的事。父母把我养大，供我念书，我一定会叫你们过上好日子的。’他弯下身亲了亲我，又对妈妈说：‘妹妹长大了找婆家，可别找有钱人家，因为咱家穷，到了人家要受气的，要找一户劳动人家。’向应兄走的时候是4月。他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二 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关向应就像一块上好生铁，百炼成钢。 1932年1月25日，关向应从上海中央特科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湖北省监利县周老咀，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和红三军政委，开始与贺龙交往。 当时，湘鄂西根据地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将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人说了算。红三军军长贺龙受到了排斥。夏曦还想以送他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调虎离山，赶走贺龙。他领导的“肃反”运动持续屠杀几个月，洪湖县区干部几乎杀光，有的连队前后杀了10多个连长，被以“莫须有”罪名杀害者多达几千人。 到达湘鄂西之后，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关向应公开表态：“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 1933年1月，中央分局在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坚持要继续“肃反”。与会者纷纷表示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要解散党我坚决反对。”但是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反对，滥用自己手中的最后决定权，解散了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从此，红三军中仅有夏曦、贺龙、关向应3名党员。到了年底，红三军在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中损失惨重，仅存3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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