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创建史新探

东北满族

2013-3-23 8:20:16  作者：李凤民

内容摘要：八旗起源及其形成过程受制于传统文化“五行易象”。八旗出自“五行八卦”；“四正四镶”八旗、八旗左、右翼出自“五行相胜”。八旗创建史大体经历如下步骤：先是以“五行”旗为“五穆昆”标志；万历四十三年以固山取代穆昆，以“五行八卦”组成黄、...

　　[ 摘要 ]八旗起源及其形成过程受制于传统文化“五行易象”。八旗出自“五行八卦”；“四正四镶”八旗、八旗左、右翼出自“五行相胜”。八旗创建史大体经历如下步骤：先是以“五行”旗为“五穆昆”标志；万历四十三年以固山取代穆昆，以“五行八卦”组成黄、红、白、青、黑、“五色“八旗作为固山组织；大约天命五年又以”夜行则黑色难辩“，将“五行”八旗改为黄、红、白、青、四色“四正四龙“八旗；天命七年营造东京城，实施八门与八旗按“五行相胜”配置，黄、红、白、蓝、“四正四镶“八旗首次现身；同时，形成（天命时期）八旗左右翼；天聪时期又对左右翼改体，并实施“一国两制”。

　　兹在史家们的研究成果启示下，对八旗创建史发表几点探索性意见。

八旗由实体——牛录、甲喇、固山，与组织标表——黄、红、白、蓝“四正四镶“旗两部分构成。
　　八旗组织标表是清史与“五行八卦”的“联合体”：其采章于“五行”，由“五行八卦”形成“五行八旗”，又从“五行相生”派生出“四正四镶”八旗和八旗左、右翼。八旗历史不存在“前四旗“与“后四旗”，而是直接从五行旗转化为八旗。只是官书对八旗本源“五行八卦“多方隐曲，并以后出之”四正四镶“八旗取而代之，使得八旗”出身“真象被泯没，使得后人受其误导而长期陷入前后”两四旗”之门。
　　八旗从草创到定制大体如下：

　　一，穆昆“五行”旗

　　大约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后，建州形成五个穆昆组织，同时将传统军事“五行”旗移入五穆昆作为标记。是为八旗滥觞。

　　（一）“五行“旗

　　”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五行哲学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构成。自然界和人类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不同属性的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五行相生、相克，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构成了变化不居，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五行”旗是以青、白、红、黑、黄”五色“组成的五种旗纛，古代军事行动将卒伍按”五旗“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又按东、西、南、北、中”五方“驻防及攻城作战。所以兵书称，“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五行旗据说起源于上古传说时代。此后历代相沿不衰。明代军事活动尤其严格恪守。如，明成化三年（1467）武靖侯赵辅奉旨率军捣建州三卫，其军“列八阵，布五军，纷鸟蛇而变熊虎，配天地而合风云，左哨出柴河而掩乎东极，右哨袭太行而捣乎老营。左掖、右掖、前军、后军、中营握机总掌权衡。“（2）又如，《武备纪要》记载，“五军“驻营使用的五行旗和灯火之例：

　　“中军用十丈黄布大旗一面，竿长五丈，晚用黄纸双灯；四门用六丈青、红、白、黑布大旗四面，竿长三
　　丈，晚用各方单色灯。”

　　清太祖努尔哈赤早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初始即备有大纛旗和小旗，大纛旗是建州左卫卫旗，小旗即“五行“旗。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留驻朝鲜练兵的明朝游击将军胡大受，应朝鲜当局之请，第二次派部下余希元前往建州老营会见努尔哈赤，以调解朝鲜与建州之间因越界问题引起的紧张关系，三月初八日努尔哈赤在自家接见余希元，余氏回国后述其经历时说：

　　“老乙可赤于楼上参旗时，向天说誓曰：‘俺管事后十三年，只有恭顺之心，别无二心。‘“行礼讫，受犒赏，小晚歇，设宴。”（3）

　　努尔哈赤参拜之旗即为“大旗”。

　　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二月二十二日，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渡江造访建州，受到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兄弟款待，翌年正月初五归国。在此期间亲自眼见有小股军卒持“五行“旗离弗阿拉城北门前往防地时情景：
　　“正月初四日，胡人百余骑，各具兵器、裹粮数斗许，建旗出北门，乃烟台及防备诸处掷奸事出去云。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4）

　　此即“五行”旗。当时使用“五行”旗者不仅是建州左卫，居住于朝鲜北境的 “六镇番胡“（5）女真同样使用“五色旗幡”。如，（万历十一年（1583）秋）居住在朝鲜北境六镇番胡围攻潼关镇，首领”尼汤介、栗甫里等率众数万，到防垣外分屯五处，各执五色旗幡，呼噪围抱，作防牌、长梯，再至壕边，将欲蚁附。“（6）建州三卫作为朝廷管辖下的的卫所，许多重要事物均需奉朝廷之命而行，特别是军事号令，“五行”旗等当然如此。所以，“五行“旗制绝非建州女真的“创造“或独出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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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州五穆昆

　　穆昆意为”宗族之族“、“一群之群“、”一帮之帮“。源于女真语”谋克“，是女真人的一种父系血缘组织。努尔哈赤在部落联盟时期曾以穆昆作为社会组织。其穆昆数目前后有过变化——从两穆昆发展为五穆昆，又从五穆昆缩减成三穆昆。

　　朝鲜史料记载说，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起兵”后第六年，“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7），形成以努尔哈赤为首的两个穆昆，努、舒兄弟二人各领其一；大约万历三十年（1602）之后，努尔哈赤因长子楮英、次子代善相继长成自立，以及灭哈达部纳原哈达部贝勒乌尔古岱为婿等原因，陆续组成楮英，代善、乌尔古岱为穆昆长的三个新的穆昆，成为五个穆昆；万历三十七年（1609）三月，舒尔哈齐“叛走”黑石木被囚（即“已酉之变“）（8），代善的穆昆并入舒尔哈齐穆昆，以分取其部分财产，并对其族进行掌控；同年十月，乌尔古岱“反叛”未果（详见下文），其穆昆被撤消，并入楮英穆昆，五穆昆从此归结成三个穆昆。

　　对于五穆昆以及归并三穆昆这段历史文献缺乏明确记载。研究家普遍认为建州存在四个穆昆，即，努尔哈赤穆昆、舒尔哈齐穆昆、楮英穆昆，代善穆昆，并以此作为“前四旗”的依据。（9）至于四穆昆之外还有第五穆昆的问题，尚属笔者一己之见，现证之如下：

　　其一，乌尔古岱是哈达部贝勒孟格布禄之长子。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努尔哈赤利用叶赫与哈达之间连年仇杀之机，出兵哈达将贝勒孟格布禄俘获，尽收其国人“悉编入户籍以归”。不久，又以孟格布禄“与大臣噶盖谋逆，事泄，俱伏诛。”，万历皇帝闻报，派遣大臣至建州责问：“汝何故破哈达虏其人民，今可令吴儿户代复国。努尔哈赤惊惧，以其第三女莽古济下嫁孟酋之子乌尔古岱为妻，又令哈达复国。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又以“哈达部饿（饥），人皆无食”为口实，“誓抚吾儿忽答保寨”“仍收哈达国人豢养之”。（10）女婿称岳父岳母为“父母”，岳父岳母视女婿如“子”，这是贯穿古今满汉如一的习俗。而且乌尔古岱又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女婿——背后受朝廷关注，其弟王世忠又在朝内任‘“抚夷总王“（11）手眼通天，加之乌尔古岱掌管原哈达部大量部民以及363道敕书，有丰厚的财富。努尔哈赤唯恐朝廷再度进行干涉，特许吾尔古岱管理哈达旧部，如，明臣在奏疏中证实：”海西夷酋吾儿忽答见在建州寨内住牧。“所以，努尔哈赤对乌婿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亲情上考虑，将其与亲子楮英、代善一样，单列一个穆昆完全必要。

　　其二，《满文老档》“穆昆档”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努尔哈赤将乌尔古岱原有363道敕书分配给三个穆昆的穆昆长及达旦长。乌尔古岱与楮英同在第二穆昆，其中，楮英领有四个达旦，乌尔古岱领有三个达旦。穆昆是血缘关系或者同姓（包括“赐姓”）关系组织。如，与太祖同在第一穆昆的五大臣额亦都，《镶黄旗纽祜禄氏家谱》载其被赐姓“觉罗“；扈尔汉，《清史稿》本传载：”扈尔汉年十三，太祖养以为子“；安费扬古本传载其为‘觉尔察氏”，属于“亚觉罗氏”；费英东、何和理皆可能被赐姓觉罗，只是失载。（12）而楮英与乌尔古岱两人是妹婿与大舅哥的亲缘关系，既非血缘关系，也非赐姓关系，他们的穆昆有俩穆昆合并痕迹。

　　其三，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月建州发生乌尔古岱“谋逆”未遂事件。这件事也是五穆昆存在的依据。此案清方文献虽然未载，而朝鲜史料言之凿凿：

　　奴酋（努尔哈赤）之婿吾乙古多（吾尔古岱），乃故名胡王太（王台）之孙也。其父之兄，自少伶俐，见重于天朝，至受官爵，在天朝时仕者也（按此处指的是王世忠，应为乌尔古岱之弟）。奴酋作婿时，先杀其父个应巨（孟格布禄），故宿有不世之仇。而威力所劫，强力从行，名虽为婿，实为仇敌。阴怀报仇之心，干结其所亲者通于如许（叶赫）、蒙古等处，又缘其受密书于天朝，为自当内应，合击老营之计，其妻（莽古济）告变，其父奴酋大怒，即梆缚囚之。同谋头头胡七名，先为磔杀矣。。，，，，今则兄弟之变（指舒尔哈齐叛走黑石木被囚事），翁婿之违连出于一年之内，天朝亦行问罪，其部下之人，无一人重（从）之者，曾所协从诸酋亦内怀贰心，外似从顺。奴酋知机，反自疑恐，寝食不安。（括号内字均为笔者所加——下同）（13）

　　此案清人隐讳不录，但是“穆昆档”使其露出“马脚“：哈达部是万历二十七年（1509）九月被灭，而分配其敕书却是在十一年后“谋逆”事件发生的当口，也就是说，重新分配敕书与乌尔古岱 “谋逆”案处置存在关连。依笔者推断，努尔哈赤可能惧于朝廷“亦行问罪“，部下”内怀贰心“，加之爱女莽古济恳请等原因，最后将乌婿宽释，将其敕书按穆昆达旦进行分配，又将其穆昆合并到楮英穆昆了事。

　　此外，哈达穆昆存在还有其它旁证：女真向“以敕多者为尊“（14）

　　敕书数量多少是政治身分高低的标志，三穆昆中“汗“王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两人分得敕书最多，各40道；楮英敕书39道，额驸乌尔古代敕书31道；舒尔哈齐敕书25道。乌尔古岱敕书名列前五位，与五穆昆之数相合。再有，努尔哈赤崇尚“五行”，事必成“五”。如，“五大臣”、“每五日聚于朝”议事、“五牛录一甲喇、五甲喇一固山”、汗加四大贝勒成“五大贝勒”、”行猎时五牛录编为一队“，，，，，，穆昆数目成“五”也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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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穆昆各持之旗色

　　第一穆昆，努尔哈赤用黄旗。“五行”旗向以黄旗为五方之中，驻防出征以黄旗为“中军”，统辖“五军”；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22日攻打乌喇部，太祖率兵三万，“张黄盖，吹喇叭、锁呐、打鼓、敲锣前进”；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正月征乌喇攻占弗儿哈城，太祖登城坐西门楼上，时布占泰领败兵不满百奔城而来，见其城已被克，城“上竖太祖旗帜“，遂大惊而逃。（《满洲实录》满文体记此事为“竖有旗纛、小旗“。（15）均说明努尔哈赤此时有专旗，其旗显然如“中军”之黄旗。

　　第二穆昆，楮英用白旗（同下）。

　　第三穆昆，舒尔哈齐用青旗。如，朝鲜史籍《事大文轨》卷四八，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二十四日条记舒尔哈齐、楮英、代善领兵三千在乌碣岩与乌拉部大战事，内有“奴酋军兵，分属三将，各持青白旗为号”。这里的“青旗即后来的蓝旗（见下文），为舒尔哈齐子阿敏领有”，“白旗后由楮英子杜度所有”
　　第四穆昆，代善用黑旗。（按：代善最初所用旗色还是疑问。有的专家认为其是红旗，但据天命五年（162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所志是黑旗。说明其红旗是后改。本文从李民寏之说。详见下文。）
　　第五穆昆，乌尔古岱用红旗。因以上“五行”旗纛黄、青、白、黑俱各有主仅有红旗无人，故此推论。

　　二，“五行“八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努尔哈赤为建国反明扫清障碍处决长子楮英之后（16），以固山取代穆昆，以“五行八卦”创建新的社会组织——“五行”八旗（固山）。（17）作为实现远大政治目标的组织保障。并在翌年元旦后金建元大典，按“八卦、九宫”图式布列八旗，展现八旗组织风采。

　　（一）八旗源于“五行八卦”

　　1，“前四旗”与“后四旗”只是“传说”

　　八旗创建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旗构建的传统说法是，先有黄、红、白、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又将“前四旗”镶边，成为“四正四镶”八旗。此说祖出《满洲实录》：

　　“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固山额真左右立梅勒额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按：经史家核对满文体《满洲实录》，应为“原有黄红蓝白四色旗纛，将此四种颜色的旗纛镶边后，成为八种颜色的旗纛，共八个固山。”据此得悉，文中之“旗“仅指“旗纛”，建成八种旗纛后，始将其作为八固山组织”。（18）《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与此相同。）由于《满洲实录》《武皇帝实录》是权威官书、是治清史基本史料，所以令人深信不疑，“两四旗”说似成定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专家依据《满文老档》“穆昆档”，从三穆昆推演出“第四穆昆“。认为”从努尔哈赤起兵至八旗建立之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满洲政权经历了从一个固山向两个固山、三个固山至四个固山的发展过程“。（19）此说虽有一定影响，但将“穆昆‘与”固山“混为一谈有失恰当。而且，八旗创建前建州社会并未形成”军政合一“的固山组织，此说显然是“前四旗“的附会。

　　然而，《建州闻见录》一书证实，直至“两四旗”出现五年后金仍在使用黑旗。而“四正四镶”八旗乃首出天命七年（1622）（详见下文）。这些矛盾显示，万历四十三年（1615）所建之八旗并非“四色正镶“，前四旗”与“后四旗”在八旗历史上也并不存在。

　　2，“五行”八旗

　　万历四十三年（1615）创建之八旗，是以”五行八卦“组成的“五行”八固山组织。五行“，即，黄、红、白、青、黑“五色”；”八卦“，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组成的八卦图式；“固山“，即，”牛录组织的扩大“，它继承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军政经合一的社会组织。“（20）

　　关于‘八卦“，《周易，系辞上传》右第十章载： “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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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极”也称“太极”，是大到极点之意。由太极阴阳形成天地（两仪），由阴阳转为四时（或谓“四向”）由四象产生象征天、地、水、火、风、雷、山、泽的八卦，涵盖宇宙万物，以此断定吉凶，趋吉避凶，伟大的事业，就由此产生。（21） “八卦之”乾“为天、”坤“为地。”四象、四隅“即 “四面八方“，所以“八卦”又有主宰天地、统驭八方，成就大业的寓意。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建八旗的终极目标是取代大明，入统中原成为天下主宰。“五行八卦“的内涵与努尔哈赤组建八旗的初衷可谓完全契合。还有，努尔哈赤深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并极度崇尚”天命“。所以，他选择被视为中国人“恩想律”的“五行八卦“作为寓军事政于一体的八旗组织，无疑是先进的选择。选择其它任何组织形式都无法与此相比拟。这以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3，“五行”八旗及其旗主

　　关于“五行”八旗，《满文老档》因属于残档已经失载。《满洲实录》等官书在重修时被“做过手脚”。只有朝鲜《建州闻见录》乃见其事：

　　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明经略杨镐四路出师围剿后金（史称“萨尔浒大战“），朝鲜受明朝指令出派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领兵一万三千人协同明军南路刘綎作战，三月刘綎被歼，明军“三路丧师”，姜弘立等五千名朝鲜官兵投降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七月姜弘立等人获释归国。《建州闻见录》作者李民寏是姜弘立随军幕僚。李氏回国后，将其羁留建州期间所见所闻撰著成书上呈国王。书中对八旗组织作如下描述：
　　“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奴酋领二高沙，阿斗、于斗总其兵，如中军之制。贵盈哥亦领二高沙，奢夫羊古总其兵。余四高沙：曰红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罗古（红破都里之子也）、曰阿未罗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 “旗帜（有五色之大小不同者，奴酋黄旗，贵盈哥黑旗，红歹是白旗云。）（22）

　　从上面李氏所见：八高沙（八固山）共六位旗主，各旗主领旗为：“奴酋（努尔哈赤）领二高沙、贵盈哥（代善）领二高沙山，其余四高沙分别由红歹是（皇太极）、亡古歹（莽古尔泰）、豆斗罗古（杜度阿哥）、阿未罗古（阿敏阿哥）四人各领一高沙。其二，六位旗主所领之旗色为：“奴酋黄旗、贵盈哥黑旗、红歹是白旗云。”即，努尔哈赤领二黄旗。代善领二黑旗。皇太极领一白旗。其它三人：杜度、阿敏、莽古尔泰旗色未明。考：杜度是楮英长子，楮英被处死后其家业第一继承人自然是长子。楮英生前其穆昆以白旗为标记，所以，杜度继承的旗分当与皇太极旗分一样均是白旗。也就是说楮英身后其白旗被一分为二，皇太极、杜度各领其一；阿敏是舒尔哈齐之子。舒尔哈齐的旗色标记是青旗，阿敏领有的旗分必然是青旗。
　　以上 “五行”八旗已有黄、黑、白、青“四行”七旗各有其主，只剩下红旗无人，此旗只能由莽古尔泰执领。也就是说，五穆昆时期乌尔古岱使用的红旗，进入固山时代转给了其妻莽古济之胞弟莽古尔泰。
　　（按：专家们对莽古尔泰之旗有不同说法：姚念慈先生认为：“正蓝、正白、镶白三旗皆由原楮英之白旗分出”（23）王景泽先生认为：阿敏曾管过“两蓝旗“。莽古尔泰先是“黄旗的各硕贝勒“，后来才成为正蓝旗主。（24）

　　4，“五行“八旗旗饰

　　关于旗帜形式和纹饰《建州闻见录》并未言及，很可能与下节朝鲜郑忠信所述相似，即，“四正四龙”旗，“正旗“为方形，同一种颜色；“龙旗“亦为方形，旗面绘有龙纹。分掌两旗者为正旗和龙旗各一，分掌单旗者为一正旗。如果这项推测不错，八旗旗主所领之旗应为：努尔哈赤领正、龙两黄旗；代善领正、龙两黑旗；皇太极领白正旗；杜度领龙白旗；阿敏领青正旗；莽古尔泰领红正旗。

　　（二）以“八卦”图式布列“五行”八旗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一日，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举行后金建国称汗大典。八旗诸王大臣围绕大衙门（俗称“尊号台“）（25）按”八卦“图式分旗排列。《满文老档》记载这次盛况时说：

　　“丙辰年，聪睿恭敬汗五十八岁，正月初一日，申日，国中诸贝勒大臣及众人会议曰：‘我国从无立汗，其苦殊深，天乃生汗以安国人也。汗既天生，以抚贫困之国人，豢养贤达者，即应称上尊号。议定后，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有八大臣持书自八旗出跪于前，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立于汗右侧之阿敦侍卫，及立于汗左侧之巴克什额尔德尼，各自出迎，接八大臣跪呈之文书，放置于汗前御案。巴克什额尔德尼立于汗前方，宣书咏诵：“天任抚育列国英明汗”。宣罢后诸贝勒、大臣起，继之，各处之人皆起。于是，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叩毕回位于后，八旗诸贝勒、大臣依次恭贺元旦，各向汗行三叩首“。（26）

　　文中，太祖位居正中接受尊号，“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四面：即，东、西、南、北四方，四角：即，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这是典型的“八卦、九宫” 排列图形。对于八旗与“五行八卦”的关系，乾隆皇帝在御制《盛京赋》中说：“神京援于斯符，，，，，，，于是定两翼之位，列八旗之方，黄、白、红、蓝有正有镶。法其象于河鼓、则其数于羲（易）经、神其变于三五、握其奇于九宫，，，，。。“（27）这话点出八旗与“五行易象”的本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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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正四龙“八旗

　　大约天命五年（1620）七月之后，努尔哈赤总结萨尔浒大战实战经验，以黑旗夜间行军难于辩认而将其去除。“五行”八旗从此成为黄、红、白、青“四正四龙”八旗。同时，为补充“五行”缺项，又在旗饰上增设黑龙。

　　对于这次八旗改制，清朝文献不见于载。朝鲜使者郑忠信的耳闻目睹可谓珍贵史料。

　　（一）郑忠信所见“四行”八旗

　　天命六年（1621年）九、十月间，朝鲜因后金占领辽阳后“彼中行止，尚无详闻“，遂以”玉江生变，抢掠牛马“事件为口实，派满浦佥使郑忠信前往虏地”诘问“，实为”密探虏中情形事机。“”是行，忠信往返月余，行两千余里“。郑氏归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后金许多密事。其中，关于八旗组织及旗色的情报如下：
　　“其兵有八部，二十五哨为一部，四百人为一哨，，，，老酋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将之，黄旗画黄龙。贵盈哥领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将之，赤旗无画，一部汤古台将之，赤旗画青龙。洪太主领一部，洞口渔夫将之，白旗无画。亡可退领一部，毛汉那里将之，青旗无画。酋侄阿敏太主领一部，其弟者哈将之，青旗画黑龙。酋孙斗斗阿古领一部，羊古有将之，白旗画青龙。统司哨队亦各有旗，而有大小之分。军卒则盔上有小旗为认。每部各有黄甲二统、青甲二统、红甲二统、白甲二统。”（28）
　　综合郑氏见闻得知，此时的八旗已由从前的黄、红、青、白、黑“五行”，改为黄、红、白、青“四行”，去除其中黑色；再是，旗面装饰分为“无画”（姑且称其“正旗”）和“画龙”（“龙旗”）两种，三是八旗旗主及其所领之旗分如下：

　　努尔哈赤（老酋）领有两黄旗，即正旗和龙旗各一；代善（贵盈哥）领有两红旗，也是正旗和龙旗各一‘
　　皇太极（洪太主）领白旗，即正旗。杜度（斗斗阿古）领白旗，即龙旗；莽古尔泰（亡可退）领青旗，即正旗。阿敏（阿敏太主）也是领青旗，即龙旗。

　　（二）“五行”改“四行”的方式

　　“五行”八旗改为“四行“正龙八旗的经过无直接史料，这里仅作一推断：

　　第一步，去除代善领有的两黑旗。

　　第二步，将莽古尔泰领有的红旗交由代善承领，并扩充为正、龙两红旗。

　　第三步，莽古尔泰从红旗转至青旗。同时将阿敏的青旗扩充为正、龙两旗，莽古尔泰领正旗，阿敏领龙旗。努尔哈赤的两黄旗与皇太极、杜度叔侄的两白旗依如其旧不变。至于莽古尔泰因何后来居上超越阿敏领正旗，有的史家认为是由于天命五年（1621）审理硕托、斋桑古出走案“完全站在太祖一边”“拥护太祖而受赏识”。完全有这个可能，但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太祖嫡子，阿敏是太祖之侄，而且阿敏之父舒尔哈齐负有“罪名”历史身份，所以此族必然屈居于莽古尔泰之下。镶蓝旗之所以永居八旗之末道理即如此。

　　（三）旗饰的设置

　　正龙两旗，“正旗”是单一颜色，无任何纹饰；‘龙旗“为黄旗画黄龙、赤旗画青龙、青旗画黑龙、白旗画青龙。旗色与龙色的配置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与”五行生克“有关，如”赤旗画青龙“，取木生火；”青旗画黑龙“，取水生木，并以“黑”龙补充“五行”缺项；”白旗画青龙“，取金胜木。

　　四，“四正四镶”八旗

　　天命六年（1621）八月，后金占领辽东不久开始营造新都东京城。为使八旗与都城八门按“五行相胜”合理配置，改旗色，变旗饰。翌年二月，八旗制度的“重要角色“—— “四正四镶“八旗，首次”登台亮相”。

　　（一） 营造东京城

　　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后金攻占辽东城（今辽阳）。八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对诸王大臣们宣谕：“这辽东城已经年久，颓废不堪了，城又太大，我们出征后，防守的人要很好地警戒，在东方有朝鲜国，在北方有蒙古国，这两国对我们并不驯服。如果放下这个去讨伐西方大尼堪国，对后方的家就不放心，建筑坚固稍小的城，集中留下的兵，不为后方的家担忧，放心大胆地出征南方。“ “众诸贝勒、诸王大臣进谏曰：”抛弃掉获得的城和居住的房，不能（不）在建的地方筑城盖房，国人将要受苦。“汗说：”我们对大国用兵能无所作为过吗？你们只想着那样的小苦，我想着大处，如果小苦中就叫苦，那么前途的大业怎么能成功呢？“八月在太子河北岸的岗，开始筑城了。”（29）新都定名东京城。并以砖石修筑，”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门二：一曰抚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怀远、一曰外攘；南门二：一曰德盛、一曰天佑；北门二，一曰福胜、一曰地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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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正四龙“八旗

　　大约天命五年（1620）七月之后，努尔哈赤总结萨尔浒大战实战经验，以黑旗夜间行军难于辩认而将其去除。“五行”八旗从此成为黄、红、白、青“四正四龙”八旗。同时，为补充“五行”缺项，又在旗饰上增设黑龙。

　　对于这次八旗改制，清朝文献不见于载。朝鲜使者郑忠信的耳闻目睹可谓珍贵史料。

　　（一）郑忠信所见“四行”八旗

　　天命六年（1621年）九、十月间，朝鲜因后金占领辽阳后“彼中行止，尚无详闻“，遂以”玉江生变，抢掠牛马“事件为口实，派满浦佥使郑忠信前往虏地”诘问“，实为”密探虏中情形事机。“”是行，忠信往返月余，行两千余里“。郑氏归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后金许多密事。其中，关于八旗组织及旗色的情报如下：
　　“其兵有八部，二十五哨为一部，四百人为一哨，，，，老酋自领二部，一部阿斗尝将之，黄旗无画，一部大舍将之，黄旗画黄龙。贵盈哥领二部，一部甫乙之舍将之，赤旗无画，一部汤古台将之，赤旗画青龙。洪太主领一部，洞口渔夫将之，白旗无画。亡可退领一部，毛汉那里将之，青旗无画。酋侄阿敏太主领一部，其弟者哈将之，青旗画黑龙。酋孙斗斗阿古领一部，羊古有将之，白旗画青龙。统司哨队亦各有旗，而有大小之分。军卒则盔上有小旗为认。每部各有黄甲二统、青甲二统、红甲二统、白甲二统。”（28）
　　综合郑氏见闻得知，此时的八旗已由从前的黄、红、青、白、黑“五行”，改为黄、红、白、青“四行”，去除其中黑色；再是，旗面装饰分为“无画”（姑且称其“正旗”）和“画龙”（“龙旗”）两种，三是八旗旗主及其所领之旗分如下：

　　努尔哈赤（老酋）领有两黄旗，即正旗和龙旗各一；代善（贵盈哥）领有两红旗，也是正旗和龙旗各一‘
　　皇太极（洪太主）领白旗，即正旗。杜度（斗斗阿古）领白旗，即龙旗；莽古尔泰（亡可退）领青旗，即正旗。阿敏（阿敏太主）也是领青旗，即龙旗。

　　（二）“五行”改“四行”的方式

　　“五行”八旗改为“四行“正龙八旗的经过无直接史料，这里仅作一推断：

　　第一步，去除代善领有的两黑旗。

　　第二步，将莽古尔泰领有的红旗交由代善承领，并扩充为正、龙两红旗。

　　第三步，莽古尔泰从红旗转至青旗。同时将阿敏的青旗扩充为正、龙两旗，莽古尔泰领正旗，阿敏领龙旗。努尔哈赤的两黄旗与皇太极、杜度叔侄的两白旗依如其旧不变。至于莽古尔泰因何后来居上超越阿敏领正旗，有的史家认为是由于天命五年（1621）审理硕托、斋桑古出走案“完全站在太祖一边”“拥护太祖而受赏识”。完全有这个可能，但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太祖嫡子，阿敏是太祖之侄，而且阿敏之父舒尔哈齐负有“罪名”历史身份，所以此族必然屈居于莽古尔泰之下。镶蓝旗之所以永居八旗之末道理即如此。

　　（三）旗饰的设置

　　正龙两旗，“正旗”是单一颜色，无任何纹饰；‘龙旗“为黄旗画黄龙、赤旗画青龙、青旗画黑龙、白旗画青龙。旗色与龙色的配置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与”五行生克“有关，如”赤旗画青龙“，取木生火；”青旗画黑龙“，取水生木，并以“黑”龙补充“五行”缺项；”白旗画青龙“，取金胜木。

　　四，“四正四镶”八旗

　　天命六年（1621）八月，后金占领辽东不久开始营造新都东京城。为使八旗与都城八门按“五行相胜”合理配置，改旗色，变旗饰。翌年二月，八旗制度的“重要角色“—— “四正四镶“八旗，首次”登台亮相”。

　　（一） 营造东京城

　　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后金攻占辽东城（今辽阳）。八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对诸王大臣们宣谕：“这辽东城已经年久，颓废不堪了，城又太大，我们出征后，防守的人要很好地警戒，在东方有朝鲜国，在北方有蒙古国，这两国对我们并不驯服。如果放下这个去讨伐西方大尼堪国，对后方的家就不放心，建筑坚固稍小的城，集中留下的兵，不为后方的家担忧，放心大胆地出征南方。“ “众诸贝勒、诸王大臣进谏曰：”抛弃掉获得的城和居住的房，不能（不）在建的地方筑城盖房，国人将要受苦。“汗说：”我们对大国用兵能无所作为过吗？你们只想着那样的小苦，我想着大处，如果小苦中就叫苦，那么前途的大业怎么能成功呢？“八月在太子河北岸的岗，开始筑城了。”（29）新都定名东京城。并以砖石修筑，”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门二：一曰抚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怀远、一曰外攘；南门二：一曰德盛、一曰天佑；北门二，一曰福胜、一曰地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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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七年（1622）四月初四日，努尔哈赤还未等东京城全部竣工，就急不可奈地提前从辽东城入住新城宫殿。（31）

　　东京城是后金第一座方正四面，每面二门，八门均匀分布的都城，显而易见是为适应“四行“八旗而设计和建造。然而，天命十年（1625）三月努尔哈赤由于形势所迫放弃这座坚城，北迁沈阳城。从此，仅仅使用两年多的东京城就此废制。

　　（二）“四正四镶”八旗出台

　　1，改变旗色
　　天命七年（1622）二月正当东京城营建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八旗制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原来的“四正四龙”八旗改为“四正四镶”八旗。《满文老档》二月初五日一条记载首次显示这一重要变更：
　　“大贝勒（代善）、豪格父（皇太极）贝勒率两红旗、正白一旗，从锦州去义州驻防了。阿敏贝勒率领镶蓝一旗，去白土厂驻防。汗领率两黄旗、镶白一旗、正蓝一旗驻在锦州了。”（32）这是目前所知中外所有历史文献记载“正镶八旗”的最早史料。

　　至于这次改旗的原因和过程，因史料缺乏已无从所知。不过，我们可以从盛京八旗对其作逆向推证。因盛京与东京存在密切传承关系——努尔哈赤从东京城直接迁都沈阳城，而且为了效法东京城八门与八旗规制，特地将明代沈阳城的四门改成八门，甚至连城门名称也照搬不误，盛京城可以说是东京城的“复制”。

　　对于盛京八旗与八门的关系，目前唯一可以参证的史料是满文《盛京城阙图》（33）此图绘制于康熙初年，内容包括从天命、天聪、崇德到顺治四个时期的主要史迹。其中，“天命汗宫”及八旗王府可以说是天命时期八旗制度的典型定位和佐证。图中显示：太祖努尔哈赤的“天命汗宫”位于沈阳城正北“九门”（34）以里，表明两黄旗位于北向；大贝勒代善的“礼王府”还有克勤王府（岳托）位于大政殿东部，表明两红旗位在东向；四贝勒皇太极王府位于大内宫阙之西“庄王府”（按：此府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分给了长子硕塞，改称庄王府。）再有，肃亲王豪格府第也在大内宫阙之西，表明两白旗在西向；济尔哈朗的“郑王府”在城南天佑门内路西，表明镶蓝旗位于南向之西；图上未标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王府，因该旗已于天聪九年（1635）被并入两黄旗，其王府随之不存。莽古尔泰是正蓝旗主，其王府原址应在德盛门内路东，与镶

　　蓝旗东西相对。所以，从这张图上显示，天命时期八旗在盛京城的方位是正镶两黄旗在北、正镶两红旗在东、正镶两蓝旗在南，正镶两白旗在西。（如图）这一布局同时也反映出清初左右翼体制——右翼在东、左翼在西，与后来的定制相反。是天命七年之后的左右翼旧制。（详见下文）古制：“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35）“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36）所谓“以奇胜”、“各以其胜攻”是指“五行相胜”。东京城在八旗与八门的布局设计上即按“五行相胜”进行配置。前文提到，“五行“有”正五行“、“五行相生”及“五行相胜”等诸多属性。“五行相胜”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图3）东京城的“五行相胜”配置结果理应是：黄旗在北，取‘土克水”；黑在南，取“水克火”。红旗在西，取“火克金”，白旗在东取“金克木”。然而，此时的八旗左右翼却是“世沿古制”——“右东左西“。也就是右翼红旗在东，左翼白旗在西。所以如果按”五行相胜“办法就需要改变红旗与白旗的位置。这样一定会引起善于”挑肥拣瘦“的大贝勒代善的反对。因为这方面早在萨尔浒城的”建宅之争“让人记忆犹新，（37）而汗王努尔哈赤也会对爱子代善的请求姑息让步。所以便采取折衷办法解决问题——两红旗、两白旗的翼位依然保持不变，只将太祖的两黄旗与莽古尔泰，阿敏的两青旗（改为蓝旗——详下））按“五行相胜”安置在南、北两向。所以，东京城的“五行相胜“计划实际只完成一半。

　　然而，“五行相胜“计划无论实施一半还是全部实施，都会面临一个新的矛盾：原“四正四龙“八旗是黄、红、白、青四色。而按”五行相胜“却形成黄、红、白、黑四色八旗。如此，需要去除青旗、恢复黑旗。可是黑旗由于影响实战此前已经被废去，不可再行复原。所以，又采取以蓝代黑的”变通“方式增设蓝旗。使八旗成为黄、红、白、蓝四色。旗色矛盾解决之后，还涉及到两位青旗旗主莽古尔泰与阿敏改旗问题，青旗既经废去，增设蓝旗，他们也只能随遇而安易为蓝旗之主，并以黑旗“水克火“的名义被安排到南向。《盛京城阙图》所显示的就是以上面貌。

　　2，更改旗饰

　　（1）正旗，其形状仍为方形，只是在旗面上增绘一行龙及火焰云纹。旗面与龙纹形成“五行”生克关系：正黄旗用黑（皂）龙，取土胜水，并补“五行”缺皂色；正红旗用白龙，取火胜金；正白旗用蓝龙，取水生木。正蓝旗用红龙，取水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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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镶旗，形状由方形改为左尖右戚五角形，并在上下四面镶边，旗面亦绘行龙及火焰和云纹，称之为镶旗。旗面与旗边同样构成“五行”生克关系：镶黄旗：黄面红缘，取火生土；镶红旗：红面白缘，取火生金；镶白旗：白面红缘，取火生金；镶蓝旗：蓝面红缘，取水胜火。
　　旗饰为“三军眼目”，改制后的旗纛比起“四正四龙” 八旗更加醒目、庄严和壮观。
　　3，“四正四镶”八旗旗主
　　八旗改制后，国汗努尔哈赤领正、镶两黄旗；大贝勒代善领正、镶两红旗；四大贝勒皇太极领正白旗；贝勒杜度领镶白旗；三大贝勒莽古尔泰领正蓝旗；二大贝勒阿敏领镶蓝旗。“四正四镶”八旗从此现身，并一成不变。

　　五，八旗左右翼
　　“左、右翼“是八旗又一项重要制度。其制大约分三个时期：即，天命七年（1622）之前、天命七年之后及天聪时期。
　　天命七年（1622）之前八旗左、右翼“世沿古制”，以东为右、以西为左；天命七年（1622）之后八旗左、右翼是局部实施“五行相胜“结果，并依然“尚右”；天聪时期左、右翼是全部实施“五行相胜”结果，且由“尚右”改“尚左“，是为八旗定制。同时将太祖之制“定格“在盛京城，使其成为“一国两制”的“特区”，与清朝相始终。

　　（一）天命七年之前八旗左右翼

　　天命七年（1622）以前八旗已有“左、右翼”之分（或称“左、右侧“）。如，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四日征抚顺：“大军分二路进，令左四旗兵取东州、马根单二处，上与诸贝勒率右侧四旗兵及八旗选取练护军取抚顺所。”（38）又如，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日卯刻，汗命令：左翼四旗兵，护城河的西边有闸口，要控开那处。右翼四旗的兵，要堵塞东面的入水口，汗亲自站在右翼四旗的地方”。（39）
　　当时八旗左、右翼与清代定制不同，当时“尚右”，即以东为右、以西为左。如，《满洲实录》记载，天命元年正月一日后金建国称汗大典，太祖位居大衙门正中接受尊号，太祖“侍臣阿敦虾、额尔德尼巴克什接表，额尔德尼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英明皇帝“从《满洲实录》”太祖建元即帝位图“所见：额接表在西，说明其“西”为“左”。阿敦虾在实录图上虽未显露身影，但是他与额是一左一右一西一东，额既在左，敦必然在右，额之左为西，敦之右当然为东。再如，礼亲王代善属右翼，其位亦在东向。如，天命五年（1620）八月：“夺取蒲河城，追逐沈阳的兵时，右翼的大贝勒（代善）、达尔汉虾，派他们的名叫布尔济的人去说，停止前进。”（40）《啸亭杂录》“国初尚右“条亦称：”国初世沿古制，，，，，，故先烈王（代善）以宗老，孔定南以藩臣之长，皆居右班云“。代善之“右翼”或“右班”其方位在东，如，《啸亭杂录》“十王亭”条：“我文皇抚定辽沈，规模阔大，而集思广益，纳谏如流，造十王亭于宫右侧，，，，，”。（41）文中之“宫”，指的是今沈阳故宫中路大内宫阙，“十王亭”位于大内宫阙之东侧。有专家认为：“昭槤所说十王亭为太宗建于宫右侧亦误，应为太祖所建，且在宫左侧。”这是以“定制“观念理解”国初“制度。”国初“确以东为右，昭槤未错。

　　（二）天命七年之后八旗左右翼

　　天命七年（1622）左右翼与“四正四镶“八旗实为“孪生兄弟”，同是营造东京城按“五行相胜”配置八旗与八门形成。只因受到“世沿古制”右翼在东的限制，这项配置仅完成南、北两向，东西两向仍按“尚右”古制排列。成为两黄旗居北，取“土胜水”；两蓝旗居南，取“水胜火”；两红旗在东；两白旗在西的方位。其左右翼为：左翼左西，左翼四旗分别为，正黄旗、正白旗、镶白旗、镶蓝旗；右惭在东，右翼四旗分别为，镶黄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如图5所示）此制除盛京城外，仅存在四年左右。（42）

　　（三）天聪时期八旗左右翼：

　　太宗绳继汗位之后，对八旗左、右翼采取“一国两制“政策——对盛京十王亭、朝廷礼仪，攻城布阵等等一律按”五行相胜“配置八旗与方位：对盛京原八旗左、右翼依然保持不变（而且终清之世未不变）。
　　1，以“五行相胜“配置八旗与方位

　　（1）十王亭
　　《钦定盛京通志》载，大政殿是太宗“御以听政“之所。“大政据当阳，十亭两翼分”，是八旗左右翼的典范模式——东五亭为左翼，西五亭为右翼。

　　东五亭北起第一亭为左翼王亭、第二亭为镶黄旗亭、第三、第四亭分别为正白旗、镶白旗亭，第五亭是正蓝旗亭；西五亭北起第一亭为右翼王亭，第二亭为正黄旗亭、第三、第四亭分别为正红旗镶红旗亭、第五亭为镶蓝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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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典制备考》卷一载：左、右翼王亭分别为“翼王大臣议政所“，各王亭则是本旗“官员朝集所“。
　　八旗亭乃按“五行相胜”排列：北侧镶黄旗正黄旗二亭取“土胜水”，其位在北；南侧正蓝旗、镶蓝旗二亭取“水胜火”，其位在南；东则正白旗、镶白旗二亭取“金胜木”，其位在东；西侧正红旗、镶红旗二亭取“火胜金”，其位在西。大政殿始建于天命十年（1625），八旗亭建于天聪年间、左右翼王亭建于崇德元年（1636）。“五行相胜“排列则始于天聪时期。

　　（2）朝廷礼仪

　　天聪六年（1632）是清开国史的重要拐点——太宗由过去“与三大贝勒俱坐受之“改为一人“南面独坐“。并以“五行相胜”形成“旗分”，作为八旗朝见顺序。《太宗实录》记载：初，八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自是年始，照旗分以次朝见。（43）《满文老档》载其“旗分”顺序为：一，正黄旗、二，镶黄旗、三，正红旗、4，正白旗、5，镶红旗、6，镶白旗、7，镶蓝旗、8，正蓝旗。（44）此序与八旗左右翼”尚左“图（图6）完全相符。即，以正镶两黄旗居北，取”土胜水“；以正镶两蓝旗在南，取”水胜火“；以正镶两白旗在东，取”金胜木“；以正镶两红旗在西，取”火胜金“。是按”五行相胜“配置八旗与方位的结果。

　　（3）攻城布防；
　　天聪三年(1629年) 包围战明遵化城是运用“五行相胜”又一典型实例。是年十月，皇太极发动首次入关征明的战争。兵锋所向直指北京。他调集蒙古扎鲁特、奈曼、敖汉、喀喇沁、巴林等部人马，与后金八旗大军联合出征，皇太极“亲统大军”。他们避开防守坚固的宁锦防线，假道蒙古科尔沁，从西部长城入关，师分三路攻取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会师于北京城西北仅二百余里的遵化城。遵化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皇太极遣将“遗书”劝降，为王元雅回绝。皇太极遂“集诸贝勒、群臣定议：以(十一月)初三日攻遵化城。”大军各按八旗方位围城。具体布署是：

　　“正黄旗纳穆泰率本旗攻北面之西；镶黄旗额附达尔哈率本旗攻北面之东；正红旗额驸和硕图率本旗攻西面之北；镶红旗雍顺率本旗攻西面之南；镶蓝旗额驸顾三台率本旗攻南面之西；正蓝旗攻南面之东，镶白旗图尔格率本旗攻东面之南正白旗喀克笃礼率本旗攻东面之北。”（45）

　　攻城令下，八旗兵列阵，竖云梯于城下，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先登，八旗军蜂拥而上，“遂克其城”。明兵四处逃溃，巡抚王元雅自经，城中官兵、人民拒命者尽屠之。此城的攻战布局与八旗左右翼尚左图（图6）相同。

　　天聪五年（1631）八月皇太极对辽西大凌河城的围困战，仍然采用“五行相胜”布署八旗大军。并通过长期围城，最后迫使明兵投降，取得大凌河之战的胜利。（46）

　　2，对盛京城八旗左、右翼保持原状。
　　“书以纪事，图以绘形“，以康熙初年之满文《盛京城阙图》对照同治十二年（1873）的《陪都纪略》“街市图“，右翼正红旗与镶红旗的礼王府、克勤（岳托）王府仍在城内东向，左翼镶蓝旗郑王府仍在南向，原属两黄旗的八王阿济格王府，九王多尔衮王府和十王多铎王府，虽经天命天聪国汗更迭以及顺治朝旗主势力消长等原因旗色改变，而原位依然。又据光绪四年（1878）《陪京杂述，官治》左翼官学条：”左翼在天佑门内，右翼在德盛门内”。再如，1912年（民国元年）《奉天省公署档》载：“右翼四旗关防处房间，座落奉天省城里汉军镶红旗第三佐领界内，警区第一局一区东华门（即，今沈阳故宫宫前东侧的文德坊）东路北。均证明盛京城八旗右翼在东、左翼在西的”国初“旧制与清朝兴亡相始终。

　　以上，太祖、太宗开创之黄、红、白、蓝“四正四镶“八旗、八旗”左、右翼”（包括“八旗方位”）等项制度，清入关之后继续得以实施。并以京师为标准模式法示天下，成为终清之世一成不变的八旗定制。
　　六，余论
　　余下，简要考察一下“八卦”被产除、“五行”被隐曲，以及前四旗“与”后四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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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卦”被消除
　　自从《满文老档》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日条，记载太祖上尊号八旗王大臣按“八卦”图象排班之后，这项记载如同“昙花一现”般的永远从官书上销声匿迹了。以至于我们今天提出八旗是由八卦演变而来的这个命题时，令人感到愕然和不可思议。原因在于史料“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按“孤证不立”的治史常识讲，这条史料可以置之于不顾，或打入存疑之列。然而《满洲实录》对其采取硬性产除的作法反而使这条“孤证”令人深信不疑。现在我们追寻《满文老档》这条史料被“产除“的过程：该档原载是：

　　“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有八大臣持书自八旗出跪于前”。
　　《满洲实录》却将其改为：

　　“丙辰岁正月朔甲申，八固山诸王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太祖升殿诸王大臣皆跪，八大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

　　（《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与此雷同。）《满录》将《满档》最关键的一句话：“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改成”率众臣，聚于殿前排班“。即，按宫廷制度以旗分或按品阶排班，原”八卦“涵义就此完全被抹刹。至于篡改时间现在还不明确，因现行《满洲实录》是乾隆重绘本。“其所据的底本，系天聪末年成书的《太祖实录图》，乾隆重绘本除文字稍有润色外，记事并未增删。“（47）再有，太祖对其”杰作“始终“恋恋不舍”如，天命七年（1622）营造东京城，修国汗与八旗诸王议政大衙门，仍选择“八卦”图式为建筑造型修成“八角殿。“（此前的界凡、萨尔浒两都大衙门形制不得而知）、天命十年（1625）三月迁都沈阳所建”大衙门“（大政殿）也是如式而修。（有传说甚至称沈阳大衙门是东京八角殿的易地重建。）还有，八旗王大臣在赫图阿拉开国大典按“八卦” 排列方式，到了东京时期改为在八角殿前插旗为记，努尔哈赤要求各旗“带着各自的地方挂的小旗来，要插在宫殿前各自应插的地方”自已端坐在八角殿内，可以“看那小旗，查没来的官员。“（48）迁都沈阳后将”殿前插旗为记“改在大衙门前设八旗亭，作为各旗王大臣议政所在。（后增设两翼王亭，称为“十王亭”）。无不是“八卦”身影。太宗修《太祖实录图》亦应尊从太祖之制，不敢擅自删节。

　　（二）隐曲“五行”
　　前文所考：万历四十三年（1615）所建之八旗是由“五行八卦”组成
　　的“五行”八旗。“五行”改“四行”是因天命七年（1622）修东京城实行八旗与八门按”五行相胜“配置而被去除青色，成为黄、红、白、蓝四正色，同时将四正色镶之而成“四正四镶”八色，以适应八旗。所以“五行”（五色）改“四行”的原因与“八卦”不同。《满洲实录》卷四：将“四正四镶”八旗首出时间记为“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并称其：“原旗有黄、红、白、蓝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不仅年分不同，而且再也看不出八旗与“五行”的关系。

　　（三）“前四旗”与“后四旗”问题
　　史界对八旗创建史一直认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之前已有“四旗”（前四旗），是年将“前四旗”镶边成为”后四旗”，共为八旗。至于“前四旗“建于何时，又有以下几种说法：
　　1，《满洲实录》“已卯“（万历四十三年，1615）说。（见前引，《武录》同）此说认为，是年所建之八旗是在“原旗“（前四旗），加上”镶之“（后四旗），共为八旗，至于”原旗“何时所建，其表意摸糊。此说为史界主流观点。

　　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前四旗”，甲寅年（万历四十二年，1614）建“后四旗”说：
　　“太祖高皇帝辛丑年，满洲生齿日繁，诸国归服人众，设四旗以统之，以纯色为辩，曰黄旗、曰红旗、曰白旗、曰蓝旗，，，，。甲寅年，削平诸国，中外臣民，归附者众，增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此说经史家考证，乃是乾隆时期“臆造“。（49）《开国方略》及王氏《东华录》“年月无考”说，仅以“创置年月无考”、“创制年月无考”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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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第四穆昆”说，即依据《满文老档》“穆昆档”，提出第四穆昆（即第四固山），并认为此固山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已酉之变”形成。此说是前四旗的附会。
　　当然，对“两四旗”史界也并非没有不同声音，但并未跳出原有巢臼。
　　本文对八旗创建史的拙见是：乙卯年（1615）所创八旗为“五行“八旗，天命七年（1622）始为”四正四镶“八旗。八旗历史不存在”“前四旗”与“后四旗“，“两四旗”同样是“臆造”。


　　注：
　　（1）本文侧重于八旗组织标表
　　（2）《辽海丛书》一，《全辽志》卷6，页680
　　（3）王钟翰辑：朝鲜李朝宣宗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页266按：从万历十一年“二祖”被难古勒城，明廷给其敕书三十道，命其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开始“管事”，至万历十七年恰是十三年；“参旗”意为对建州旗纛按时拜祭，此旗很可能是朝廷所赐。古有“参旗拜印”之制，古人以旗纛有“神灵“，出师、凯旋均要祭旗，甚至以俘虏血祭。如，努尔哈赤出师在堂子祭旗，林丹汗以后金信使祭旗，皇太极得元传国玺迎玺祭旗等例。
　　（4）《建州纪程图记校注》页23
　　（5）“六镇番胡“是指居住于图门江左设立会宁、稳城、钟城、庆源、庆兴、茂山“六镇”建州女真部落
　　（6）长白丛书《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页394
　　（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四，页1530
　　（8）舒尔哈齐囚瘐事件：万历37年3月13日舒尔哈齐分裂自立移居黑石木被囚，被收回国人。同年，舒醒悟表示悔改，又将国人归还（这只是《老档》一方所言），但未将其释放。万历39年8月19日舒尔哈齐死于狱。一说被杀，一说病故。
　　（9）白新良：《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载《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10）《太祖实录》卷3页6
　　（11）抚夷总王王世忠，原名革把库，六岁得入中国，，，，朝廷用为副将，，，，，，衣冠举止如中华，久在边，识虏情伪，于是明朝加以重用，任为抚夷总兵。明：《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一
　　（12）邹宝库辑：《辽阳金石录》页85“清固山额贞三等精奇尼哈番何和礼诰封碑文”按语：“何和礼，原姓觉罗，后改东阿氏”。
　　（1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七，页2869
　　（14）《明经世文编》第6册，页5528
　　（15）（李鸿彬、郭成康：《也谈八旗旗纛》载《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1期页99）。
　　（16）对于楮英事件，《满文老档》记载是，努尔哈赤以楮英“心胸狭隘“，被其四弟和五大臣揭发罪状等事而将其诛杀。但明方史料说楮英被诛是努楮父子政见不同。如《无梦园初集》页23：“老奴欲克抚顺，红把免谏以不可背天朝，老奴怒杀之。“。黄石斋《建夷考》：“长子数谏酋勿杀弟，且勿负中国，奴亦困之。”。（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笔者认为明人说为主要原因。
　　（17）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页148——149（关于旗与固山相互混淆的问题，郭先生解释说，这）“仅是汉语中特有的现象，在满语中是不存在的。（满语）凡表示军政合一的组织——”旗“，只能用‘固山”一词。总之，在满语中绝对不用旗纛指代固山。当八旗创建之初，汉人也依满语的构词方法，用“某某旗固山”来区分所在旗籍，如“蓝旗固山”、“正红旗固山“，这在入关前形成的汉文档案中不乏其例。久而久之，汉人为简捷起见，索性抓住不同固山的特征——旗色，用”旗”来代替固山，固山一词渐被淘汰。后人不解固山为何物，反要用“旗”来诠释。以至今天读清史时提到“旗”，没有人理解为旗纛，却都以为是指军政合一组织（即固山）。正是由于满语同汉语在这一点上的微妙差别，才逐渐导致了后来对建旗年代的误解。
　　（18）李鸿彬、郭成康：《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辩》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页20
　　（19）白新良：《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载《清史新论》页312
　　（20）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页181，
　　（21）孙振声：《白话易经》页507，台北星光出版社
　　（22）《建州闻见录校释》页42
　　（23）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页60，2008年版
　　（24）王景泽：《清朝开国时期八旗研究》页46、47。
　　（25）关于大衙门，萨尔浒大战期间，朝鲜五道都元帅姜弘等降清，被解至都城赫图阿拉朝见努尔哈赤情形：
　　《燃藜室记述选编》记载：“（天命四年三月）初六日，始到虏穴（赫图阿拉）。老酋坐三间厅上，着黄袍，锦衣，左右姬妾三十余人，环珥罗列者二千余人，盛设宴具。先招两帅立于五层阶下，使之行礼。弘立曰：‘吾等官高之人，不可阶下行礼’。往复再三，始许上阶行礼。“，（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十三种页39）
　　《栅中日录校释》记载：“奴酋挟弓矢据床而坐，甲士数千，排列庭之左右，两帅登阶行揖”。（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1。从以上史料得知，赫图阿拉大衙门是一宽敞的三间大殿，台基较高，有五级台阶。
　　（26）《满文老档》上，页44

东北满族

（27）《钦定盛京通志》卷10，页7
　　（2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页3146 （按：《满文老档》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记载：”，，，，，，游击李永芳才投降，穿礼服乘马出城后，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带来会见汗“之语，其中的”镶黄旗固山额真“已被史家证实”是乾隆时期所改“
　　（29）《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页54
　　（30）《辽海丛书》二，页727
　　（3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册，页145
　　（3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册，页109
　　（33）《盛京城阙图》载《清史图典》第一册，页147，紫禁城出版社2002；《盛京城阙图》（简图）摘自李凤民：《盛京八旗方位之谜》页59
　　（34）太祖迁都首将明代沈阳四门改为七门，因两黄旗共用明城北门。天聪始改为七门为八门。并将明北门砌入墙体，俗称其“九门”。
　　（35）《孙子兵法》兵势第五
　　（36）《六韬》五音28载《武经七书》页356
　　（3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分册，页102——103）
　　（38）《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页14
　　（39）《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页13。
　　（4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二分册、页3
　　（41）昭槤：《啸亭杂录》卷2页45
　　（42）白新良：《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左右翼小考》载《历史档案》1981年4期，所考与本文完全不同。
　　（43）《清太宗实录》卷11，页2（44）《满文老档》下，页1187
　　（45）《清太宗实录》卷5，页32
　　（46）《清太宗实录》卷9，页21——22
　　（47）转引李鸿彬、郭成康：《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辩》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页23，注2
　　（48）《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三分册，页199
　　（49）（2）李鸿彬，郭成康：《努尔哈赤1601年建旗考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