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yelimali 于 2011-5-6 02:15 编辑
摘要:民国年间满洲旗籍作家王度庐,在满洲贵族退出中国舞台之后,作为一代新人,承继着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选择写作不被文坛重视的武侠小说,用通俗艺术的曲笔,编织逝去的王朝里活跃过的人物故事,并以其独有的悲情,重评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而开创了武侠言情小说中的“悲剧侠情”一派,从一个侧面,为曾经发生的民族悲剧,留下沉重的历史遗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群鲜活动人的清代旗人形象。
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各个民族长期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多元文化,能够从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加入的不同贡献进行分析,方才算是真正接触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质。可惜,成王败寇的思维习惯,常让人们对于失败一方加以遗忘,致使一些民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连同他们曾经的民族文化,亦未能幸免。明年,即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应当庆祝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不能再对埋藏在历史深处的满洲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持续着或痛加贬抑、或视而不见的研究态势了。满族入关,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促成了满、汉文化迅速融合,近三、四百年来,满族作家十分擅长通俗小说的创作,曾先后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本文打算循此思路,审视一下旗籍作家王度庐,他在满洲贵族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民国年间,当往昔的豪强统治已变成耻辱伤痛、富贵特权已转为贫穷无能的时候,也与众多满族人群一样,悄然地抹去民族身份,隐忍不语;而作为新的一代人,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他又承继着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选择写作不被文坛重视的武侠小说,用通俗艺术的曲笔,编织逝去王朝里惊天动地活跃过的人物故事,并以其独有的悲情,重评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而开创了武侠言情小说中“悲剧侠情”一派,从一个侧面,为曾经发生的民族悲剧,留下沉重的历史遗响。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先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一群鲜活动人的清代旗人形象,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 国破病弱 度庐走笔 书写人间悲剧侠情
王度庐本名王霄羽,北京旗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方十七岁,即向《小小日报》投稿,开始发表小说;以后又以“柳今”为笔名,在《小小日报》的《谈天》专栏,连载杂文。这些杂文,让我们看到,他从懂事起,已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既在故都北京土生土长,又接受过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启蒙。当见到民国后北京的萧条、北京人的穷困之后,曾经说:民国已经过了十九年,“到如今,大清国歇业,溥掌柜回老家——忍着走了——政府又一迁移,机关又一裁员,只好穷愁坐困”面对北京成了“穷北平”,“百业萧条,民生凋敝,破坏的皇城,闭门的商店,斜阳衰柳,那一点不表现出它的穷像呢”,这个北京旗人,根据自身的种种遭遇,对于社会、对于人生,自然产生着无限慨叹:“‘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这是说天际浮云的变态,而喻人世的沧桑。实在的,人世匆匆,社会间的生活竞争,金钱魔力,真是变幻万端”,“得意者不必忧,穷人将来未必不发财,坐汽车者将来虽未必至于要饭,而也许瞰窝头;人生在世,浑似一梦,一切事业,也正如浮云”可是,当“北京城的老哥儿们,自从迁都以后,享了太‘平’以后,全都有些感觉不受用”时,青年王霄羽还是满怀期望地说:“我是在北京生长起来的人”,“我最希望在北京未恢复以前,大家就振起精神来,建设它,布置它,改良它”看到自己的父老乡亲由故国的独尊地位,下落到如今穷苦无聊境地,要唤起他们的民族自立自强精神,他认为需要有影响平民大众的平民文学家出现,于是,1930年4月12日在《小小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平民文学家》重要短文。文章开端即说明:“世界本来是平民的世界,尤其是文学家更要有一种平民化的精神,他才能够用文学的力量,来转移风化,陶冶民情。”进而推崇说:“作《水浒》的施耐庵,作《红楼梦》的曹雪芹,以及唐诗人中的元、白,元曲中的关、白、马、郑,宋词中的柳、张,以及近代吴趼人、李伯元等小说家,他们都是平民文学家”。正是这种对文学作用的认识与对平民作家的推崇,他才在报纸上发表小说、撰写杂文。刚刚二十岁出头的他,当然不是前清遗老式的“沧桑劫数之过来人”,所以才能够痛定思痛、冷静地分析出:“北平早先是个首都,富丽奢华,甲于天下,居住的人民,多半是不耕而食,不工而用的,而且奢华性成,一旦失其凭依,街市冷落,生活维艰”,在这篇《一位平民文学家》中,也就能够更进一步指出:“把士大夫的文学,学者的文学,介绍到民间,然而也不要失于俚鄙。”,“大鼓,可以说是民间的一种娱乐了;清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这能使士大夫晏安苟乐,养成人民懒惰性的大鼓所致;这袅袅的亡国之音,到了如今,只好堕落到落子馆里。”王霄羽如此总结出,北京旗人早先不耕而食、不工而用、奢华成性、士大夫宴安苟乐、人民懒惰成性,沉迷于亡国之音的历史教训,心情是极其沉痛的;可是,对于自己民族的此种民间娱乐十分留恋的他,并未全盘否定,也还从这鼓响铿铿之中,找到了“其中有一种哀婉慷慨之音;就是韩小窗所编著的”作品,所以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详细写下对韩小窗的评介:“韩小窗是前清人,大半还是旗籍;就他所编的《露泪缘》,(十余段)、《宁武关》、《长坂坡》、《得钞傲妻》、《刺虎》……看来,这人确实是位有天才,有才藻,有思想的文学家;他能把他这种才学,不去作八股,不去批试帖,而能够来编大鼓;他的平民思想可见了,他的环境可见了,而他的清高也可见了。更有一件,我们听他所编的大鼓词中,颇有一种讽世,唤世,奖忠,崇孝,之意;或者此人也许是个生在清末浇漓之世,而又怀才不遇,藉此警众而别具一种可怜的深心者罢!?”这些论述,在对清代著名的八旗子弟书作家韩小窗创作中所饱含的讽世、唤世、奖忠、崇孝之立意,并藉此警示民众之深心,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还可看到其对王霄羽本人的创作方式的选择与创作思想倾向具有深刻影响。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提倡做平民文学家,其实这也正是王霄羽的创作目的,亦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所表示的:“一切文学艺术,以余暇出之,正可以抒发性灵,培养志气,表现自己人格”。 民国以后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王霄羽说:“民国自有史以来,就是‘战’的历史。”“在中国数十年的国家里,不独国势衰微,政治混乱,社会堕落,民生艰苦,尤其在我们的心灵上,都印着它的恶影响之深痕。”尤其是日寇铁蹄已将东北三省蹂躏,对着原本象征团圆的月亮,现在却照在山河破碎的大地,王霄羽叹息道:“它,那寒澹的光明,照到我们凄沉的神州,尤其是那故乡破碎,历险逃难进关的东北同胞。咳!我不知他们,将要愁肠几转!!”三十年代中期,王霄羽为了谋生,离开北京,四处辗转,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寄居已是沦陷区的青岛,病弱的他,不能像自己兄弟那样奔赴抗敌前沿,无奈之下开始了长篇悲剧侠情小说的写作,在第一部《宝剑金钗》的自序中,他说:
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迨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此《宝剑金钗》之所由作也。去岁春间,自京来青岛,闲居无俚,遂日写一二千言,刊于《青岛新民报》,藉遣海滨风月,而销胸中块垒。
这段文字明显表示,备尝世味之后,王霄羽对传统美好人性更为向往,在已被日寇占领的青岛,他改笔名为“度庐”,卖文维生,作起了“千古文人侠客梦”,将心中的梦想——呼唤回归传统的任侠仗义和儿女间真正的爱情,寄托于不被文坛看好、却深受平民喜爱的武侠小说的写作。其创作构思,是对旗籍前辈作家作品,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的传承与发展,他独创性地写出悲剧侠情小说,蕴含着极为深沉的满族文化底蕴。清光绪二年(1876年),文康出版《儿女英雄传》,全书缘起首回的回目是:“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 引古证今说人情天理”。开场的提纲是:“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很明显,王度庐上述自序的文字,完全与之相通。当他也写儿女英雄故事的通俗小说时,甚至给书中女主人公取名“玉娇龙”,与《儿女英雄传》中女主人公十三妹的名字“何玉凤”相配,均含“人中龙凤”之意。他还特意在《宝剑金钗》第九回,专门描写德啸峰带着李慕白到燕喜堂戏院听戏,看的就是京戏《儿女英雄传》的轴子戏:“这出戏完了,就是大轴子的《悦来店能仁寺》,李慕白看见戏台上的那个十三妹,不由想起远在天涯的那位芳容、绝技兼备的俞秀莲姑娘。一阵惆怅的感情又扑在心头。这时德啸峰一面抽着水烟,一面向李慕白说:‘你这样的青年侠士,应当配一位像十三妹这样的女侠才对。’”这一切都表明作者对《儿女英雄传》最熟悉不过了;但与此同时,他对《红楼梦》更是无比推崇,对宝、黛爱情悲剧有着深刻理解,加上深受悲怆纳兰词的影响,使得他在下笔时,没有沿着《儿女英雄传》的路子,写成妻妾美婢、功名富贵大团圆的俗套故事,而是于国破病弱的艰难处境中,选择继承《红楼梦》悲剧美学构思,饱含无限悲情,创作出包括《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等五部作品,被称为《鹤—铁》系列小说,成为了他“悲剧侠情”的武侠小说代表作。 二 抒发性灵 为能文善武的侠女悲歌一曲 在“鹤—铁”系列小说中,最具艺术魅力的是《卧虎藏龙》中创造出动人心魄的侠女玉娇龙形象。玉娇龙曾在书中自报家门说:“我是旗人”,这样在民国小说中难得见到的旗人姑娘,有着无比美艳的容貌,却无女子的柔弱,她武艺高超,身怀奇技,又能诗会画,并写得一手好字,她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她的敢做敢为,任性斗气的性格,深闺锁不住她那一颗驰放的心,她刻骨铭心地爱上了一个与她身份、地位完全不同的罗小虎,命中注定,他们异于凡响的、浪漫凄婉的爱情,铸成一首人生慷慨昂壮的悲歌。王度庐能够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如此令读者心灵震颤的旗人女性形象,当然也是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积淀分不开的。 由于民族文化习俗、社会时尚和地方风气的不同,形成中国南北方文化的差异,在清代尤显突出。江南经济繁荣,吴地文化发展迅速,于是出现了女作家创作的弹词大行于世,最为流行的是陈端生的《再生缘》,它详尽而大胆地叙述了一位压倒须眉的孟丽君的长篇故事,最为奇特的地方,是孟丽君女扮男装,得以中状元、当宰相;她与意中人皇甫少华难成姻缘的故事,也十分曲折,极具吸引力。汉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积习里,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法走进社会,想要像男子那样猎取功名富贵,只有冒险地去女扮男装,这样,作者所描绘的孟丽君的成功典范,实现了千百年来无数汉族妇女的梦想,因此弹词《再生缘》得以在江南民间广泛传诵。 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洲民族,他们的妇女观,却非如此。从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大量萨满神话,诸如《天宫大战——恩切布库妈妈篇》、《乌布西奔妈妈》、《尼山萨满》等等,保留着众多的女性神祗,充分反映出远古时代妇女在部族中的崇高地位,并以神圣的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在关外过渔猎生活时,满族女子除生儿育女外,也同男子一样参与采集、狩猎;而宗教生活中,还能充当萨满,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征战杀伐时,又同样能成为骑马杀敌的英雄。到了清代,留在东北的旗人,仍然保留着这些民族文化的传统。康熙朝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与夫人苏木,在抗击沙俄侵略第一线,并肩骑马,率兵作战,勇猛顽强,至今吉林省的宁安,仍流传着讲述他们英雄故事的长篇传说。至于到关内与汉民一起居住的旗人,满汉民族日益融合,许多原有的习俗,日渐失去;但旗人妇女不缠足,则是始终保持下来的民族习惯。清代初年,旗人妇女在街上骑马,亦是常见的现象。纳兰词中,有首著名的《浣溪沙·“一半残阳下小楼”》,后半阙这样写道:“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见人羞涩却回头。”才华洋溢的年青词人,以俊美的形象,在清初的中国词坛,吹来一阵奇异的清风,这个骑在马上的满族少女,薄妆浅黛的风流体态、爽朗又带羞涩的举止,给读者一种簇新的艺术美感,为宋以来之词章中罕见。在乾隆朝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本着与江南汉族文人写作的一批才子佳人小说不相同的艺术观,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创造了一个“古今不肖无双”的贾宝玉,由他发出惊世骇俗的言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凡山川日月之精华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十渣滓浊沫而已”。《红楼梦》还制造了一个“大观园”女儿国,让一个又一个才貌绝伦的少女,在其中过着聪慧欢乐而终致凄美忧伤的生活。“阴盛阳衰”的贾府,从老祖宗贾母和凤辣子王熙凤,全由妇女掌握着府上下管理大权,充分表现出贾政、贾琏之辈,难以比拟的才能。《红楼梦》以迥然不同的妇女观,完成了自己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独特的民族性。 喜读纳兰词的王度庐,在二十世纪“驱逐鞑虏”以后的时代里,满洲民族文化虽已存留不多,却还能密切接触到,耳熏目染中,凭着血浓于水的生命本能感受,得以传承着满族文化的神韵,能在这部使他成名的作品中,创造出其他人绝对写不出来的充满悲剧色彩的侠女玉娇龙,使之于缤纷各派的武侠小说体系中散放异彩,《鹤—铁》系列小说,先后一共写了四代侠士与侠女的“儿女英雄”故事,特别突出的是描绘了他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哀感顽艳的情感历程,其中尤以叙述玉娇龙与罗小虎交织着血与泪的凄凉美艳的爱情悲剧,最为成功。他们一个是官宦人家的阔小姐,美丽又神奇;一个是横行沙漠的大盗,英俊又魁梧,这两个本不该走到一起的少男少女,却在辽远的荒漠草原,发生了令他们终生难忘、而又痛苦终生的热恋。作者运用洋洋洒洒的生花妙笔,动情地塑造出这一对为爱出生入死的“情痴”:在《卧虎藏龙》中,写京师中元夜,灯光鬓影遇情人;写不惧危险,舍命只身独阻迎亲仪仗;写神出鬼没,香车随宝马,私走玉娇龙,;以及最后写停鞭精舍,入梦酬痴情;……一个个相交相爱的故事缠绵悱恻,惊心动魄,最后,在《铁骑银瓶》中,作者设计的大结局,却是经过千回百转,两人分别凄惨地死在自己儿子怀里,至死母子、父子也未能得以相认,真让读者荡气回肠,心痛神往。《鹤—铁》系列小说,算是又一部“不是情人不泪流”的杰作,王度庐因此也名噪一时。即使到了崭新的二十一世纪,改拍成电影的《卧虎藏龙》,依然打动了大洋彼岸异国观众的心,在华语影片中,唯一地获得奥斯卡多种大奖。 一般的武侠小说,为了吸引读者,书中的侠女全都十分漂亮,玉娇龙则更具北方民族女子的特殊魅力。故事刚开始,在北京居家时,她是九门提督玉正堂的千金小姐,“乌黑的发上戴着个珠子穿成的蝴蝶,在灯影里不住颤动着。细条的身子上穿着件葱心绿的缎子旗袍,上面绣着红花,袖头露出点儿银鼠里子,大襟上的第一个钮扣上佩这一串珠子,是翠玉琢成的,垂着金穗子。两个金耳坠也在灯光下闪闪发光。这位小姐真似一条美丽而神秘的金龙一般。”对这位美女,作者从她第一回出场起,不断反复地渲染:“小姐的容貌比衣饰艳丽”;“真漂亮!画也画不了这么好的美人,简直是天仙!”;“这位小姐在老年人的眼中是端娴、安静,在中年人的眼中是秀丽温柔,而一般与她年纪差不多的人,又多羡慕她举止大方。”;她还“知书识字,才学挺高”,闺房里充满淡雅书香,隔扇上嵌着许多小姐自己的书画。在写尽玉娇龙美丽的同时,还充分显示出作为旗人家的闺女,她严格地遵守着旗人的伦理家规:“一早起来晨妆甫毕和每晚临睡前,还必须给母亲问安行礼。”;年满十八岁时,梳上了头,换了装束,等待父母之命谈婚论嫁。如果只是如此写下去,小说直向言情方向发展,无甚新奇的地方,作者编写故事的独特之笔,就在他于言情之中,加进了武侠,又于武侠之中,加进了言情。《卧虎藏龙》里,玉娇龙故事极具吸引力的是这位雍容华艳的贵小姐,还有着令人惊讶的另一面:她以不为人知的神秘行踪,在京城只有星月微光的深夜,穿着青衣、骑着青马,去铁小贝勒府盗走宝剑、在土城为救师娘碧眼狐狸而杀死官捕,将京城闹得人仰马翻,白天却像没事人一样的安闲,所作所为,无人知晓。而她心中却又深藏着难言的隐痛,在夜深人静时,神情凄惨地哭泣,“阖宅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心绪更没有人晓得。”故事越写越新奇,从小说第五回,才开始倒叙往事缘起。 原来,玉娇龙前十几年住在遥远的新疆,因有旗人与汉人习俗不同的家庭背景,曾得到过家庭教师特殊传授的武艺,独具“有点儿男子脾气”敢作敢为的性格,书中第五回,描写她在沙漠风沙中遇到强盗时的英武形象是:“小姐头上蒙着白罗头巾,身穿银红色绸袄,水蓝色绸裤,她抢了贼人的一匹高头大马火焰驹,手持‘断月’宝剑,正在这莽莽的沙漠之上追杀贼人。”,这简直与前回书中见到的端庄闲雅的富家小姐判若两人。更离奇的是,随后,她竟然与抢劫她的沙漠大盗罗小虎发生了一段浪漫的、永远不能联姻、却又永远不能忘怀的恋情。回到北京,凭着她聪敏过人的才智、一身超强的武艺以及旗人姑娘在家中的特殊地位,玉娇龙以双面人的形象,与前卷《宝剑金钗》中的侠女俞秀莲完全不同的行径,任性斗气地挑起了种种令人瞠目的举动,还杀了无辜的人,几经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之后,这位文武双全、美丽而神秘的侠女,终于,巧妙得让人意想不到地挣脱了富贵家庭的羁绊,又狠心地与心爱的情人永别,独自一人重新走进新疆大漠深处,成为武侠小说中未曾有过的远离尘世的天涯侠女,进而引出下卷《铁骑银瓶》她最为凄惨的悲剧结局。 对于这位侠女,作者倾注了无限感情,费尽心力地设计,让她短暂的一生,享尽了福,任惯了性,也受够了苦。玉娇龙最突出的性格是一个“独”字。玉娇龙任性随意,比十三妹更加独断独行,她独往独来,没有同伴,也不听任何劝告,决不为别人所左右。这与她高贵的旗人家庭出身密不可分,父亲在新疆且末县是钦命所差的领队大臣,尊贵无比。在边疆、在这样的家庭里,她这个天真活泼的旗人小姑娘,“七八岁之时就爱马,只要她的父母一时看不到,她就跑出宅去,见了衙门的马,她也不管是谁的,解下来,她一蹿就能骑上去,到城外跑半天,非得累得一头汗才回来。起先她也由马上摔下来过,可是到后来她的骑术也精了,最出名最劣性的伊犁马她都敢骑,而且驰骋如飞,控驭自如,衙中和营里的人没有不佩服的。”于是,她会骑马,会拉弓射箭,还时常跟随父亲在山林里打猎。九岁时,父亲为她请的家庭教师,原只应教她读书习字,却瞒着她父母,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偷地传授她武艺。几年后,逐渐长大的玉娇龙,不但学得经史、诗词、绘画、书文,也学得了武术。十一岁时,私窥了师父秘藏的《九华拳剑全书》。十四岁那年,师父要根据这两卷奇书,教玉娇龙一套新奇的剑法,并对她说:“你的武艺可以说是完全学成了,再将我教你的那套剑法练熟,你就可以做一个女侠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玉娇龙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更加充分地发展了。她对与师父的特别关系,十分警觉、慎行,甚至有连师父也未成想到的算计:为了不受师父掌控,她不露声色地设计将师父秘藏的剑法奇书弄到了自己手中;借着已经长大,就不再跟师父学习了;对师父后来带到新疆的“师娘”碧眼狐狸亦有防备,不但未受其制约,还强过她一头;师傅病死后,她去师父坟上,见到师父留在碑文上的诗,她很轻视师父说:“真是个酸书生,无用的人!”。 在荒凉的大沙漠里,凭着骑术好、剑法精、宝剑利,很快杀跑了众多企图抢劫的贼人,当她一个人策马前行时,“她心中想:听说哈萨克的女子和蒙古姑娘,全都头梳两条小辫,自由自在地行走于沙漠,游猎于草原,现在我也这样打扮,有谁能认识我?我为什么不趁着这时到处去玩玩,试试我十载刻苦学来的武艺呢?”就在她想凭自己所向无敌的武艺,不雌伏深闺,而去做惊天动地的事情时,年已十六的她,意外地遇到了雄壮健美、唱着昂壮歌儿的男子,这个男子叫罗小虎,是横行沙漠的大盗半天云。两个出身、经历、教养完全不同的年青人,在茫茫草原上,火热地相爱了。玉娇龙说:“我虽是个富家小姐,但是我最喜爱天涯落魄的英雄!”两人对这种爱恋都满怀激情、无限痴迷,可是,现实中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又使她以后的一生,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悲苦代价。 因为她生性崇尚自然,不愿与表姐们一齐读《女四书》,使自己的行动受到约束;迷恋上勇武矫健的绿林英雄以后,他们共卧沙漠,对倾心曲,结下盟誓。罗小虎幻想与玉娇龙一起去走三山五岳;而毕竟是贵族千金的她,则要求罗小虎致力前途,改变身份,得了事、有了出身,再来她家求婚。当勇莽情深的罗小虎一次次冒险来与她会,她为一边骑着马,一边唱着悲曲,不顾一切地向她奔来的情人销魂;却同时又为之神伤,她责备他依然为盗,太没志气,恨他不长进。她厌恶安排给她的正在官场青云直上的丈夫鲁翰林,利用她高超的武艺与独特的个性,极力向这场婚姻抗争;对罗小虎这个魁梧刚强、英俊多情、飘零不幸的人,给予了无限深情。但是生在极重伦理的旗人家庭,她不能、也不愿违抗父母,而罗小虎却痴情地、不顾一切地永远追求着她。在玉娇龙出嫁给鲁翰林的迎亲路上,罗小虎犹如一只猛虎,直奔喜轿,大闹京城。在救助陷入绝境的玉娇龙的《卧虎藏龙》第十二回,作者写下这对生死爱恋的情人,难舍难割却又无可奈何,声泪俱下的一番悲痛对话:
罗小虎又悄声说:“我晓得你,虽然我已替你这么办了,你一定还是不愿跟我走。你是舍不得离开家,你也不能受外边的苦,我又怎能勉强你?”他叹了一口气,又说:“你记得早先在沙漠里咱们说的话吧?也许你早忘了!” 玉娇龙瞪起眼睛说:“我凭什么忘?只是,现在我母亲还没死,我哪儿也不能去!”说完低着头又呜呜痛哭。 罗小虎拍着她的柔肩,说:“不要哭!哭还是什么英雄?”他发料一会怔,又说:“我走了!…… 你放心,我不能再胡为,也不能再鲁莽了,可是我也绝不能做官,我也不想做官了。好!如果有缘,咱俩再见,你记住了,你纵使变了心,我罗小虎这生这世也绝不能变心!”…… 玉娇龙却又焦急、凄惨地叫道:“小虎!你回来!”……玉娇龙扯住罗小虎,悲哽着说:“你放心吧!我永远是你的,无论迟早,咱们还能见面!” …… …… 罗小虎说:“其实你现在就是跟我走也没什么,字据已经烧了,他还能将你家里的人奈何?” 玉娇龙摇头说:“不!你还是不深知道我,我知道我自己,我不该生于宦家,我又不该跟你……你的遭遇是太可怜了!也被我害了这许多日,可是,我望你还得自强、上进,不可以灰心!” 罗小虎的脸色变了变,心中又烦恼又气愤,就摆摆手说:“别说了!这里不是咱们谈话吵架的地方。今天的事已办完,我走了,也许我出不得这宅子就得死!”……
这便是玉娇龙与罗小虎无法逾越的、充满悲情的历史宿命。就这样,两个深爱的情人,只能各自带着自己的坚持,干了一系列令人惊心动魄的行动。玉娇龙终归是不同常人的玉娇龙,在努力摆脱社会束缚的绳索后,选择了孤独地、永远地飘泊在茫茫的沙漠之中。《卧虎藏龙》的末章,这位向往独往独来的旗人女子,在父母过世后,使用舍身还愿跳崖的奇计,冲出了贵族家庭的牢笼,舍弃了曾经的富贵荣华。与所爱的男人,最亲密地接触、绮梦重温、酬情尽义之后,即作最后决绝,独自一人走向远离凡俗、可以由自己任意作为的荒漠。 当喜爱武侠小说的读者们,热切盼望作者在下集能有美满结局时,《铁骑银瓶》写得并不尽如人意,有些拖沓,玉娇龙成为春龙大王,以及与他们下一代的故事,更显离奇,不如前书贴近现实生活。但漫卷全书的悲凉气息,却更具人世沧桑感,让玉娇龙与罗小虎凄凉地在荒漠雪地死在自己儿子怀里,而不能相认的悲剧结局,极其催人泪下。通过他俩旖旎哀怨、可泣可歌的故事,作者所要强烈表达的意思,由他俩的儿子铁芳在《铁骑银瓶》结尾时说出:
铁芳慨然说:“我父亲杨小虎一生漂泊江湖,没有登过高亲门庭,没有入过簪缨的行列。我的母亲虽是生长在宦们,是一位小姐,可是那位小姐玉娇龙,早就在妙峰山投崖尽孝身死了。后来生下我的,出玉门关去的那不是她,那是龙锦春,是春龙大王!” …… …… 铁芳说:“我觉得走江湖,历风尘,行侠仗义,才是接续我父母的事业,才能够称为正途!”
这是作者经历人生沧海之后的寄托,隐身武侠小说创作中的王度庐,十分难能地通过这位与众不同的旗人女子,用此类小说未曾写过的悲情故事,回荡起蕴含其中不为人知的自己时代与民族的悲怆旋律。
三 浓墨重彩 给渐行渐远的旗人慨然存照
满洲八旗将士自甲申年间(1644年)从龙入关,进入北京,清朝皇帝将北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内城划为八块,设八旗驻地,只让旗人居住,余则全部逐出。这些原本在东北白山黑水间,世代以鱼猎为生的旗人,改为依据统治民族的特权,长期在北京皇城根下,给皇帝当差,靠吃铁杆庄稼——每月领钱粮吃米——为生,既不务工,也不务农,还不能离开京师一步,如此这般,一、二百年下来,旗人成为京城土著,他们的关外生活习惯多有改变:自己的满语、满文已然丢弃,改说一口悦耳动听的“京片子”;“拙于经济”、又常年闲适的首都城市生活,致使街面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素无一技之长的人”,这些“北京城的老哥儿们”,多已不再臂架猎鹰、骑马射猎,而改为成天提笼架鸟,出入戏馆、茶楼,悠闲享乐,更有恃勇寻衅,在街面上逞凶。社会承平日久,腐败恶习日益滋生,随着岁月流逝,一个曾经强悍尚武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生变异,以致丧失了十分英勇搏击的生命活力。 清代染指小说创作的旗籍作家,直接将这些北京旗人形象先后写进作品里的,最早有乾隆年间和邦额,他的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中,名为《三官保》的短篇小说,描写了居住在安定门的满洲旗人三官保,他“负气凌人,好勇逞力”,“邻里畏惮,号为花豹子”,其第一个故事是这样描写的:“佟大言曰:‘汝既称好汉,敢于明日清晨,在地坛后见我否?’保以手抚膺,双足并踊,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岂畏人者?无论何处,倘不如期往,永不为人于北京城矣!’……保大笑曰:‘我苟惧打,岂敢复来!任汝鼠辈所为,但一皱眉,一呼痛,非好汉也!’”在对手将匕首刺其股,当“皮翻肉突,血流被踵”时,“旁观者无不蹙眉啮齿,代为不耐,而保谈笑自若,似毫不痛楚然。”虽系文言,却将一个既保存北方民族崇尚武勇的剽悍性格、又染上市井流气的“好汉”形象,描绘得跃然纸上。通过几个故事,叙述官三保自恃勇力,纠结同党,“睥睨一方,成为土霸”;临了,则写三官保于一夕间,“幡然而悔,遂折节读书,永不复语力”,最终“为羽林军,从征缅甸,阵殁,年甫二十有零”,篇末并载恩茂先的评赞:“一跌辄悟,改过如决,若三官保,真勇者也”。据作者于全文开始时称三官保为友人景禄之表弟, 其故事是朋友告知的。这个人物形象,应该是旗籍作家对活跃于京师街头的一类旗人的写实描写,作者在叙述三官保“刚勇自恃”的硬汉故事时,具有多重态度:膺服其“以极苦事,不稍挫”、谴责其“纵横无所忌惮”、赞扬其“改过迁善”,三官保所葆有的男性阳刚之勇,表达出这个一贯尚武民族的作家,对继续发扬民族真勇精神的一种殷切期望。 晚清,满洲镶红旗的没落贵族文康创作了评话小说《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开宗明义说过:“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相当明白的话语。全书男主人公安龙媒,是正黄旗汉军安老爷家的一位怯公子哥儿,在家养尊处优、出外不喑世事,救父途中遇难,得遇女主人公智勇双全的侠女十三妹,仗义相救,这些故事,写得情节精彩曲折,人物生动形象,语言运用了“响亮的京片子”,更是十分成功,“悦来店”、“能仁寺”等章节,特别受到读者欢迎,被搬到戏剧舞台上演不衰。可是,其余的故事,描写双美均嫁安公子,共助安公子追逐功名;甚至为表现“作善降祥”,竟有“何老人示棘闱异兆”的情节;结果安公子“满路春风探花及第”,位极人臣,《儿女英雄传》就是这样成败相掺地塑造出弃武从文、走科举仕途的八旗仕子,失去了阳刚之气,民族精神已经异化了的另外一种类型的旗人形象。全书情节发展中,虽涉有对科场舞弊、官场腐败等现象的揭露,但由于作者的正统道学思想的不时流露,诸如安排“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翁讽诵烈女传”等等内容,充溢着八旗道学老夫子的陈腐之论。 到了清末改良主义盛行之际,北京也有办报的旗籍作家,为宣扬改良主义思想,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反映京师旗人生活的京话小说,力图“开通民智”,“赏善罚恶”,内容多是专门揭示“社会之怪现象”,为了说明“国势愈危而人心愈坏”,其目的是“以辅助政府为天职,开通民智为宗旨”(《小额社会小说》书前载德洵:《社会小说序》)。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初五发行的社会小说《小额》,作者是旗籍报人作家松友梅,小说先在《进化报》连载,用道地的北京旗人土语,写出“庚子以前,北京城的现象,除了黑暗,就是顽固,除了腐败,就是野蛮,称得起甚麽德行都有,老实角儿是甘受其苦……”的种种情景。主人公小额是个放高利贷,专吸旗人之膏脂的地痞,与手下的碎催青皮连等人,在街面上横行霸道,忠厚善良的伊老者挨打受气。书中的故事几经周折,最终,小额改恶行善。除了主要描写充满霸气的小额、质朴厚道的伊老者两个不同类型的旗人形象外,还提到了一个故事的转折性人物——人称明五爷的明保,他为人直爽公正,慷慨好施,专爱打抱不平,是另一种北京旗人的类型。作者叙述道:“您猜这位救命星儿是谁?是小额一个老表叔,此人姓明,当护军参领,人都称他明保明五爷。住家在西直门沟沿儿,家里是一个市世家出身,明五爷的老人家,当过一任热河儿的都统,很有几个钱。明五爷为人,极其的公正,口直心快,慷慨好施,外带着专一爱打个抱不平儿。在这个短篇的社会小说里头,总算是第一的人物啦!(也得出来一个好人啦,这些日子所叙的,类如青皮连、胎里坏等辈,真没有一个够人格的,临完啦再要不出来一个好人,也真不像话啦。)皆因性情耿直,永远不懂得应酬钻干,所以一个护军参领,就老了隐啦,不然副都统早当俗啦!”只是,作者仅将明五爷作为调解小额与伊老者矛盾而出现,没有展开叙述明五爷的其它故事。 民国以降,以大手笔、大篇幅成功描写出清代旗人群像的小说作家,当数王度庐。在北京生长起来的王度庐,深受故乡民族文化的薰陶,十分热爱着自己的故乡。当流落到沦陷区的青岛,无奈之下开始进行武侠小说创作时,1938年11月16日起在报纸上连载的“鹤—铁”长篇系列小说,就是以故都北京为背景,书写发生于前清时代的武侠悲剧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北京的无限热爱,曾通过书中人物之口,盛赞作为一朝帝都的北京说:“你瞧这街上有多么热闹呀!到底还是北京。我瞧天底下的所有的地方,哪儿也没有北京好!”小说里,作者以浓墨重彩,尽情描绘老北京的胡同街市、风景名胜的美景,不但写出最繁华的街道,俗呼为东单、西单、鼓楼前,成天有着熙攘的人群,还写到齐化门外护城河边,坐小船悠悠地逛二闸;在上元佳节看灯会上满街的花灯;去东岳庙、妙峰山烧香等等,均写得热闹异常。此外,到戏园听戏,去八大胡同寻欢,也不乏有细致描绘。而对京师旗人独有的旧俗民情,不论是家庭的常态,应酬的方式,还是语言的问答,人情的冷暖,包括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仪式,全都一一有着精彩的展现。当然,最成功的是活跃其中的北京旗人形像,值得注意的是,创作出明五爷式的人物——德啸峰,在其“鹤—铁”系列小说中,尤其在《宝剑金钗》中,这位德五爷有着详尽突出的表现,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难得见到的具有慷慨义气的清代旗人形象。 《宝剑金钗》的主角虽然是侠士李慕白与侠女俞秀莲,德啸峰只不过是他们故事发展时的关键人物,亦可谓之配角,但作者的用笔并不少。直至续写的《卧虎藏龙》里,德啸峰家与玉娇龙家皆在旗,“本是老亲”,玉娇龙和罗小虎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每到紧急关头,也总有德啸峰出来帮忙。明显看出,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王度庐对自己“心地朴厚”的父老乡亲十分诚挚的缅怀之情。德啸峰初出场时,自报家门说:“兄弟名叫德啸峰,是正白旗满洲人,现在内务堂上当差;因为平日也爱好武艺,喜同镖行朋友、护院的把式们结交,所以有人送给我一个绰号,叫铁掌德五爷。”这个清末的地道旗人,三十来岁,本身武艺不算高强,只是铁沙掌打得不错,生性又慷慨好交,遂在北京街面上得了个小小的名声。此种存有尚武精神民族特质的生性,使他一见到武艺高强的人,就想与之结交。一个偶然机会,“李慕白与魏凤翔比武时,他曾在旁看着;那些人里只有他最高兴喝彩”,因为独具眼力,击赏李慕白的武艺超群,德啸峰就主动地与他交上了朋友。李慕白后来见到德啸峰铁沙掌打得不错,也佩服说:“大哥的掌法真好,真是好气功!”时,德啸峰却诚恳地说:“得啦,我在别人眼前还可以,在你眼前我只是见笑罢了!”,“你要称赞我的掌法和气功,还不如称赞我的眼力。”,“我在沙河城见你与赛吕布魏凤翔比武时,我就看出你受过名师的指导;……”按说他们不过是萍水相逢,谈不上深交,可是在李慕白初到北京之后,德啸峰一再鼎力相助,感动得李慕白认其为“毕生第一知己”。于是,这位外乡的青年侠士,凭着剑法精通和高来高去的功夫,名扬京城;两人也成了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盟兄弟。 德啸峰曾自诩说:“我德五生平交朋友,最是赤胆热心”。此话真正不假,李慕白“一向在乡下读书,没到外面闯练过,来到北京,一个朋友也没有”,德啸峰冒着炎热酷暑,亲自到李慕白住店探望说:“我今天是特来看你”,知道李慕白在北京求职尚一时无着落,劝慰他道:“兄弟你别着急,慢慢地自有机会。没事时我来找你,或是你找我去;咱俩下下棋,听听戏,或者逛逛胡同都可以。总之你不可整天在屋里瞎烦恼,因为那样,你就是钢筋铁骨,也得坏了!”德啸峰不仅陪李慕白一起逛胡同、听戏、游二闸,尽朋友之谊,让他散心。甚至想到李慕白“谋事无成,手头必感不裕”,又特意以写信的方式,随信赠给李慕白一百两银票。既不是大官,也不算富人的德啸峰,能够如此慷慨大方、热诚助人,在当时尚存北方民族讲义气、重情谊的旗人中出现,并非偶然。德啸峰并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他只是真诚地崇尚武艺,看到李慕白亮出超人武艺后,他曾欣慰地说:“这样看来,我的眼力还不错,兄弟你真是当世一位奇侠!”德啸峰看重的是侠士的勇武与荣誉。 在北京街面上饱经世事的德啸峰,对于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李慕白,总替他担着心,一次对他说:“我怕你昨天因为酒醉,闹出什么事来,所以我才出城来。我还特意在车上带着一口刀”。当德啸峰要出官差离开北京时,又曾“和婉着劝他说:‘你一个人在这里,街面上又不熟,他们要暗算你,你都不晓得。所以我劝你在此时,锋芒不要太露。’”不幸,正当德啸峰不在北京,李慕白就因恋上妓女纤娘,被对手陷害,叫九门提督衙门抓进了牢里。德啸峰回京后,立即到狱中探监。“本来德啸峰一个内务府当差的,平日不认识多少有权势的人”,为了救李慕白,他去找铁小贝勒求助;正遇上对手也在,当他表示:“我敢拿身家担保他!”时,对手威胁说:“你当着官差,家里有妻儿老小,若叫李慕白这么一个人,把你牵累上,弄得你家破人亡,那才不值得呢!”德啸峰听后,“心里十分气忿,也冷笑说:‘李慕白跟我虽然相交不久,但他的为人,我确实敢作保。’,‘我不怕他牵累我,我敢担保他;这官司完全是冤枉!’”一连串铿锵有力的话语,掷地有声,不愧是著名的慷慨仗义的德五爷。当然,说话当场,德啸峰明知自己没有势力、武艺不如对手;回家后,还有些后怕;随后,也差点遭了对手的打劫。幸亏有铁小贝勒的护庇,李慕白得以出狱。德啸峰仗义助人,甚至不顾自身安危,既写得高尚,又写得合情入理。 旗人讲礼、讲面、待人接物热心周到,表现在李慕白对俞秀莲既爱恋又远离的纠缠中,尤其突出,“真不知费了多少心,着了多少急”。德啸峰及其老母亲与太太,都是想使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热心人,为要撮成这段良缘,他们全家人对俞秀莲的热情接待,实在令人感动。当父母先后去世、未婚丈夫不知下落的秀莲姑娘,“正发愁着茫茫天涯无处可去”时,德啸峰毅然将俞秀莲请到他家去住:“德啸峰的母亲一听说秀莲姑娘身世孤零,心中也甚怜爱,十分诚恳地招待。那德大奶奶更没见过这样的美人儿,又是喜欢,又是亲热。”面对李慕白因秀莲有未婚夫,为避嫌疑而不见俞秀莲,直爽的德啸峰责怪说:“李慕白也太怪癖,要想永远不见俞姑娘的面,哪成呢?”为了成全他们,德啸峰费尽苦心。可是,当俞秀莲为报父仇杀了仇人,其未婚夫也因替李慕白杀了对手,受伤而亡之后,李慕白却仍然要坚持礼义,推脱掉俞姑娘,并宣布马上离开北京回家乡去,真让德啸峰看着焦心,觉得简直不可理喻,在第二十七回里,用了大量篇幅,详尽描写热心直性的德啸峰,费尽口舌,一再推心置腹地劝导,他坦诚地对李慕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你我的交情说不着什么叫帮助,什么叫感激。我德五生平交朋友,是赤胆热心,尤其是我对于你,敢说曾有几次,拿我的身家性命来维护你!”,“我跟那位姑娘本不认识,我把她请到北京来,是为与你见面。可是你始终躲避着人家姑娘,教姑娘在我家住着,并且险些给我惹出官司来,你完全不闻不问,将来可叫她怎么样呢?难道永久教她在我这里住着吗?也不像话呀!要说由着她到别处去,她现在是父母俱死,未婚的丈夫才有了下落,可又没了性命。婆家既不相容,娘家又没有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就是会使双刀,不怕强暴,可也不能永久在江湖上漂流呢!”句句话入情入理,而“李慕白只是点头叹息,却不说什么。德啸峰心里实在有些气愤,就想:你这样的英雄,竟不知痛痛快快地把这件事成全了”,于是又说道:“大丈夫做事总要体念别人,不可净由着自己的脾气,把好事往坏里办。现在只要兄弟你一点头,俞秀莲那里由我们去说,就是将来办喜事找房子,一切都由哥哥给你办。”,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人人称道的这位侠士李慕白,依然固执要走,直让德啸峰“跺着脚说:‘兄弟,你可真急死我了!”李慕白既是一定要走,德啸峰仍冒着大雪恳切地驾车出城送行,心里虽也担心仇人们以后会来惹事,自己一人难以抵挡,却什么也没说,慨然而别。王度庐一路写来,《宝剑金钗》中,虽然主要是叙述李慕白与俞秀莲的侠情悲剧故事,德啸峰只不过是为他们穿针引线,但是,相比之下,热心直性的德啸峰,要比矫情的李慕白更为有血有肉、生动感人。 尽管作者笔下写尽了德啸峰的慷慨好交、仗义助人,却也写出德啸峰为此而吃苦头,在街面上,他不是成功者。李慕白走后,果然,受到他们仇家的陷害,德啸峰被关进了刑部大牢。为这场官司,铁小贝勒曾叹气说:“德啸峰那个人太好交朋友了!对朋友的事他是不管轻重,全都热心给办。譬如那杨骏如,此次他实在有私买宫中之物的嫌疑;德啸峰倘若不出头营救杨骏如,他也许不致被拉到里头。”,“他这官司若想洗清楚了,大概很难;不过我敢保证,绝不能叫他因为这件官司就死了。”当德啸峰面对着要发配到遥远的新疆,抛家别子,往冰天雪地中,去度罪犯生活的时候,“他不但不难过,反倒脸上现出笑容,仿佛十分欢喜。就听他说:‘这可好极啦!借此机会我可以到新疆去玩一趟。不瞒兄弟你说,我们旗人平日关钱粮吃米,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到外面去玩。而且国法也不准私自离京。所以我们旗人,十个之中倒有九个连北京城门也没有出去过的。我虽然出过几趟外差,可是也就到过东陵、西陵和热河承德。’‘现在好了,不是说要把我充发新疆吗?我觉得再远一点都好,我可以穿过直隶,走山西,入潼关,过西安府,走伊凉,直到新疆。什么太原府、黄河、华山、祁连山、万里长城、玉门关,我都可以路过玩玩,增长些阅历,交些朋友,有多么好呀!’……说毕,德啸峰在铁窗里不住哈哈大笑。李慕白看他这种笑,还是真笑,不是勉强的笑,自己倒真敬佩德啸峰,觉得他这种畅快、旷达,实为自己所弗如。”是的,这样乐观豪情的话语,只有旗人德啸峰才能说得出。八旗制度,原本是适宜作战的兵营编制,延循二百多年,成为太平时期束缚民族发展的特权,不事生产,不善经济,八旗的生计问题越来越严重,德啸峰身受束缚,深感自己个性受到拘束,产生这种要行走天下的想法,正表现出从白山黑水间闯荡出来,曾经融于自然、如今仍热爱自然的满洲民族本性。此种在逆境中所具有的乐天精神,是在八旗子弟书的一些段子里,常见到的旗人善于苦中作乐的幽默天性;也是吾师吴组缃先生曾经说过老舍有“一种难言的苦趣”。王度庐为德啸峰增写的这一笔,使得这位侠骨热心的旗人,形象更加充分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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