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城八旗蒙古初探

Namutu

刘 蒙 林（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清军人关，势如破竹，考其原因，八旗兵制则为清朝得以统一中国，建业近三百年的最得力工具。清廷在全国各军政要地和交通枢纽广布八旗驻防点，其中绥远城八旗驻防是北方长城沿线驻防链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绥远城八旗兵，乾隆中期以后，多由满洲和蒙古八旗驻防。可以说，八旗蒙古兵是绥远驻防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呼和浩特民族关系史上极具特色。关于绥远城八旗满洲的情况学界已有涉猎，但占驻防将士五分之一的八旗蒙古的基本情况，至今学界无人探究。现据有限的史料，将八旗蒙古的建立、驻防、调迁、官制、人口、俸饷、分布、名姓、教育、风俗和归宿等11个小题予以初探，不妥之处，敬请识者赐教。

　　一、八旗蒙古的建立

　　1615年，努尔哈赤创建了八旗制度，以其作为女真——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称帝，号大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定都赫图阿拉。随着后金势力的不断壮大，许多被征服与归降的蒙古民众日趋增多，努尔哈赤遂将其编立牛录(佐领)，隶属于八旗满洲，以为己用。后随着蒙古牛录人数的增加，又扩编成两个蒙古旗，其正式名称为“右营”和“左营”，但仍由八旗满洲所辖。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清太宗皇太极把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7830人及隶于八旗满洲内的一部分右营、左营的蒙古兵，单独编立成八旗蒙古，分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和镶蓝旗。至此，八旗蒙古正式建成。

　　康熙初中期，清军对卫拉特蒙古展开军事进击。为控制西北地区及内外蒙古诸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廷派八旗蒙古官兵3065人在山西省右卫城(今右玉县老城)开始驻防。翌年，又从京师派满蒙汉八旗护军2299人，领催、马甲2064人，铁匠112人，以将军一员统之，于此驻防。其中，八旗蒙古除从京师而来之外，还有部分是由漠南蒙古“四十九旗之贫乏蒙古，有令沿边居住者，俱察出遣至右卫，归属蒙古佐领下作为甲士的诸部丁口。［1］ 日后绥远城八旗蒙古正是从右卫八旗蒙古中调迁而来。

　　二、八旗蒙古驻防伊始

　　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进一步控制漠南蒙古诸部及安排从漠北归来的八旗将士，清廷决定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旁新建一驻防城——绥远城。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在清廷的谕令下,绥远城开始破土动工兴建营房；翌年二、三月，城工全面展开；六月，大批营房首先建成。按清廷的既定方针，从漠北而来的京师满洲家选兵［2］2000人及热河汉军1000人率先进驻绥远城。

　　乾隆二年八月，从右卫调迁而来的绥远城将军旺昌，根据驻防伊始需增添兵丁和官佐等事宜，上奏曰：“新驻兵丁，应议事件：原附右卫蒙古裁汰余兵五百名，请编为五个佐领，移驻新城，仍照原议支给官弁俸饷。新城驻扎兵丁，须得熟谙之员经理，请将右卫官员，酌量送部引见调补。”［3］据此可知，从右卫来绥远城的八旗蒙古500人，原为清廷准备裁汰出旗之甲兵，所幸绥远城新筑需要兵士，故得以从右卫城调迁而来驻防。至此，绥远城共有蒙汉旗兵3500人，佐领以上八旗人员，则大多从京旗及右卫满蒙八旗内调补。

　　三、旗兵的出旗与调迁

　　乾隆初年，由于八旗人口的巨增，满洲旗人的食饷份额日益紧缺，致使许多满洲旗丁无兵额可补，并沦为闲散，只好靠清廷救济生活。为解决八旗满洲的生计问题，清廷决定以八旗汉军和开户旗兵为牺牲，强令他们出旗为民或为绿营兵，以所遗兵额为满洲旗丁专用。

　　乾隆六年(1741年)，绥远城的京师满洲家选兵在其旗丁内扩兵400人，以应付军事需要。乾隆十二年(1747年)，这批满洲家选兵2400人在绥远城遭到裁汰，全部出旗编入山西、直隶省绿营。在家选兵出旗的同时，由京师而来的八旗满洲兵1200人大规模地首次进驻绥远城。此时，绥远城的驻防局面为：“由京师选派八旗满洲兵一千二百名，并由本驻防余丁内拣选五百名作为兵丁，今原存兵一千五百名，共三千二百名。”［4］至此，满蒙汉八旗兵之联合驻防的格局首次出现在绥远城。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随着西北战事的平息，清廷认为绥远城无需重兵驻防，还应裁员。驻守绥远城近30年的热河汉军兵数此时已翻一番，成为驻防之主力，但也只能步京师满洲家选兵之后尘了。清廷谕令其全部出旗入绿营。史载：“二十九年，裁绥远城驻防汉军协领、佐领、骁骑校各员及汉军二千一百十七名，悉令出旗，分拨直隶、山西两省，改补绿旗营。”［5］从此，绥远城如同长江沿岸的荆州、江宁(南京市)城一样，成为一所只有满蒙八旗兵联合驻防的兵营。

　　乾隆三十年，绥远城将军蕴著又觉得满蒙旗兵人少势薄，不敷应用，故上奏云：“绥远城官五十四员，兵一千三百余名；右卫官四十八员，兵一千五百余名；二处官兵多寡不同，请量其敷用均齐。将绥远城满洲作为佐领十六，蒙古作为佐领四，共二十佐领。……又绥远城、右卫二处，每兵百名作为一佐领，每佐领下除匠役二名外，领催、前锋、马甲共七十五，养育兵、步甲共二十五。绥远城应额兵二千，现一千三百，不敷满兵七百，于由京派来驻

　　防兵内补；不敷蒙古兵一百，于右卫蒙古余额兵内补。”乾隆帝批示：“从之”。［6］这是右卫蒙古旗兵第二批次调防绥远城。这说明乾隆十二年来的京师满洲兵已由初来时的1200人剩为900人，此时需自行在余丁内补700人，以编为16个佐领；而乾隆二年从右卫移驻来的蒙古旗兵5佐领共500人，现只剩300人，并本身已无余丁，故再需从右卫蒙古余丁内调补100人，方可编为4个佐领。满蒙旗兵的大量减员(满洲兵减1／4，蒙古兵减2／5)，当与西北战事清军的巨大牺牲有关。需要指出：从是年起直至清末，绥远城满洲16个佐领，蒙古4个佐领，共20个佐领的数目与格局始终固定未变。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廷又决定在绥远城增设兵额，将2000人增至2700人。史载：“将右卫兵丁内，移驻绥远城马甲五百名，步甲一百五十名，养育兵五十名，添入八旗满洲、蒙古各佐领当差。内：领催、前锋、马兵二千名，步兵四百名，养育兵三百名。”［7］这次从右卫驻防城调迁而来的700名满蒙旗兵中，蒙古旗兵具体数字史无记载，估计约占其1／5，这是从右卫蒙古旗兵中第三批次调驻绥远城。从是年起，绥远城满蒙旗兵再无批量的相互调迁之举。

　　四、官制与旗分

　　乾隆二年，蒙古旗兵驻防绥远城初始，设有蒙古协领2员，辖以500旗兵；乾隆十二年，遵旨裁汰1员。乾隆三十年，又复设蒙古协领为2员。乾隆三十五年，遵旨又裁汰蒙古协领l员；额设1员蒙古协领之定制终清末变。清末蒙古协领是哈布尔扎布，他是绥远城将军的五大办事官佐之一，具体分管印房事务。

　　乾隆二年，绥远城初设蒙古佐领8员；乾隆十二年，奉旨裁汰4员；至此形成蒙古4佐领之定制。清末蒙古4佐领是文瑞、景秀、观瑞、额尔德蒙额。

　　乾隆二年，初设蒙古防御8员；乾隆十二年，奉旨裁汰4员；额设4员亦为终清之定制。清末蒙古4防御是德克精额、书勋、柏寿、英山。

　　乾隆二年，绥远城初设蒙古骁骑校8员；乾隆十二年，奉旨裁汰4员；额设4员亦为终清之定制。清末蒙古4骁骑校是吉瑞、文兴、奎庆、奎连。［8］

　　八旗蒙古在绥远城设有左右两翼，由蒙古协领统辖。每翼有两佐领，一佐领又为一旗分。左翼为蒙古镶黄旗和蒙古镶白旗，右翼为蒙古正黄旗和蒙古镶红旗。日前一些论著谓绥远城八旗蒙古为“四翼蒙古”，实乃大误。

　　五、八旗蒙古人口

　　乾隆二年，绥远城八旗蒙古兵为500人，按平均一家有五口之计算法，时八旗蒙古总人口约为2500人。乾隆二十年左右，由于西北战事的惨烈，八旗蒙古兵降为300人，时总人口约为1500余人。乾隆三十年，清廷额定八旗蒙古为4佐领，每佐领100人，故八旗蒙古总人口又复升为2000人。乾隆三十三年，清廷又决定在绥远城额兵2000人基础上，从右卫城增调来满蒙旗兵共700人，以其1／5计，约有蒙古旗兵140人；时绥远城约有八旗蒙古兵540人，总人口约为2700人。

　　乾隆中期以后，由于国事安定，全国人口巨增，绥远城旗民人口也稳中有升。1840年后，由于清朝内外战事接连不断，绥远城满蒙旗兵东拼西杀，付出了血的代价。据《绥远旗志》云：光绪末年，全城有满蒙将士3300人，每佐领为165人。全城男妇子女共为11727人。时八旗蒙古4佐领共有旗兵660人，以此时的户均人口3.55人计，总人口约为2340人。总之，无论绥远城八旗满洲还是八旗蒙古，旗人的人口增长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150年间人口增加不大。

　　六、八旗蒙古官兵俸饷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故规定驻防旗人不许从事当兵以外的一切劳动，“当兵食粮”就成为八旗官兵养家度日的唯一出路。一般来讲，清代钱贵物贱，一人披甲为伍，足以维持一家五口之全年费用，并有相当之生活水准。

　　绥远城驻防旗人的俸饷，包括银、米两项，每人依等级与兵种的不同有多寡之别，而绝无满洲兵和蒙古兵之分，因二者在权利与义务上是平等的。据《绥远旗志》记载，以光绪末年统计：绥远城将军每年共领取俸禄、养廉、折色等项银共2037.66两［9］，粟米57石。蒙古协领一年共领取俸禄、折色等项银416.38两，粟米42石。蒙古佐领一年共领取俸禄、折色等项银298.14两，粟米27石。蒙古防御一年共领取俸禄、折色等项银205.5725两，粟米18石。蒙古骁骑校一年共领取俸禄、折色等项银163.5两，粟米15石。蒙古笔帖式一年共领取俸禄、折色等项银124.614两，粟米15石。蒙古领催与蒙古前锋一样，每年共领取钱粮、折色等项银92.415两，粟米15石。蒙古马甲一年共领取钱粮、折色银80.415两，粟米15石。蒙古步甲一年共领取钱粮、折色等项银21.15两，粟米12石。蒙古养育兵每年共领取饷银18两，无粟米。

　　为激励八旗官兵斗志和免除其后顾之忧，清廷规定八旗官兵去世后，其遗孀也有俸银或饷银。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佐孀妇，每年可领取丈夫生前的半俸，依次分别为52.5、40、30两；领催、前锋、马甲、步甲的孀妇，每年可领取丈夫生前的半饷，分别为24、24、18、9两。对无人照管的老妇和孤儿，每人每年食赡银12两，并随月支领。

　　此外，为减少八旗官兵各户因婚娶、丧葬等事项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清廷规定另给红白事赏银。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贴式、前锋、领催、马甲、步甲、养育兵各户遇红事，依次为40、30、25、20、10、6、6、6、3、3两，遇白事则为40、30、25、20、10、8、8、8、6、6两。［10］

　　七、旗兵的分布与居住

　　绥远城基本呈正方型，城周长1960丈，城墙高2.95丈，每边中点设一城门。城中心点为钟鼓楼及将军衙署。以此为中心，向四方设有东南西北4条大街，并将城区一分为四。全城街道呈棋盘状，有主要街道28条和小巷26条。

　　绥远城八旗驻防仿京师驻防之分布，是按其阴阳五行来安排的；这既决定了旗人在城中的位置，也划定了八旗旗分的布局。正黄旗和镶黄旗住在城北，北方代表水；正白旗和镶白旗住在城东边，东方代表木；正红旗与镶红旗住在城西边，西方代表金;正蓝旗和镶蓝旗住在南边，南方代表火。黄色代表土，土能挡水；白色代表金，金能降木；红色代表火，火能克金；蓝色代表水，水能灭火。这种布局，一伸一抑，一张一合，足可以平衡和克服各自带来的负作用。清廷以此希望八旗内部减少磨擦，消除矛盾，抑制产生内乱的因素。

　　绥远城八旗蒙古的4个佐领根据布局规则，并未在城中聚居，他们被严格地按照各自的旗分，与同一旗分的八旗满洲人混居于一起。如图所示：

　　

　　绥远城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兵的居室相同。在城内每两条东西向的小巷间，有兵房两排，前排院门南向，后排院门北向。每排宅院相连。甲兵宅院占地均为0.33亩，住房为两间。居室位于院北端并为砖瓦房，房顶呈马鞍状。宅院内有东厢房或西厢房不等。居室山墙侧为箭道，通往房后之厕所。居室的外屋稍大，里屋较小；里屋大多为倒炕(南炕)，也有因人多而置北炕者。宅院空地广植花草果木，入夏满目荫绿，香飘四溢，蜂飞蝶舞，宛如花园。

　　八、蒙古旗人的姓与名

　　满族在形成父系血缘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哈拉”与“穆昆”。哈拉是一个大的血亲集团，为姓或氏。穆昆是包括在哈拉中的若干个较小的血缘团体，为族。满族风俗，姓氏与族多被合称，如爱新觉罗、叶赫纳喇等。觉罗为姓氏，爱新则为穆昆(族)；纳喇为姓氏，叶赫为穆昆(族)。

　　清代满族人只呼名而不称姓。这是由于某个哈拉在编入某旗和某牛录组织后，人们就世代不离该牛录，大家自然没有称姓之必要，呼名即可。清代不知满族这一姓氏命名习俗的人常常将其名字的第一个字当成他的姓。例如祖孙四代人，祖父名崇礼，人称崇大人；父名恩佐，人称恩大人；子名扎拉丰阿，人称扎大人；孙名胡图灵额，人称胡大人。这样人们误以为这一家四代人分别姓崇、恩、扎、胡，似乎一辈一姓，因而说满族人没有姓。其实满族人均有姓氏，只是在称呼中不用罢了。例如《皇朝通志·氏族略》中就记载有满族姓氏679个。满族人起名，在清初、中期多取自满语；清末则多用吉祥和长寿等汉语字眼。

　　清代的每个八旗蒙古人也均有姓氏。由于他们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其命名习俗也同满族人一样，只是呼名而不称姓。蒙古旗人在清初、中期，多用满语和蒙古语呼名；清末则多用汉语和满语呼名，同时也有用蒙古语和藏语呼名者。

　　绥远城八旗蒙古人同满洲旗人一样，均呼名而不称姓。清末 由于满蒙旗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取名多用平安长久、福禄喜寿、金玉富贵等寓意吉祥的字眼。这充分反映了满蒙汉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交往中，思想与文化上的相互交融。

　　翻开《绥远旗志》人名录，可清楚地看到：清末蒙古旗人起名多半是汉语。如称：庆祥、通泰、文瑞、英山、春林、荣禄、柏寿、景秀、全山、英顺、斐仁、召群、荣昌、德善。也有许多蒙古旗人还按旧俗，仍取满语名，如称：塔清阿、尼克贲、合色贲、达杭阿、倭里克。还有部分蒙古旗人坚持用本民族语言来起名，如称：三音口、乌尔图那、吉尔噶春、布可、额尔德蒙额。只有个别人用藏语起名，如称：哈布尔扎布。以上可知，清末蒙古旗人多用汉语起名，其次用满语起名，再次用蒙古语起名，只有个别人用藏语起名。

　　民国年间，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当时的政治压力下，绥远城八旗蒙古人和八旗满洲人一样，多改用汉姓和汉名。他们的命名习俗虽已改变，但都坚持自己的“旗人”身份不变。

　　九、八旗蒙古的教育

　　绥远城的旗人教育始于乾隆四年(1739年)，时有“官学八”，具体情况不详。乾隆八年，清廷在绥远城左右翼各设满蒙翻译官学一所，时有学生20人，大部分为八旗蒙古子弟；其办学目的是为了解决往来公文亟需的满蒙翻译人才。乾隆十一年，鉴于绥远城旗人汉语水平普遍较差的实际，又设立了满汉翻译官学一所，以解决日益需要的满汉翻译人才，时学生也多为八旗蒙古子弟。

　　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裁汰绥远城原有“八旗满洲、蒙古原设官学五所，设立满汉翻译学一所。将军衙门十五间空闲房内，设立满洲官学五所，曰：兴、校、庠、序、塾。镶黄正白二旗一所，曰：兴学；正黄正红二旗一所，曰：校学；镶白正蓝二旗一所，曰：庠学；镶红镶蓝二旗一所，曰：序学；两翼蒙古一所，曰：塾学。”并规定每校只许招收闲散幼丁，年龄在15至20岁之间，每学的两旗官学生数为40人。至此，八旗蒙古子弟有了自己的专门学校。

　　对教师的任用，有严格的要求。史载：“满汉翻译教习，由部请题本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率同本城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贴式等官，监场考取二员入学。三年期满，如果行走勤快，教导有成，该将军等出具‘教导有方’考语，保题以骁骑校用。五学教习，每学二名，由八旗领催、前锋、马甲中挑取。”［11］

　　绥远城除官学外，还有个人或集体捐资开办的义学。义学首推“长白书院”。该校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定安将军督劝八旗官兵捐建。此外，定安将军又为八旗子弟立义塾20余所，并亲自“严定课程”。光绪三年(1877年)，长白书院更名为“启秀书院”，学生均是满蒙旗人子弟；课程为经史、时务、论义、条对等，并兼习满蒙语文。光绪三十年(1904年)，贻谷将军兴办新学，启秀书院遂改建为“绥远城中学堂”，学生仍多为满蒙子弟。

　　在清代科举制度下，绥远城满蒙旗人除童试中取生员外，共考取进士1人，文举人23人，武举人64人；其中八旗蒙古考取文举人7人，武举人6人。由此可见八旗蒙古人重文轻武风气之一斑。

　　清末，清廷决定“废科举、兴学堂”，创办新式教育。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贻谷将军在绥远城创设了六所新式中、初等及军事学堂，即绥远城中学堂、绥远城高等小学堂、绥远城初等小学堂、绥远城左右翼五路蒙养学堂、绥远城满蒙学堂、绥远城陆军学堂。八旗蒙古子弟根据个人情况基本均可在任何一所学堂上学，但普遍喜好上具有民族特色的“满蒙学堂”。该校共分四斋(班)，一斋学生37人，二、三、四斋学生均为36人；课程有三门：四书、满洲文、蒙古文。［12］

　　辛亥革命后，绥远城上述学堂均停止办学或合并。至此，生存了173年的绥远城旗学结束了它的使命，满蒙旗人教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十、八旗蒙古特有之风俗

　　自一部分蒙古人编人八旗军制后，由于满族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及人口众多，故从清初到中期，总的趋势是旗内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的迅速满化；清朝中后期，则是旗人的日趋汉化。八旗蒙古因与满族经过近300年的同居共处，互为婚姻，相互吸收，故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服饰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二者之间的区别日益缩小，一致性日趋增多，最后则几尽相同。

　　绥远城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相比较，就风俗而言，局部上还可找到一些区别，主要表现在双方过年祭祖方式上的不同。据《绥远通志稿》卷75记载：八旗蒙古“其祀祖先，则供雕刻铜像或木偶，每年以腊月二十三日为祭期。荐羊用整牲，其宰法用手掏羊心。供品以黄米为面，用乳油、白糖调熟之，谓之黄米拉拉。以油脂抹神像口边，脂积愈多，以为祖宗享食者多，将赐福焉。祭毕，将整羊置大釜中煮之，亲友襄理者奏刀割食，其有馂余则埋之。每祭必延喇嘛诵经，以祈福焉。”

　　据笔者所知，满蒙旗人就祭祖而言有以下几点不同：1.满族年末祭祖，时间为大年三十，而蒙古旗人则是腊月二十三日。2.满族所祭为祖宗匣，内藏先人画像，而蒙古旗人则祭金属或木雕制成的先人偶像。3.满族祭祖时所用的祭物主要是猪，而蒙古旗人则是羊。4.满族祭祖时供以核桃酥、芙蓉糕、苹果和素脂檀香等，蒙古旗人则供黄米拉拉。5.蒙古旗人对当时食不尽的荐牲挖坑埋之，而满洲旗人则切碎置索伦杆锡斗中，以食鸦鹊。6.满洲旗人祭祖时请萨满跳神，而蒙古旗人则请喇嘛念经。以上几点说明，八旗蒙古人虽与满洲旗人共同生活了近300年，但在过年祭祖时，还是有所区别，还保存有一些异化了的古老风俗。

　　十一、八旗蒙古的最终去向

　　我们知道，八旗蒙古和汉军都编在八旗制度之下，与八旗满洲基本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自然都可以自称或被称为“旗人”。他们自幼生长在这个民族共同体中，无论取名、语言、感情、心理素质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基本都趋于一致，他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族名——旗族。故清代有所谓“不分满蒙汉，只论在何旗”这一说法。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革命的洪流所荡涤，旗人随之从统治民族沦落到社会地位的最低层，维系满蒙汉旗人的八旗制度也随之瓦解。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旗人极为仇视，不断掀起排满风潮，各地旗人被迫隐名埋姓，亡命出走。绥远城由于地处塞外和其它种种因素而得以侥幸未毁，并在民国初年成立有旗务处(后改旗民生计处)，以解决旗民的生活善后问题。不久随着旗饷的停发和旗人生计无门，加之政治地位的低下及经济生活的贫困，许多满洲旗人面对现实，只好数典忘祖，冒充汉人。据史料统计：清末绥远城有旗人近12000人，民国初年下降为8000人，1932年又降为4690人，1949年则只剩近2000人，旗人几尽灭绝。旗人除饥寒交困死亡和飘流异乡外，大量减少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大批满洲旗人冒称汉姓，改为汉族，希图以此摆脱政治歧视和被压迫的地位。

　　绥远城八旗蒙古人由于禀性倔强，民国年间大多仍以旗人自居，冒称汉姓和冒充汉人者极少，故和满人一样，倍受统治阶级的欺凌与压迫，人口也随之锐减大半。

　　1949年10月，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绥远城满蒙旗人才翻身得解放，喜获新生。1954年，随着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绥远城残留的近200户八旗蒙古后裔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要求恢复蒙古族族别。人民政府以历史为依据，根据他们的意愿，批准其恢复为蒙古族。［13］至此，绥远城八旗蒙古人经过千转万绕，历时320年，终于认祖归宗，回归到蒙古民族的怀抱。

　　注释：

　　［1］ 《清圣祖实录》卷186。

　　［2］ 家选兵：原系京旗满洲的户下家奴，多为汉人。他们来源不同，或系契买，或系关外带来，或系带地投充。他们的身份不载入旗档，只能附入家主的户籍中，是八旗内部最低下的社会阶层。康乾时期，他们由于长年在外征战，立有军功，多准许其“旗下开户”，拥有了独立的旗籍，成为开户旗人；但他们与正身旗人相比，权利有限，主要规定其不许与宗室联姻，不许应试为官等。

　　［3］ 《清高宗实录》卷48。

　　［4］ 《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

　　［5］ 《清朝文献通考》卷184，兵6。

　　［6］ 《清高宗实录》卷736。

　　［7］ 《绥远城驻防志》卷2。

　　［8］ 《绥远旗志》卷4。

　　［9］ 以银折为粮款由官兵自行采买的叫“折色”。

　　［10］ 《绥远城驻防志》卷3。

　　［11］ 《绥远城驻防志》卷4。

　　［12］ 《绥远旗志》卷6。

　　［13］孙英年将军采访录，1998年6月22日。

宜里恒

全读完了 ，挺有意思。

“最终回到了蒙古族的怀抱”，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