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满语一样濒危的语言--08年中国社科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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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亟须重视
袁国女 李春艳
      到那时，让我用什么将你呼唤……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拥有将近130种语言，但是其中很多少数民族语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微。面对它们的逐渐消失，正如美国濒危语言基金会的创立声明所说：“我们愿意接受旁观和无所作为的谴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事实上，保护自然物种也是经过动植物学家数十年的呼吁和努力才形成了今天的共识。因此，文化资源要引起公众的关注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

    即将消逝的“赫尼哪”
　　
    “啊朗赫赫呢，哪啊朗赫赫呢哪……乌苏里江(来)长又长……”《乌苏里船歌》优美舒展的“赫尼哪”调，让全世界人了解到，在我国东北三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有一个沿江而居、渔猎为生的民族——赫哲族。
    6000多年来，赫哲族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着生活，而且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乌苏里船歌》就是根据当地民歌“嫁令阔”的曲调改编的。“嫁令阔”内容多为表达爱情和歌颂家乡自然环境，男调气息悠长宽广，女腔唱腔明快活泼，当有的人不愿说出心里话时，就选择一个适合的曲调，只用“赫尼哪”这个虚词来反复哼唱，表达心情。
    除此之外，赫哲族还有歌唱民族历史的“伊玛堪”、摇篮曲“博布力”等。对于仅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赫哲族而言，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说唱艺术，是他们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生活方式进入了赫哲族，原始纯朴的渔猎文化受到冲击。很多赫哲族年轻人为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需要，放弃本民族语言，使用处于强势的主流语言。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能听会说赫哲话的人已不足百人，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民族语言正处于一种自然消亡状态。没有了赫哲语，这些民族风俗、文学作品将失去传承的载体。在苍茫辽阔的白山黑水间历遍了岁月的“赫尼哪”，再也不能轻吟款款，传唱千年。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拥有将近130种语言，但是其中很多少数民族语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微。面对它们的逐渐消失，正如美国濒危语言基金会的创立声明所说：“我们愿意接受旁观和无所作为的谴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濒临消亡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除汉族外，已确定民族成分的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50%—60%的土地上。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使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然而，目前已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几种语言如下：
    赫哲族语：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相应的文字。在其主要聚居区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乡，能用本族语交流的只有十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
    倒话：一种藏汉混合语，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使用者目前仅有2685人。
    仡佬语：属汉藏语系，但语族语支的归属，学术界尚无定论。仡佬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以汉字为共同文字 ，目前也只有少数老人通仡佬语。
    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现在除少数地方外，土家族语言已逐渐消失。土家语除自然消失外，也还有人为因素。如来凤河东村在1940年间，还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中老年人用土家语通话，但当时国民党部队认为说土家语是黑话，对说土家话的人捆绑吊打，使这里的土家人都不敢说土家话了，加速了土家话的消失。
    满语：现在只有约100人能够听懂，约50位老人还可以说。
    仙岛语：是阿昌族一个支系使用的语言，使用人数仅有100人左右。
    木佬语：目前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已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
　　
    语言衰退的背后是文化的失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徐世璇教授1994年在云南边疆调查时，方才得知当地还有一种以前不为外界所知的语言——毕苏语，使用人口大概5000人。之后，她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对这种语言的研究成果，这引起了一位美国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随即他们共同申请课题，希望能用精确先进的数码技术记录下毕苏语。
    当2002年徐世璇偕同美国语言学家再次来到当地，除了惊异于当地的变化太大之外，更让他们遗憾的是，8年前曾给徐世璇讲过故事的李老汉，如今却无论如何不能再开口了——老人目光呆滞，眼睛浑浊，一场疾病夺走了他一口流利的语言，也夺走了毕苏语的许多文化财富，因为在这个村子里，再也找不到能把本族语民间故事说得像李老汉那样流利清晰的人了。徐世璇对此心痛不已，在她看来，一种语言的衰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这个族群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化的随之消失。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所说：“一个物种的消失，只让我们失去一种动人的风景；一种语言的消失，却让我们永久失去一种美丽的文化。”
    很多语言学家早已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工具，因而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比如爱斯基摩人对于雪和白的认识和其他民族都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透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与物种的消失相类似，语言的消失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破坏。但相对于物种来说，语言是无形的，它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因而人们很难意识到它的自身价值。这也是语言没有像濒危自然物种那样受到重视的原因。事实上，保护自然物种也是经过动植物学家数十年的呼吁和努力后才形成了今天的共识。因此，文化资源要引起公众的关注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
    固然，任何语言都具有交际和文化载体两个功能，但是在当今社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小语言（弱势语言）的交际功能正在日益萎缩，因而从实用的角度看，这些语言确实比不上通用语言。因此，只有从文化价值的高度去认识语言的重要性，才能唤起公众的共识。
　　
    “挽救”与“抢记”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关注“濒危语言”问题。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一次30多位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研讨会，会议规模不大，但是规格很高，并且意义非凡，它标志着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紧迫性。此后国内各界人士对这一国际热点问题日益重视，并且逐步达成了共识。近年来，既有政协委员也有高校教师、社会媒体，都开始呼吁保护少数民族宝贵的语言，高呼“濒危语言亟待挽救”，此种显现的是急切而又担忧的心情。
    但是，只有几十人能听懂的语言，还能恢复原来的交际功能吗？面临“濒危”的语言真的还能被挽救回来吗？
    对此，戴庆厦解释道，一种语言真正达到濒危状态，要想挽救已经很难，能做到的更多的是对濒危语言的抢记。因此，挽救保护应该在“语言衰变”时期就开始，而语言衰变主要指其交际功能发生变化。在旧社会由于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少数民族的语言占据生活的全部，不管在家庭内部还是社会场合都是主要的交际工具。可现在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本民族语言使用范围日益缩小，一般只局限在家庭或村寨内部使用，而学校、机关等场所则多使用普通话——就这样，本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开始逐渐下降。打个形象的比方，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的区别，就像前者是一个癌症病人，得了不治之症，无法挽救，而后者只是得了高血压、肝硬化等重病而已。因此，就这个定义来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目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衰变。
    徐世璇也认为需要慎重对待“挽救”一词。很多国家都提出了濒危语言的复兴与挽救计划，但是成效甚微，目前世界上做到成功挽救的只有希伯来语，而这是用巨大的经济代价换来的，而且未来的发展仍不能确定。一种语言不能等它濒危了才采取抢救措施，而是应该从现在起就要提倡双语，从现在就开始强调不要丢失本民族的语言。语言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在文化价值上是平等的，它们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把本族群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语言是极其错误的。很多语言的衰变，都是因为本族群人自己在放弃。如果能增强全社会的文化意识，珍惜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化，重视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一些语言就不会这么快地衰退，也不用花更多人力物力去挽救。如果能唤醒全世界人们对语言文化的重视，它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成功挽救了一两种濒危语言。
　　
    语言立法遇难关
　　
    多年来，学者们多方呼吁希望通过立法来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政府虽然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语言法的建立，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座谈，但相关系统完整的语言法规还未出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多年来虽一直积极筹建民族语言的立法，但是目前成效也不大。
    戴庆厦认为，我国语言情况很复杂，交叉情况很多，汉语的功能很大，语言的复杂性导致了立法的困难。比如规定某一种语言必须在工作中使用，这样就需要大量的翻译，给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目前，欧盟没有规定其工作语言，几个人说的小语言也能在欧盟会议上发言，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很大，必须有翻译，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无法实施的。在中国目前的物质条件下，还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立法要慎重，要考虑到其切实可行性。
    有专家提出出台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政策，建立保护区，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该族群说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濒危语言和濒危自然物种有很大区别，后者可以放在人为的保护圈中改善濒危状况，而人不是大熊猫，他必须生活，必须与外界交流。同时，一个民族内部还分很多支流，比如苗族是一个比较大的民族，内部支系很多，苗语是采用了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语言作代表，如果立法推行苗语，同时会影响其内部小语言的生存，导致小语言被冲击，最后消失。我国台湾也有学者参与了很多挽救当地濒危语言的具体工作，比如编教材、培养本民族知识分子到当地授课等，但是他们发现，在推行一种语言的同时，会对该族群内部小语言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情况，目前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法规条例还很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只有三条相关的明确条文，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二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第八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第三条则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推行“双语”的好处与问题
　　
    位于云南的哈尼族是思茅地区古老民族之一，西摩洛支系主要分布在江城县的曲水、加禾和墨江县的雅邑、文武，使用西摩洛语的只有8000人左右。根据日本将濒危语言界定为使用人数在50000人以下的标准，西摩洛语毫无疑问属于濒危语言，但是戴庆厦到西摩洛乡进行实地调查时，却看到西摩洛语使用健康，保存完备，本民族人以说自己的语言为自豪，有些本族子弟外出打工、求学，回家后不太愿意说本民族语言，乡亲们还会责备他们忘本。
    为何只有几千人使用的西摩洛语还没有走向濒危呢？首先这与我国的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语言与民族的信仰、民族的感情密切相关。我国在经济、教育、就业等领域都给少数民族以照顾和优惠，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其次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普遍聚居，很多调查结果均显示，聚居的环境相对不容易丢掉本民族语言。
    但同时，在今天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整体效用有所下降。过去本民族语言占据生活全部领域，而现在只在家庭、村寨使用，学校、机关等场所多使用普通话。据了解，目前很多少数民族群众普遍掌握双语。戴庆厦认为掌握双语做到了语言功能的互补，少数民族语言的功能更多地和方言相似，这样一方面能满足工作、学习所需，也能够使本民族语言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丢失。语言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不过，少数民族要摆脱贫困与落后，往往又需要选择有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语言文字。戴庆厦指出，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双重价值：一种是实用价值，即语言自身蕴含的可以实际应用的价值；一种是情感价值，即本民族人对语言所倾注的丰富的民族感情。但是当实用价值和情感价值发生冲突时，多数人往往选择语言的实用价值，放弃情感价值。例如，在辽宁省通辽市内，既有汉语托儿所，也有蒙古语托儿所，大多数的蒙古族家长往往选择前者，因为这样有利于孩子将来的升学、就业。所以民族平等、语言平等、语言和谐在我们新时期还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需要对具体民族进行具体分析。
　　
    “语言博物馆”的构想与实践
　　
    通过适当的方式保存濒危语言材料、保护濒危语言，加强社会大众对语言价值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特尔曾提议在伦敦建立首个“语言博物馆”。他所构想的语言博物馆将引进高科技设备，人们可以通过这些设备看到说话时大脑的运转状况，也可以利用设备预测人们未来声音变化的趋势。为激励人们学习语言，该博物馆还将设立奖学金。而对于拥有130余种语言的中国来说，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显然必要而又迫切。
    随着学界对语言研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语言学研究也纷纷在国内展开。目前国内语言学研究存在着一个现象，濒危语言课题的立项和实施整体协调性不够，从而造成资源和经费的浪费。往往是学者们各忙各的自留地，彼此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资源共享，以致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出的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都是重复的。有很多少数民族语言由于它只是一个族群的语言，或者这些语言分布的地区很偏远，条件比较艰苦以致调查研究很难开展，所以往往被忽视。
    一些学者也提出，希望国家能通过统筹协调，使语言学研究能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语言博物馆。有了这一目标，学者们的研究调查就能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对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说，由于牵涉版权和其他因素，因此现在做到研究成果的普遍共享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国家这方面工作将进一步改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古老而内蕴丰厚的汉字文化。其实，语言同样需要展示。建立语言博物馆，就是展示语言、保存语言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博物馆可以展示语言的种类、语言的历史、语言的演变等等，同时语言博物馆对学术研究的意义重大。博物馆是一个国家的学术标志，它是对这个学科的高度认识和概括，通过具体的实物体现出来的，建立博物馆过程中能够对这个学科的研究进行梳理，提高学科认识水准。此外，语言博物馆成立语料库对语言的研究、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都有帮助。
博物馆并不是随便展出点实物就能建成的。目前，我国是否具备建立语言博物馆的基础呢？戴庆厦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从20世纪90代开始，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各大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地方社会科学院等机构都对濒危语言进行了研究，积累了很多资料，相信很多学者也都会积极参与语言博物馆的建设；其次，第二次全国语言普查将要在各地展开，可以利用全国语言普查的大好时机，很好地利用语言普查的成果，把语言博物馆建立起来。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数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提议创建“语言博物馆”，如傅勇林、朱新均、马元、王建华等。但是，为何“建立语言博物馆”这一提议迟迟没有得到实施呢？这主要还是受语言本身的特性所制约。语言是一种声音，没有形体，它毕竟跟实物不一样。实物可以以具体形式展示，较能引起人的兴趣。而语言是无形的，最多只是有些人出于猎奇心理去听一听，由于听不懂，导致人们会逐渐失去兴趣。此外，语言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博物馆创建后将会有多少社会效应，这个也很难说。同时，记者也了解到，语言既关系教育问题又关系文化问题，而博物馆又关涉文物问题，国家教育部、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到底应该由谁来主持这一项目，也可能是造成语言博物馆迟迟不能立项的重要原因。

    语言，不仅是人类沟通的工具，而且是人类文化和历史景观的特有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之中。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家，人们将在何处安顿自己的文化乡愁，又将到哪里寻找曾经让自己无限感动的乡音温婉、笑语嘤咛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宜里恒

没必要思前想后、对比参照，也没必要追踪前事、空想未来。

行动最重要！  号召大家快学满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