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托起乾隆盛世,低调贵戚--傅恒

满族后裔

傅恒在乾隆朝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间最长。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接着当太上皇三年，实际掌控皇权六十三年。在其统治期间，任首席军机大臣时间较长的三人：初期鄂尔泰，从元年到十年，前后十一年，他实际上是雍正朝红人，是两朝间的过渡性人物；之后是傅恒，从十四年（1748年）干到三十五年（1770年）死去为止，前后二十二年；尔后是阿桂，从四十五年（1780年）干到嘉庆二年（1797年），前后十八年。其间，讷亲、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和珅先后担任过渡性首席军机，短的如尹继善仅九个月，长的如于敏中也不过六年。论担任首席军机时间，傅恒独占三分之一，堪称首席军机中的常青藤。　　清朝不设宰相。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后，朝廷权力由内阁集中到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实际上相当于宰相。当时朝野私下里是这么看的，也是这么称呼的。　　当然，首席军机大臣并不等同于皇帝宠臣。比如，乾隆后期，阿桂长期坐军机处头把交椅，但满朝文武都知道，皇上最宠信的是和珅，而非阿桂。　　傅恒确实深得乾隆帝宠信。整个清代，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加于一身的宰辅寥寥无几，傅恒则是其中之一；当时紫光阁陈列百名功臣像，傅恒赫然列居首位；两度晋封为一等公的，在乾隆朝傅恒当是绝无仅有。　　  

傅恒官运亨通，提拔速度之快，好比火箭升天。对此，打开其履历就可一目了然：　　  
乾隆五年（1740年），任蓝翎侍卫，很快升至头等侍卫，官至正三品。　　七年（1742年），晋升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晋至正二品。　　  
八年（174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成为财政部门的副长官。　十年（1745年）六月，在军机处行走，相当于见习军机大臣。　　十一年（1746年）七月，正式担任军机大臣；十月，任内大臣，官至从一品。　　  
十二年（1747年）二月，任会典馆副总裁；三月，任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兼管銮仪卫事务；六月，任会典馆正总裁。　　  
十三年（1748年），任领侍卫内大臣；四月，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六月，充经筵讲官；九月，暂管川陕总督，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官至正一品；　　  
十四年（1749年），任首席军机大臣，晋封为一等忠勇公。　　  

傅恒在官场上呼呼地往上蹿，主要原因，身份特殊，系世臣贵戚，又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　　  
傅恒隶属满洲镶黄旗，姓富察氏。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为大清开国功臣；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系乾隆帝亲信；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尤其不一般的是，他的胞姐富察氏是弘历嫡妻，乾隆二年（1737年）册封为皇后。  
　　傅恒生于何年何月，史料没有记载。但可推算出其大体年龄。他姐姐富察氏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嫁给弘历时十六虚岁，出生时间应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作为富察氏的胞弟，傅恒应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之后。据此可知，他任内阁大学士、官正一品时，还不到三十五岁；出任首席军机大臣、荣获一等公爵时，小于三十六岁。  
　　乾隆帝一生册立过两位皇后，富察氏是第一位皇后。与后一位忤旨剪发令乾隆帝震怒的乌拉那拉氏皇后大不一样，富察氏一直深受皇帝宠爱。  
　　富察氏嫁给已被内定为皇太子的弘历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纯朴德性。她平日从不披金戴银，而将通草绒花作为自己饰物，每年还采用关东传统技艺，把鹿羔细皮绒制成荷包送给皇帝。富察氏清纯自然、法祖承本，赢得弘历喜爱。有次乾隆帝生病，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日子里，富察氏每夜都在皇帝寝宫外侍候，悉心照料，思虑周详。她居六宫之首，范足式，孝奉皇太后，下抚诸嫔妃，博得内宫上下一片赞颂。有这么一位贤内助，使乾隆帝得以摆脱繁杂的家事，专心处理朝政。他说：“朕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册府者，皇后之助也。”乾隆帝爱妻及子，先后将她生育的幼子皇二子永琏、皇七子永琮内定为皇位继承人，可是这两个爱子于乾隆三年、十二年相继夭折。两个爱子均魂归西天，使富察氏身心遭受巨大打击，她于乾隆十三年春随驾东巡时死于山东德州。痛失爱妻后，乾隆帝颁旨，九天不办事，亲王以下文武官员斋宿二十七天，并于大清会典律例之外另行规定，命满汉文武官员百日内不准剃头。谕令外省文武官员，从接到谕旨之日起，摘去冠缨，齐集公所哭丧三日。乾隆帝答应富察氏临死前请求，赐她“孝贤”谥号。在泪悼亡妻之际，乾隆帝写下哀思缠绵的《述悲赋》，留下“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的凄泣悲吟。  
　　富察氏为乾隆帝如此宠爱，其胞弟傅恒也大大沾光。天下官位千千万，皇上圣口爱任命谁就是谁，何况还是爱若心肝的妻弟，历朝历代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傅恒与贵戚中昏头之辈大不相同，没有因扯上天下第一的裙带而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处事非常谨慎，有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乾隆初年，皇上不同时召见军机处大臣，一般君臣独对，其中首席军机讷亲为承旨大臣，由他负责传达皇帝谕旨。每逢召见傅恒，为回避与皇上的特殊关系，傅恒总是自称识见不广，请求各位军机大臣与他一同入见。皇上晚饭后有所咨询，又把他召去，单独询问商议。因此，时人将傅恒称为“晚面”。其二，军机处大臣承领皇帝旨意后，退下来独自起草谕旨，轮到傅恒，总是命军机处的其他小官员一起拟稿，然后呈给皇上。傅恒坦坦荡荡，尽力避嫌，与左右和睦相处，颇得人望。   
傅恒长得很胖，稍走快一点就气喘吁吁。但这位肥胖的贵戚不讨人嫌，因为他特会做人。他为人谦逊和善，不因为自己与皇上关系独特，“早龄侍值禁近”，随时可以出入内廷而目空一切，也不武断自擅，更不做仗势欺人之事。对待长辈尤其是士大夫，他总是十分礼让、敬重有加，对后进之辈从不压制，而是想方设法引荐奖掖，使他们脱颖而出、用当其位。因此，朝臣们对他也很敬重，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帮人，都愿意与他一起共事效力。   
　　如果说，傅恒得宠，主要缘于皇上与他是郎舅关系，那么，他所以能够固宠，尤其在其胞姐富察氏皇后病逝后，仍被乾隆帝倚为心膂，主要得益于他为人德性好，勇于任事，而且不居功不邀赏，始终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人，不摆皇帝小舅子和首席军机大臣的威风。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临危受命，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征讨大金川军务。当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扩张势力，扰犯清军，乾隆帝命川陕总督张广泗征讨莎罗奔。当年四月，命大学士、一等公、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统率皇家禁旅赴前线督师。讷亲抵前线后，先是限令三天拿下莎罗奔结寨地噶拉依，轻率冒进，导致进攻失败，损兵折将，代理总兵任举阵亡；继而丧失斗志，畏缩不前，打算转攻为守，让四万大军构筑碉堡，以垒对垒，打持久战。这一做法，遭到乾隆帝斥责。随后数月，讷亲、张广泗所率大军虽有小胜，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乾隆帝命讷亲、张广泗回京师见皇上。不久，将讷亲革职。当年十二月和翌年正月，将张广泗和讷亲先后诛杀。就是在讷亲和张广泗征伐大金川失利的情况下，乾隆帝将经略重任交给了傅恒。同时，积极为其提供条件，调拨京师及各省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供他指挥，拨给军费四百万两白银，还拨十万两内帑以备来日犒赏将士。   
　　对傅恒离京出征，乾隆帝高度重视。十一月二日，乾隆帝在重华宫亲自宴请傅恒，为他壮行。翌日出师，乾隆帝“亲诣堂子，行告祭礼”，并亲御瀛台，赐食将士。傅恒启行时，乾隆帝派皇子和大学士来保将他送到远郊良乡。　　傅恒顶风冒雪，毫不懈怠。时正隆冬，他率部日夜兼程，有时日行竟达三百二十里。进入陕川境内，因驿政不修、马匹供应不及时，迟滞大军行动。傅恒及时将沿途考察了解到的情况奏报皇上。乾隆帝下令，火速整修从北京至成都的四十八座驿站，从成都至前方军营的马步二十四塘，保证交通、通信畅通。艰险未能阻止傅恒的前进步伐，过成都，经天赦山时，道路艰险，雪紧冰滑，十多匹战马先后坠入深不见底的山涧，傅恒下马与官兵一齐步行，翻山越岭走了七十里地。肥胖的傅恒，在平坦大道上走急了尚喘不过气来，可以想见，要在冰封雪阻的崎岖险道上跋涉，会有何等艰难。但他战胜自我，把坎坷艰险甩在身后。大学士、皇帝小舅子尚且如此，其他将士还有啥话好说，大家无不抖擞精神，奋力向前。十二月十八日，如期抵达金川军营。在此期间，乾隆帝以傅恒率师远征，公忠体国，殚竭悃忱，纪律严明，行军迅速，兼办一切咨询机务，常常彻夜不眠，一秉丹诚、心坚金石，劳瘁超伦，先是命部优叙，部议加傅恒太子太傅衔，特命加太保衔。傅恒获悉，赶紧上疏固辞，但皇帝不允；傅恒克服千难万险到达金川军营后，乾隆帝大喜，命赐傅恒双眼孔雀翎，傅恒再次固辞，坚不接受恩赐。　　傅恒抵金川后很快出了一招，命副将马良柱，诱杀附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作乱的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其嫂阿扣及汉奸王秋。乾隆帝褒扬傅恒明断，命他接受双眼孔雀翎的赏赐，并说，“如仍执意谦让，是不遵旨也”，傅恒这才不敢推却。　　随后，傅恒进行抵近侦察，发现清军屯驻之地狭隘，与高居山梁上的敌军战碉相望，且杂处于当地土民市肆中，不占地利。傅恒遂考虑迁移旧日营垒，令总兵冶大雄总理营盘，以肃军纪。他在查找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的基础上，分析敌我军事态势，提出自己用兵主张，奏报皇上：“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炮不能洞坚壁，于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击人。贼于碉外为壕，兵不能越，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其碉锐立，高于浮屠，建作甚捷，数日可成，旋缺旋补。且众心甚固，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复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巅三百余碉，计日以攻，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得不偿失。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使敌失所恃，我兵乃可用其长。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应当说，傅恒决定各路大军继续发动正面进攻，控制并迷惑敌军，另出一支奇兵，从别的小道进击，凡遇敌坚碉一概绕过，直捣敌心脏刮耳崖，来个中心开花，使固守山梁石碉内的敌军不战而溃，这是高明之策。乾隆帝受岳钟琪影响，不同意直捣刮耳崖的军事计划，而且此事心思已起了变化，考虑到金川并非大敌，清军已劳师两年，杀了两员大臣，失去多员良将，心中很不痛快，见到傅恒上疏，见敌军据险而守、难以攻克，更加不想继续用兵，遂以孝圣宪皇后名义下谕，命傅恒班师回朝。   
这时，傅恒刚好开始实施自己的战略战术，督军攻下好几个敌碉。乾隆帝一面驿送三斤人参慰劳傅恒，谕封他为一等忠勇公，赐给宝石顶和四团龙补服，一面屡次下诏命他班师。傅恒认为，没有将敌人打服就撤军，莎罗奔等人气焰会更加嚣张，自己也没有脸面无功而返，表示不能就此回撤。他坚请进兵，恳辞公爵，而且缴还原旨，以示绝不是虚头巴脑故作姿态。   
　　就在傅恒与岳钟琪决策遣军挺进之际，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清军久困下坚持不住了，多次在阵前高喊投降，并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派头人前来求降。傅恒坚持要莎罗奔等人自缚到清军辕门投降，实际上是想乘机将他逮捕，还朝献俘。乾隆帝坚决反对这个计谋，并不断催促傅恒结束战争。圣命难违，傅恒不得不举行仪式，接受莎罗奔的投降，宥其免于一死。   
　　乾隆帝好大喜功，后来将金川之役自诩为“十大武功”中的首功。对于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小舅子傅恒，已晋封他为公爵，没有更高爵位可以晋封，他只好另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壮其仪威。他还同意莎罗奔之请，同意在刮耳崖下建祠供傅恒长生禄位。傅恒疏辞四团龙补服，不敢受用。乾隆帝见他固辞，专门颁发谕旨，认为对傅恒的褒奖，“实出至公，且具有深意”，而且评价傅恒征金川之功，“与当年岳钟琪之树绩青海，大学士鄂尔泰之绥靖苗疆”完全等同。因此，他在颁发这份长长谕旨的末尾命令道：“所赐大学士、公傅恒照宗室公式之朝帽顶及四团龙补服，著于朝贺典礼之时，时常服用，不必恳辞。其寻常入朝入部办事，应从所请，随宜即用公品级补服，以成谦挹之美。”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率大军返抵京师，乾隆帝命皇长子率诸位亲王大臣到郊外，给予高规格迎接犒劳。不久，敕令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父亲李荣保，春秋官为其举行祭礼。并追谥傅恒父亲李荣保“庄恪”谥号，在东安门内赐地修建傅恒府第。　　傅恒勇于任事，善于任事，而且虚怀若谷，有功不居功，赐爵不受爵，给赏不领赏，乾隆帝打心眼里赞赏。如此给皇上长脸的小舅子，皇上哪能不宠信！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部发生内讧。乾隆帝乘机发兵，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当时，满朝文武，坚决拥护这一策略的只有傅恒一人。后来乾隆帝称赞：“西旅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攻克伊犁，将准噶尔首领达瓦齐一举俘虏。当年六月，准噶尔之乱被清军平息。乾隆帝回想起上年决策用兵之时，曲高和寡，文武百官均不支持，投赞成票的独有傅恒，对这位富有战略眼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正确主张的大臣非常欣赏，而且充满感激之情，特地颁谕，再次授傅恒为一等忠勇公。傅恒在平金川之役中已获一等忠勇公爵位，再次封公，实属殊典旷恩。对此，傅恒上疏力辞，并向皇上当面恳陈辞谢之意，再三再四，说到动情之处涕泪俱下，声称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公爵已为过分”，执意谢绝再赐他一顶公爵桂冠。乾隆帝察傅恒表现，认为其“信出至诚，实将来可以永承恩遇之道”。不能让谦逊者吃亏，乾隆帝仍下令对傅恒“从优加等议叙”。部议将傅恒加赏六级。不久，乾隆帝将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乾隆帝特赋御诗一首，盛赞傅恒功勋：　　　　   
世胄元臣，　　   
与国休戚。　　   
早年金川，   
　　亦建殊绩。   
　　定策西师，   
　　唯汝予同。   
　　侯不战，   
　　宜居首功。   
　　在连续三次征缅战争失败、统兵主帅一一丧命的情况下，傅恒再次受命，顶着兵败帅殒的死亡气息，挂帅统兵，驰赴西南前线。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新任云贵总督刘藻乃一老儒，不识事体，调兵遣将与缅军作战均不得法，屡吃败仗。翌年二月，乾隆帝命撤掉刘藻总督之职，将他降补为湖北巡抚，总督之职由历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并拜东阁大学士的杨应琚担任。年逾七十的刘藻经不住丢官降职的打击，“自刭不殊，宛转于戕榻间，七日乃死”。杨应琚上任后发动反击战，收复被占边地，这场小规模的边境战争已告结束，他本不想进一步讨缅，使战争升级。但其一些部属立功心切，低估缅军力量，蛊惑主帅对缅开战，未经乾隆帝颁谕，就发动了征缅战争。结果兵败失地。杨应琚心神恍惚，旧病复发倒下，以致对部属违败为胜、虚报战果的行为毫无察觉，稀里糊涂地向乾隆帝报捷。远在万里之遥的乾隆帝“按图详阅”，反而将其中错谬识破。乾隆帝对此非常恼火。本来，天朝大国征服不了区区缅甸小国，就已让他窝火，现在滇缅边界纠纷不仅未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而杨应琚竟然虚报蒙蔽、负恩欺罔，“大出情理之外”。这令他龙颜震怒，下令将杨应琚调回京师调养，命伊犁将军明瑞继任云贵总督，发动第三次征缅战争。杨应琚返京不久，乾隆帝命其自尽。明瑞用兵有方，取得蛮结之役大捷。但清军胜而轻敌，长驱直入，一度攻入缅甸心脏地带，距其都城阿瓦仅七十里。但由于军械粮饷缺乏保障，兵疲马乏粮尽，敌都在前，清军竟然无力攻城。缅军乘机发动反攻，清军节节败退，明瑞在小猛育突围战中多处负伤，自缢而死，第三次征缅战争宣告失败。乾隆帝觉得大丢脸面，异常震怒，誓雪丧师辱国之耻。  
　　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奉命赴西南边地永昌实地考察后，与新任云贵总督鄂宁联合上疏，提出征缅有办马、办粮、行军、转运、适应“五难”，认为清军征缅“实无胜算可操”，不宜继续对缅动武。乾隆帝对不领会圣意的舒赫德严厉训斥，革去舒赫德尚书、参赞大臣之职，给予鄂宁降职处分，降补福建巡抚。   
乾隆帝谕示，“筹办进剿缅匪，一切机宜紧要，必须重臣前往调度”。何人堪当重任？乾隆帝高坐龙廷，反复审视度量，目光最后还是落在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身上。   
　　傅恒就是在刘藻自刭、杨应琚赐死、明瑞自缢，三位云贵总督相继身败命裂，新任云贵总督翻身落马的情形下，执掌征缅帅印，拂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早春二月的寒风，踏上西南征程的。   
　　傅恒于三月入云南。四月抵达边城腾越。在乾隆帝心目上，傅恒是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不负重托，办事用心，进军迅速，乾隆帝十分满意，并期望他征缅得法，扬武威、宣仁德。为此，他特赐傅恒扇子一把，并在扇面亲书御诗一首，谆谆叮咛：“炎徼炽烦暑，军营区画频。大端应释记，细务不辞亲。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勖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傅恒愈感责任深重，尤其是“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足见皇上对自己倚眷之隆。他倍加用心，经仔细研究勘察，不仅找出了明瑞兵败的症结，并且得到意外的收获：有个叫翁古山的地方，有许多参天大树，其中昼楠、夜槐两种树木是造船的上等材料；附近有个叫野牛坝的地方，凉爽无瘴，是个造船的好去处。他一边命其子傅显率清军三千、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秘密赶造战船，一边制定水陆并进、直捣缅甸都城阿瓦的军事计划。这一计划，正合圣意，乾隆帝大喜，给予充分肯定：“至于造船一事，水陆并进，实征缅最要机宜。”特别对造船巨木、造船佳地独为傅恒发现之事，大加赞赏，“何以前此并无一人见及，而傅恒得之，竟尔便于取携，可见事无难易，人果专心致力，未有不成者”。乾隆帝意犹未尽，还赋诗《造舟行》盛赞傅恒。   
　　当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师，兵发腾越，对缅发动突袭。初战告捷，乾隆帝十分高兴，赐给傅恒三眼孔雀花翎。傅恒上疏，坚辞不受重赏。此时，缅甸正值收割季节，对清军进攻猝然不防。清军深入猛拱、猛养二千余里兵不血刃，如入无人之境。只是因为气候恶劣、烟瘴弥漫，清军运粮困难，官兵多有病倒。九月，野牛坝战船造成，清军水陆并进，击溃缅甸水军。十月，攻克前被缅军攻占的军事重镇新街。十一月，进攻老官屯。该城位于金沙江东岸，南通缅甸都城阿瓦，是缅甸都城的北方屏障，是由北往南水陆交通咽喉。老官屯易守难攻，缅军设立木寨、水寨，据险坚抗。去年清军在这里吃了钉子，久攻不下，被拖累拖垮。傅恒调集清军主力猛攻二十余日，炮击、火攻、挖地道爆破，各种战法都用上，就是拔不掉这颗钉子。因这一带成天烟雾缭绕，湿度很大，水土恶劣，清军特别是久居北方的满洲兵身体很不适应，官兵染上瘴疠之疾纷纷病倒，有的甚至一命呜呼。在疫病可怕袭击下，清军原有水陆军三万一千余人，死亡过半，遭受重创，仅幸存一万三千余人，连傅恒之子傅显、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叶相德等重要将领，均被恶性传染病夺去生命。主帅傅恒，也未能幸免，染上恶疾，腹泻一天比一天厉害，以致一病不起。未被缅军打败的清军，在一场恶性传染病面前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   
　　乾隆帝获悉大惊，颁谕令傅恒立即班师回京。碰巧缅甸国王、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决计撤兵、不愿将征缅战争再拖下去的乾隆帝，正好借机下了台阶，同意前方清军与缅方议和息战。　　傅恒深知这次征缅战争并未取得乾隆帝预期的结局，自己作为主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动上疏向皇上请罪：“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乾隆帝没有将傅恒当做替罪羊，积极为他开脱责任：“此次出兵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经略，职分应尔，设以为办理是非，朕当首任其冲，其次方及傅恒，岂宜独以为己责？昔皇祖于吴三桂一事，谕令廷臣集议，而主撤藩者，唯米思翰、明珠数人，后逆藩抗命，众皆归罪议撤之人，皇祖谕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委过于人？’大哉圣言，足为万世法守。傅恒此事即可援以为例。前于傅恒收服猛拱时，曾赐三眼花翎以示褒宠，傅恒恳俟功成后再用。今既未经克攻贼巢，前所赐翎即着缴回，仍用伊原戴之翎。”皇上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用心良苦地援引祖父康熙帝与米思翰、明珠等执意撤藩的先例，朝臣们自然也就息人宁事，不敢贸然攻击傅恒。身为首辅、贵戚的傅恒充分回收谦逊低调的好处，既未受辱，更未夺命，避免了那些侍宠骄狂的贵戚一旦失足便从云端跌落的悲惨结局。　　傅恒在接到缅甸国王乞降方物后宣布撤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回驻虎踞关。翌年二月，班师回朝。三月，带病赶赴天津觐见正在当地巡幸的乾隆帝。乾隆帝迟迟未见期待的缅王屈服求贡的表文，很是窝火，本想斥责傅恒撤兵过于草率，但看到傅恒重病缠身，不忍将他治罪。两个月后，傅恒病情恶化，乾隆帝几乎每日派人去看望，并好几次亲临慰问，关怀备至。  
然而乾隆帝浩荡关爱，未能挽留宠臣的生命。七月十三日，傅恒病逝，年仅四十八岁。   
　　心膂之臣英年早逝，乾隆帝“深为震悼”。盖棺定论，乾隆帝对傅恒一生予以充分肯定，并对他谦虚之风特别赞赏：“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乾隆帝将悲痛寓寄于对他的高规格治丧中。他命户部侍郎英廉负责承办傅恒丧事，谕示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赏内帑五千两治丧，允其入贤良祠，赐祭葬加礼，赐谥号“文忠”。乾隆帝还亲登其府在灵前祭酒，赋诗举哀，留下“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鸟悲有是哉”的诗句，既对傅恒的高度评价，又充分流露痛失宠臣的内心哀痛。后来乾隆帝赋诗悼念傅恒，嘉许他为“社稷臣”。   
　　傅恒子侄也都深受皇上恩宠，获高官显爵。长子为皇帝女婿（多罗额驸），曾任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官正二品，在代理云南永北镇总兵时去世；次子福隆安，被乾隆帝招为女婿（和硕额驸），封一等忠勇公，任兵部尚书；第三子福康安，官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仍任两广总督，封一等嘉勇公；四子福长安，任工部尚书。内阁六个部，傅恒的三个儿子竟当过三个部的第一把手。福隆安之子丰绅济伦，袭一等忠勇公，官副都统，在御前侍卫行走，为皇上心腹之臣。傅恒子孙个个高官显爵，其留下的云骑尉世职，便由其侄子承袭。

宜里恒

满洲人才，灿若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