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驻英使馆远胜中国现在的驻俄使馆[(转载）
本帖最后由 fishcrystal 于 2013-2-23 07:08 编辑ZT：清朝驻英使馆远胜中国现在的驻俄使馆
unclebily发表于12/10/08 04:09
----前面内容已丢失，只有部分内容，大概是华工辞工纠纷，清使馆是如何维护华工权利的
都走了，他当 然不能留下，因为他是和那帮人一起上船的，名字开在同一个名册上。
二十九日，公使郭嵩焘外出回来，张德彝向他禀报了众华工还是想辞工。郭要他斟酌办理，及早解决。于是次日他又坐火车到了维多利亚船坞，上了拉多晒船，让华工以中文具结画押，交给了船主，并向他索要工资。
七 月一日，陶罗布带着两个华工来，说光是众人具结还不行，还需要另外具一个结，由中国公使盖印。张德彝于是与黎庶昌商量，另外写了一张纸，说明华工并不是因 为船主不公而辞去。但船主还是不干，要他们写上这几个人由公使馆担保辞工，与船主无关。这就使得中国公使馆不但成了那几个人的担保人，而且似乎还成了迫使 华工辞工的祸首，张德彝当然不答应。最后陶罗布说，他先把这张纸拿去给县官，如果县官同意了他就来通知使馆，让华工们去领工资。若县官不同意，那华工就必 须留下。
到了二十号那天，陶罗布来信了，说县官批准了华人辞工。于是张德彝就命令洋仆人赵安去通知各位华工去见船主，领回所欠的工资。 赵安回来时带着那倒楣鬼汤近新。汤哭诉道，其他人都领够了工资，跳槽到别的船去打工去了。只有他一人找不到工作，还请青天大老爷救命。张德彝想了半天 无计可施，去跟同僚商量，可谁都不开口，他于是掏出半镑钱来，让汤先住上几天（那阵的半镑钱可不少，足可解决几天的生活费用），再代他找工作。汤哭着谢了 他，回到船坞去了。此后张德彝的游记里再未提到那背时鬼，也不知道后来找到工作没有，总不至于今天还和那些流浪汉一道，睡在维多利亚车站上吧。
这段轶事令我出乎意外地感动——真没想到大清的公使馆还会为侨胞排难解纷，几次三番去找那船主交涉。这可绝不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外交官员的作派。
作为老华侨，本人记忆中的中国使馆跟阎王殿可是差不多，里面基本是牛头马面。每次我思乡情热，只需上那儿一次，立即就治好了乡愁。那里面的晚娘脸，与门外站着的英国警察的灿烂笑脸，简直就成了黑白两色的太极图。老芦好歹还算个合法出国的学人，还如此受气，真没法想像福建的非法移民遇到危难时可以如那汤近新一 样，能毫无困难地进入大使馆不说，还蒙三等翻译官赠送一点生活费。
在使馆受点气也倒罢了。幸运的是，老芦所在的是文明国家，不会遭到无理迫害。若在俄罗斯可就没那么走运了。
据颜昌海先生介绍，近年来，俄罗斯排华活动越来越猖獗、越来越频繁与惨烈，华侨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压、凌辱、毒打，而中方媒体却把这些事瞒得严严实实，大力宣扬两国人民相互友好信任、俄罗斯中国年、中国俄罗斯年如何成功等等。就连被俄媒体公开报导的华人遭到遣返和不公对待的消息，也被中国当局视为“不合主流、唱反调”。哪怕是在华工因不堪俄国保安欺压而奋起抗暴之后，中国政府仍要侨民要以中俄两国友好大局为重，支持俄罗斯的执法行为。
颜先生沉痛地指出：
“中国官方为了讨好俄罗斯，甚至还从侧面起了纵容的作用。在2009年以数万华商为主的莫斯科集装箱大市场被关闭，数十亿美元被俄方以质量低劣为由没收之后， 在众多批评的声浪中，中国大陆也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交涉。一些在俄华商也曾一度热泪盈眶，认为总算有国家出面为其作主了。但俄方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很理直气壮的说：中方代表团支持俄方强力打击不法经营的做法。言外之意：俄方对待华人的强硬措施获得了中国官方的支持，你们华人还有什么不 满，找自己政府去！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官员面对华商陈情时，一句'大使馆是为国家服务的！ ’的回答，更令华人心寒。中国官方'为国家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是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人敢于和乐于'排华'、'辱华'的根本原因。 ”
话说回来，大使馆为政府服务而不是为侨民服务，倒不是我党发明的。当年刘锡鸿就坚决反对大清效法西洋，在国外开领事馆，对此作了极为雄辩的功利论证：
“不可仿袭洋人领事等名目，盖洋人之设领事，原以保卫其众，今华民流落各国各岛者殊不乏人，新、旧金山则尤多，其人类皆无赖恶劣，不能谋生于乡里，然后逃之外 洋，时有恃众与洋人为难者，亦有犯法为洋官拘禁者。若闻中国有领事往驻，必意为保卫若辈而设，一时赴诉冤抑，辨白曲直者，将填塞其门，领事据情转报，置之 不理则若有所不可，筹而辨之则无事转以生事，尤恐领事中有未甚老练者，偶听一面诉词，便与洋人忿争，激成骑虎难下之势。”
这论证不可谓不有力：一旦效法洋人开设领事馆，侨民必然要错把冯京当马凉，以为中国领事馆跟西方的一样，是保护侨民的，遇上冤屈就要上门求助。领事应接不暇，置之不理说不过去，但若是干预，难免要得罪强国，引来严重恶果。
这难道不是中国驻俄使馆的行事原则？其与刘锡鸿建言的区别，只在于新时代的外交官的底气特别粗，根本就不觉得“置之不理则若有所不可”，反而理直气壮地、一 劳永逸地驱散了侨民的误会与梦想，告诉他们知道使领馆是为政府服务的，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保护华侨权益根本不是使领馆的职责。
何况侨民都是在本土混不下去才跑出去的无赖，只有严刑拷打才能让他们乖乖接受驱策。所以，哪怕他们在外遭受酷刑毒打，那也是应该的：“今古巴人之于猪仔辄便刑禁惨酷，安知非由其人奸诡惰偷，不严刑不能驱策也？”
即使其中有好人又如何？除非亲属愿意出钱营救才可办理，否则根本不必理睬。那些人本是自绝于祖国的叛徒，受到迫害是自作自受：
“总之，若辈既已身出化外，即可以化外置之，除其中有业良民，亲属愿备赀往赎者，当亟为办理，余则准以见牛未见羊之义而已，防杜后患，则饬地方官认真严缉拐匪而已，不必特设领事，致他时事多棘手也。”
几十年后，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在印尼谆谆教导当地华侨，说他们是嫁出去的女儿，倒与这番话异曲同工。谁都知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被祖国当污水泼出来了，就不要再犯单相思。
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劝告当局：旅居民主国家的华侨倒根本不需要祖国保护，但若坐视旅居俄罗斯一类野蛮国家的侨民遭受迫害，则恐怕于政府的面子上不大好看。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不拿本国子民当回事的政府，在国际上只会让人看不起，越有钱、越强大就越让人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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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人。1875年，未满12岁的梁诚便在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学生。1881年，梁诚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尚未毕业就被召回国。起初在总理衙门做事，不久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任满回国后，曾两次跟随我国特使，先后赴英国和美国，表现了爱国精神和出色的外交才能，博得赞誉。1903年至1908年初，以三品卿衔资格，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他不负国家重托，经过反复交涉，争回我国庚子赔款多出部分用于教育；争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益。他在美国时多次函知国内，对诱骗妇女、华工出洋者缉拿惩办。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无数华人遇难，他即电驰海内外募款助赈，并率属捐俸，亲临该埠处理后事。
1906年三藩市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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