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书坛圣杰启功口述心路历程: 我不姓爱新觉罗

childez

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珪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
　书摘欣赏：
　　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摘自《启功口述历史》）来源：人民网

宜里恒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不能强求

H.Muke

肯定是有什么事儿……

liza

很多年前在“读者”上看过这篇文章，也是我对满族人的第一个认识。

šolon

经过了某个特殊年代的人都这样……

＊ー介村夫ノ

历史造就的后果   启功先生  我支持您

yelimali

月窗斋主人 发表于 2012-8-18 21:49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不能强求

    启功不姓爱新觉罗，一方面有其文中表达的含义。爱新觉罗对中国也好，满族也好，都是有功有过，作为其后人，没什么可值得以此炫耀而自抬身价的。启功先生的这种态度正是满洲人自尊自重的表现。
    另一个缘由，老先生没说出来——清代旗人称名不举姓，“启功”这一称呼是对满洲故俗的遵守和尊重。相反，“爱新觉罗启功”则不伦不类。溥仪从抚顺得到特赦后，报纸宣传其为“爱新觉罗·溥仪”，并称这是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此前世界上只有“溥仪”，哪儿有什么“爱新觉罗·溥仪”——这种自以为是的尊重恰恰是对满族传统的物质和践踏。此后，这种将爱新觉罗冠于名前的叫法，正式出现，而且近二十年来甚嚣尘上，真真假假的爱新觉罗纷纷跳了出来，以此标榜（这就是文章中启功不愿自称爱新觉罗的原因）。
    由于现代传媒的力量，以及满族传统的断裂，新一代的满族人往往不知故俗也不知这段历史，因而也随汉族一起，想当然的把“哈拉”冠于名前——世界上起名习俗千差万别，汉族是姓前名后，英国正相反，俄国需要将父亲的名字冠于自己名中，而满族的名字中按传统习惯，根本就不包含姓氏（哈拉）的成分——这连汉军旗人在清代都受到影响，如袁崇焕后人抗俄名将——寿山，只称寿山而非“袁寿山”。溥仪被改名“爱新觉罗·溥仪”，与其说是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不如说是将溥仪个人的某些过失作为耻辱的印记和爱新觉罗以及满族绑定在一起。今人谈及清代诸帝，也有称“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不过是汉文化中心主义和民族本位意识在名字一个小事上的流露——汉族起名的规律，并非各种文化形态中起名习俗的共同规律。汉文化也不是衡量世界各种文化的标尺。今天的满族往往也从此习俗，真是无知无畏而自取其辱。何况，清末至民国，旗人姓名习俗的变化，其实是被迫的，充满了苦难与屈辱的历史记忆（旗人在辛亥鼎革后遭到社会歧视，不冠以汉姓则在社会处处碰壁，为隐瞒身份，而纷乱改姓，冠于名前）
    伊尔根觉罗家族的赵书先生说直到溥仪特赦时，自己的父亲才知道清朝皇帝是“爱新觉罗氏”——在旧时北京，帝王姓氏不是旗人们可以议论的，更别提每日挂在嘴边。金启孮先生曾被人称为“爱新觉罗启孮”，则拒曰“金字都去不掉了，就不要再加上爱新觉罗了”——这两则掌故，值得今天动辄“爱新觉罗”的人们体味。
    启功并非不爱满族，也并非不知家史数典忘祖。如果读了这本《启功口述历史》，会知道，先生对民族和家族的感情真切至深。其开篇“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不是说得很耐人寻味吗？

yelimali

一则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鹅》，很能让人联想起族内的某些同胞：

    一位农夫赶着他的鹅群到镇上去卖。他用一根长竿毫不客气地催赶他们快走，因为他要去赚钱，所以急于赶上白天的集市。既然这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不仅是鹅，即使是人，有时候也会心急火燎的。人们可以理解农夫的急躁——可是鹅却没有感到这样的对待有什么乐趣，因此，遇到一个过路的人，他们便拼命诉说苦处：“你到哪儿能找到比我们鹅更加不幸的动物？这个农夫催着我们，赶着我们，就像我们是些普通的鹅那样。这个笨蛋不知道，他应该对我们尊重些，因为我们是拯救了罗马的鹅的后代。是的，人类甚至为他们举行了庆祝呢！”
    “那你们凭着什么要求特殊对待呢？”过路人问他们。
    “什么，凭我们的祖先呗！”
    “是的，我知道，我读到过——但你们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祖先拯救了罗马！”
    “不错，不过你们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怎么了，什么也没有干。”
    “那么你们有什么用呢？别去打搅你们的祖先吧！他们得到的光荣是他们所应得的。但是你们，我的朋友们，只能用来烤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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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imali 发表于 2012-9-19 16:59
启功不姓爱新觉罗，一方面有其文中表达的含义。爱新觉罗对中国也好，满族也好，都是有功有过，作为其 ...

真好-称名不举姓

喜塔腊.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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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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