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晓]龙兴之地兴衰史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建州女真分布图（今中国境内部分） 清政府想用封禁政策，保住祖先壮丽肥沃的白山黑水。然而，封禁带来的不仅是故乡荒芜还有俄日觊觎、土地丢失，丰美富饶的大东北命运多舛。 壹九一四年，清室宣布退位已经两年了，远在辽宁的兴京（现辽宁省新宾县）副都统兼永陵守护大臣德裕才被告知，他的衙门将仍保留约三百名兵丁驻防永陵，除了护陵以外，还要负责周边治安。 建于1598年的永陵，是努尔哈赤六世祖、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叔父的陵园。1603年努尔哈赤的皇后、29岁的皇太极生母去世，宗亲班布理请命守陵，努尔哈赤应允，从此以后班布理的子孙，“阖族累世，不纳官差，闲暇度日，在皇后陵上看守。”（《福陵觉尔察氏谱书》）1606年开始，努尔哈赤的这位堂兄弟成为永陵的第一位守陵人。 班布理与努尔哈赤有着同一位曾祖父——明建州左卫都督福满。福满有6个儿子，班布理的祖父德世库是长子，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是四子。班布理与努尔哈赤是堂兄弟，他们远祖的故乡，是女真人的发祥地白山黑水，祖谱中记载，“原居长白山之东，花腰山迤北……即长白山东边旧城，并谋呼阿喇等处”。 此后至1914年的308年间，历任守陵官员都享有清廷赐予的丰厚俸禄。他们的子孙也不用像其他满人那样入伍参军。 蓬勃年代：从建州到入关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1616年2月17日），辽东最寒冷的季节，平顶的赫图阿拉（意：横岗）山上热气腾腾，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都城就在赫图阿拉（今新宾老城）。从此，这个后金的汗国割剧辽东，与明朝并存。后金建国两年后的1618年正月，58岁的努尔哈赤踩着积雪掩埋的沙石斜坡，迈上他高高的都城赫图阿拉，在城堡上宣读“七大恨”以祭天地，从此不承认与明朝的附属关系。他的贝勒们也在这天听到号令：“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七大恨是一份对明王朝的檄文，也是女真人的政治宣言，女真人终于在1644年以5万5千兵马冲入山海关。 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命额尔德尼参照蒙文创制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后金国的历史已经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开始书写了。但是努尔哈赤为统一建州女真而付出的艰辛，却像东北大地一样被埋入冻土，努尔哈赤先祖在建州女真时代的战争史和生活史——建州女真的历史，也因女真人中出了大清皇帝的缘故，被刻意地断裂了。直到20世纪，这段被掩埋了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才从周遍国家的历史记载中被发掘出来。 1932年，清华大学历史系23岁的学生吴晗，在胡适点拨下研读明史。此后数年的节假日，北平图书馆里从早到晚都能看到他在抄写。那是吴晗正从朝鲜史书《李朝实录》中摘抄他在《明史》中找不到清前史内容，他一共手抄了厚厚的80本、357万字 与中国女真、满族 和清前史 有关的资料。 从李氏王朝的史料中，吴晗查找出了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民族从女真走向满族的过程中，《满文老档》和在清人张廷玉所修的《明史》都不曾记载的历史，并且“发现”了一个地方：今天的桓仁。1877年之前的李氏王朝记载的建州卫、兀弥府、兀剌山瓮城（今五女山城瓮村），都在今天的桓仁县。 还有一本对清前史中被遮蔽部分有所反映的中文译著，比吴晗的发现早十余年，那是孙文秘书但焘于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稻叶君山所撰《清朝全史》。从19世纪中期以后，日本一直在觊觎中国东北的土地，对于中国东北的研究，比被正史遮蔽的中国史学界还透彻。1910年日韩合并后，日本史家从朝鲜的史书中，看到了许多明末清初时的中国史料。清朝正统史学为何要专门隐去这一地区，而只从五大部开写清史，并篡改清前史呢？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建州左卫首领董山、董山的侄子建州右卫首领樊察都跟着女真首领建州卫酋长李满住，驻守在建州。建州三卫本是明朝政府在辽东的职能设置。女真族、以及努尔哈赤几代先祖，直到其父和他本人，是世代受明朝所封的地方官员，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为明廷丢了性命的臣子。1433年，李满住的“三卫合一”仿佛一个奠基礼，完成了女真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民族奠基意义的联合。 而对于成立了后金国的努尔哈赤来说，自己的起事就成了“谋反”。所以，他们更乐意让建州那一段女真历史成为空白，而在书写满族史、明史、后金史和清前史时，把女真人塑造成一个独立而强悍的打进来的一个北方民族。
启运山上一览永陵全景 陈韶华/摄 从1996年开始，桓仁县史志办与考古队联合，在桓仁境内进行了8年考古调查，通过各种生活遗迹，证明了吴晗根据史料进行的判断，兀剌山瓮城（今五女山城瓮村）就是三卫合一后建州女真的活动区域。今天女真人在建州的活动，以及这段历史在清前史中所处的地位，已经写进“清史工程”正在撰写的《清史》中。今年91岁高龄的王从安老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照查阅《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与中国明代各种史料记载中的差异，并参与了寻找的过程。他告诉《看历史》，当年朝鲜人回国的报告中，描述建州婆猪江（今桓仁浑江）两岸“都已耕种、牛羊遍野”。 万历十五年（1587年），按黄仁宇的描述，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是一个极其普通、无关宏旨的年份吗？这一年，28岁的建州卫都督企事努尔哈赤在“建州老营”（今天新宾县二道河子）旧址上建他的佛阿拉城。在苏子河畔的这座城里，他“定国政，凡作乱、盗窃、欺诈，悉行严禁”，以此为根据地，东西征伐统一各部，同时兴农耕，立四旗（初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为创建后金政权打基础。次年（1588年），这位熟知《三国演义》和《水浒》的女真青年，在桓仁境内，放弃了女真各部之间强凌弱、众暴寡的传统，联合了董鄂部、雅尔古部、瓦尔喀什部来归附。此番强强联合，打破了以往各部落之间兵戎相见的旧例，将各自为政的部落壮大为女真人当中最强大的部落联盟。建州卫（今桓仁一带）为后金国的建立贡献出两位重量级人物，一是董鄂部首领何和礼，为表联合诚意努尔哈赤将11岁的女儿许配给他。二是雅尔古部的扈文汉。他们后来都成为后金的开国元勋、清王朝的奠基人。 努尔哈赤在这里统一了建州五部，后世满族的肇兴，由此开始。 1619年与明军萨尔浒之战的东线战场，就在今天的桓仁，正是这场靠集中优势兵力“管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胜仗之后，明朝由攻转守，后金由守转为攻势。明朝失去大部分辽东土地，最终将对女真的防线，从宋代时的抚顺、辽阳、沈阳，退至关宁锦。这场战争给东北大地换了新的主人，也奠定了女真铁骑南下，以“大清”的新面目执掌江山三百年的基业。 封禁“龙兴”地 努尔哈赤给自己的京城定名兴京，他的民族从此以兴京为“龙兴之地”。 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努尔哈赤欲往更为广阔的天地发展。1621年，京城从兴京搬至东京（今辽阳）时，努尔哈赤带走了除守陵和守赫图阿拉的全部人马。达喀穆已经继承父亲班布理的职责，担起了永陵守陵的任务。军民合一的政体，京城搬迁，兴京一下子就沉寂下来，除了郁郁葱葱的永陵和老城尚有守陵官兵和人间烟火。 1644年，八旗军五万多人、连家属一共二十来万人“从龙入关”。朝鲜人在这场大迁徙两年后，对东北大地的记载仍是，路上行进着搬家的人群。边外一旦发现有私自留下的满族家庭，旷野里就会燃起大火，烧毁家园，将人口赶至关内。就这样，整个东北，除兴京、东京、盛京和边外三陵，其他地方已是人走地空。 明王朝听闻努尔哈赤称汗后，在武力征伐的同时，还使用了具有迷信色彩的防范措施，断龙脉。明朝在北京房山九龙山金陵实施过破坏，因为这里安葬着金代女真人从“始祖”至章宗17个皇帝、后妃及诸王。 但是明廷对于兴京龙脉的破坏，目前只是当地流行的一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明朝政府在龙头部位修庙建塔，有点“宝塔镇河妖”的意思；另一种是挑断龙筋砍断龙颈，就是在龙颈处挖壕沟，再填上马粪晚上沤起来以断掉龙脉。李荣发退休前是清永陵文管所研究室主任，在《看历史》向他求证明朝究竟是否潜入东北做过“断龙脉”的事情时，他说“我只研究正史，我对野史是质疑的。当年电视台来拍片时，一定要我讲讲野史， 我就带他们拍了几座传说中的被断了龙脉的山”。电视片中的这些山都是龙岗山的余脉，在当地都叫龙头山，山上有些壕沟地形，当地人认为是明廷所为。 然而，问题在于，自从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明政府已撤退到关宁锦以外，又怎能派那么多人远赴兴京挖断龙脉呢？不过，这十几座在传说中被明王朝暗中挖沟的山岭，在女真人看来的确都属于“龙兴之地”，因此，1638年皇太极在盛京时，下令把这块使他祖祖辈辈得到护佑的风水宝地封禁起来，以免受到汉人任何形式的伤害。 入关之“龙”放心不下他美丽富饶的故土，他的“祖宗肇迹兴王之所”。清朝历代帝王无一不担心汉人入主沃野，采收珍稀的人参貂皮和鹿茸；担心汉人进入东北挖掘矿藏，断其龙脉；更担心的是汉人进入广袤的东北大地，万一天下大变，他们就无法撤回故乡——盛京一直作为陪都存在着，保持着五部的设置，仅比北京少了一个吏部。
永陵的坐龙砖雕 并且，清初三帝——皇太极、顺治、康熙用了43年时间竖构筑了类似人字形、长约两千六百公里的柳条边，封上了汉人北上辽东的路径。东北大地，从此时起，被封禁了二百多年。 犯人被驱赶到寒冷的无人区挖出8尺高8尺宽的壕沟，从壕沟中取土在沟上堆出3尺高的土堆。土堆之上每隔5尺栽3株最容存活的柳条，再用绳子将柳条结成篱笆状“插柳结绳”。壕沟中注水，既像“护城河”，又能滋养柳条。 柳条边上每两三个县要设一个边门，设在今天桓仁境内的叫叆阳门。边门都驻有文武二章京，管辖30至40名满汉八旗士兵守备驻防，有印票的人，才可以放行。持印票进入禁区的人，违反封禁偷采人参、蜂蜜，捕水獭的，被抓到会处以鞭刑、杖刑、徒刑、流放、斩监候直到绞刑。到了康熙年间，对于没有印票私自放行的采参者，就会将守边的官员一并治罪。雍正二年时，私刨人参的，无论遂与未遂都要由刑部治罪。 满人对“龙兴之地”的重视，亦体现在制度化的谒陵上。清朝入关后，历代帝王的情感中都绵延着对白山黑水不尽的思念和景仰。顺治一生都想回故乡祭拜祖先，终不得实现。 康熙十六年（1677），曾派内大臣武默讷、侍卫费耀色等人，探访长白山、宁古塔一带。一行人逆松花江而上，找到了长白山，还于6月间登临山巅，看到了天池。 得到汇报的康熙认为，“长白山发祥重地，奇迹甚多，山灵宜加封号，永著祀典”。 清1671年，18岁的康熙铲除了“南明”小朝廷和各路农民起义军。第一次东巡名正言顺，他只到了盛京，拜谒了沈阳的东陵和北陵。因此，他在一年前委派兴京的四品云骑尉萨穆哈，没能等到康熙帝驾临。又过了10年，康熙平息了“三藩之乱”，次年起程二次东巡，这次他到兴京告祭了永陵祖陵。这是这次80天的东北疆考察，康熙对来自乌拉尔山西侧的俄国人提高了警惕，开始部署防御。 1698年，康熙最盛的年华、44岁，率军平定了漠西噶尔丹叛乱。是年他开始了先途径蒙古喀喇沁等地再入辽东的东巡，这次更像是视察塞外、督巡军务、恩威并用。康熙认为自己在位六十年，“皆祖宗积德阴佑所致”。为谢祖恩，执政近59年时，67岁的康熙有了第四次东巡的动议，被劝阻。 清王朝的每朝天子都以“东巡”表达对祖陵和白山黑水的神圣尊崇。乾隆完成了四次东巡，嘉庆完成了两次东巡，道光只行了一次东巡，此后清朝气势急转直下，便不再有东巡盛典。 禁不住的禁地 待到柳条长成古柳，已经到了1840年，此时中国人口已达4.16亿，但占全国面积近1/5的东北，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人——犯人和回屯的旗人。 在封闭的社会中，皇权尚可勉强维持他的柳条边和各种禁令，但当时间已过渡到近代社会的前夜，单凭禁令已经无法阻止他人对这块黑土地的渴求了。 首先闯进东北大地的是汉人流民。随着清中期天下太平，生齿日繁，人口压力巨大的关内省份自发地向人口稀少的关外挤出膨胀的人口，关内的农民冲破禁令，自行闯进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康熙五十一年（1712），山东流民入关者已超过十万。半个世纪后的乾隆四十一年，华北人闯关东定居的，已有180万人。直到鸦片战争期间山东、河北、河南经年水旱蝗汤，流民持续形成闯关东的人潮。 渴望这片空阔的土地的，不只是急于垦荒的中国农民。清廷把长白山和黑龙江封禁起来，原来是为了南边防汉人，西边防蒙人。不曾想，在东部和北方，日本人和俄国人对中国东北部早就垂涎。 从1858年到1881年，来自北方的沙俄，陆续通过《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改定条约》割走了女真人的发祥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中国西北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迫于沙俄对黑龙江边境的侵袭，吸收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建议。1860年正式放垦，1897年全部开禁，仅仅数十年间，至1910年，东北人口已达一千八百万人。仅新宾县，1912年为18.65万人，九一八事变前猛增至31万人（现在约32万人）。 到了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下令进军中国东北，8月东北几乎全境沦陷。1904年，为了争夺朝鲜和东北，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一仗以俄国失败而告终，俄国在中国东北享有的利益，转手让给了日本。 除了外部势力的侵夺，内部开发东北的冲动也一次次地冲击着这块土地。 早在1840年，中国经历鸦片战争的巨创深痛时，洋务派就已经把眼光投到兴办矿业冶金上。但“龙脉”周围仍然绝对禁采，1896年制定的《奉天矿务章程》中明确规定：“无碍三陵（指昭陵、福陵、永陵）龙脉者，方准开采，有碍者一概封禁。”拖到20世纪初，庚子赔款已签字，四亿五千万款项哪里来？民族资本投资办企业的呼声越来越高。奉天商人王承尧和翁寿以各自报效银一万两的条件，向清政府提出集资开采抚顺煤床的呈请，身在西安避拳乱的慈禧太后，此时也开始变法，要“提挈工商”。 1901年10月8日盛京将军增祺在给太后和光绪的上书中写道：抚顺“旧系封禁之地……且该处煤苗显露，若不及时开挖，必有起而收其利”。将封禁政策说成旧事，还提醒说今天有人来收利了。一个多月后光绪亲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12月9日，王承尧、翁寿拿到正式开采抚顺煤田许可证。 虽然成书于光绪年间的《盛京典制备考》中仍然绘有清朝龙脉保护范围和龙脉保护图，但此风开后，果如上书中所言“各商自必兴起”。抚顺煤矿开采4年，俄国人就抢走了采矿权曰“合办”，1905年后，又被日本人占领。
1934年恭亲王等诣陵照 “龙脉”断了——清王朝在抚顺矿开采10年后退出历史，他的最后一任皇帝宣统在日伪时期，潜回祖先三百多年来一直留有五部的陪都盛京，在日本人的指使下撑起了“满洲国”。伪满“康德皇帝”没有料到，他的下一站是苏联集中营。而龙脉之地抚顺则成了溥仪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溥仪以战犯的身份回到龙脉所系之重地——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思想大约十年。 20世纪：回到人间 赫图阿拉城和永陵所在的龙兴之地，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全面封禁后，等来无法左右的命运。 此时的永陵除了朝廷委任的德大人，还有班布理的后人和其他守陵人的后代。班布理死在任上，其子达喀穆接班守陵。班布理家族守陵时还没有官职——顺治五年开始设有关机构，康熙九年总管衙门才设了一个守陵总管和两个副总管。 明确地往永陵派有职有衔的大臣始于康熙九年。这年，一位姓雅巴尔汉的四品骑都尉囗（空格处字迹模糊）云骑尉萨穆哈被派往永陵，而永陵的班布理后人，也不停地被派往沈阳的东陵和福陵。班布理和萨穆哈以及永陵其他守陵人的后代，今天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清史、满学研究者和媒体的一遍遍追问下，隐约地回忆起儿时听过的家族传说和这块“龙兴之地”的往事。 1900年，北京正在招架八个国家的联合进攻时，沙俄武装占领东北地区。在满族的“龙兴之地”，军民组成忠义军独立抵抗进犯。俄国人登上努尔哈赤的故都，一把大火，把这座完好守护了近三百年的城堡，烧得几乎只剩地基，地上建筑唯余几堵残垣。永陵禁地也被俄国人洗劫一空，凡能移动的，金银器物全被掠光。 比老城侥幸的永陵，到了德裕守陵的1914年，一切都不按规矩来了。很快，有乡绅通过德裕的仆从给他捎话，把这一片东起永陵镇、西达西堡的参天古木伐下来，是笔不小的收入。德裕是被贬到永陵来的，但他是位忠诚的守陵人，多次拒绝了这类建议之后，出面说和的人从当地绅士变成了宫里主事的科长——民国了，科长也递话劝德大人拿林子换现钱。 永陵和兴京的一切财富，眼看着就守不住了。一群人闯入永陵三百多年从未砍伐过的古老森林，遮天蔽日的古木被运往未知的地方充当铁路枕木。今天，清永陵学者也不能确切知道这些树木被修建了哪条铁路。南杂木站是新宾县境内唯一的火车站点，建于1927年，距永陵公共汽车只需30分钟车程，木材运输至今仍是南杂木站的主要业务之一。不知1920年代修建南杂木火车站时，是不是近水楼台用了永陵的林木。 总之，林子、俸禄都没了，民国断了永陵的供给。永陵和它的守护者们开始租地为生。苍凉和荒芜爬满赫图阿拉城，帝王的荣耀随着改朝换代失去光彩，赫图阿拉反倒成了一个平凡人间，当地人在老城上盖房生子。永陵以及故城的生活史眼看着将要从现代社会的日常中消失。 四品守陵官员云骑尉萨穆哈的后代，听老人们讲过一些祖上的事，却已搞不清自己的家族中有几代守陵人，吃过几世皇粮。陶雪峰不再姓萨穆哈那个“四个字的老姓”雅尔巴汉了，他小时候当玩艺儿玩过的戴红翎的帽子和官服配饰早就找不着了。1990年代末，赫图阿拉要成立文物管理所时，他参加了工作，现在是赫图阿拉文物管理处的工作人员。陶雪峰是满族，红旗。当问到是正红旗还是镶红旗时，他进一步询问老人后，确定地说是镶红旗。1980年代初，国家要在东北地区成立几个满族自治县。当满族二字用来强调新宾的“个性”时，这个地方的历史立刻被“发掘”出来，到处可见对往昔的记忆，兴京宾馆、兴京饭店、兴京小卖部，补胎打气的摊位也挂着兴京的名头。 兴京留在新宾居民的记忆中，努尔哈赤活在永陵镇肇姓居民的血液中。在永陵镇，肇姓人士会强调自己是“大尾巴肇”，以区别百家姓排名第一的“赵”姓。永陵人说，大尾巴肇家，都是努尔哈赤的后人，也有人说，大尾巴肇都是班布理的后人，事实并非如此。生长于斯的永陵研究者李荣发说，肇姓中有的是努尔哈赤的后人，有的是班布理的后人，有的是其他姓氏的后代，“这里面复杂的宗亲关系，肇姓人自己也搞不清。” 被重新发现的赫图阿拉城开始改变模样。1980年代初，中国的清史和满学研究者来这里考察时，用专业的审视剖开老城中二百多户人家的杂乱建筑，剥离出1905年内藤湖南在盛京发现的赫城被毁后老影像上的残破真身，汗王井、汗王殿尚可辨认。 1998年3月，新宾赫图阿拉故城文物管理所成立。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久居老城和皇寺的262户居民从赫图阿拉城上搬回岗下的平地，住进政府安置的统一规格的院落。 古老都城经过几年修葺，努尔哈赤的沙石坡路变成平坦的石板路，被俄国人焚毁只剩下地基的建筑又崭新地站在努尔哈赤当年“依山作寨、树栅为城”的土地上。这片曾属于努尔哈赤、在今天还以他的荣光给新宾县带来名誉和经济的山岗上，有大片的草坪、东西两个荷花池、修得如西方园林般的低矮灌末丛。倒是那扇木栅为扉的南城门，窄小而悄无声息地关着，让人对这座曾属于努尔哈赤的大城产生恢宏的联想。来源：《看历史》2012年第1期 简单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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