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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往许多人对汉语在语言学上的谱系分类地位，都是深信不疑的。所谓的谱系分类法，又称为发生学分类法，是一种以来源的共同性为依据，对世界诸语言加以分类的方法。这种分类法把具有共同来源的亲属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在语系内部，又按关系的亲疏分成不同的语族、语支。同一语系之内，各个亲属语言的共同来源叫做始源语。
汉语属於汉藏语系。汉藏语系的使用人数在十亿以上，主要分布於亚洲东部、中部和东南部，包括了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其主要特点是有声调系统，而词序和虚词是本语系的主要语法方式，内中大多数语言中具有丰富的量词，能自由运用的单音节词根占绝大多数。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由语族中分支出了许多语支、语言，洋洋洒洒排列出三十几个，而汉语族部分却是毫无分支，由语族、语支到语言，只能看到一个单独的汉语，甚至找不到任何的相关亲属语言。这在语言系属表中也是较少见的现象。任何人仔细想想，都应该会对这个现象感到有些奇怪的。
语言学的原产地在欧洲，而欧洲的语言大致都可以归入印欧语系，树状的分支谱系图让所有的欧洲语言，除了西班牙的巴斯克语外，都能找到归属。无论语族、语支、语言等，都是条理分明的，还没有哪一个语族是不分语支、只有一个语言的。而偏偏汉语就是汉语族中唯一的、不分语支、只有一个成员的语言。汉语凭什麼那麼特立独行找不到相关亲属语言？如果真是如此独特，又是什麼力量造成这种现象的？很奇怪以往似乎没有什麼语言学者想要提出讨论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既然欧洲的语言都可以形成树状的分支谱系图，或者汉语其实是有亲属的，不过只是尚未发现罢了。我们之所以会这麼想，是因为常言道：富在深山有远亲。凭汉族那麼大的势力，文化渊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是应该会找到不少亲朋好友的，并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才对。如果真是如此，那麼这个汉语语言的亲属又躲藏在哪里，它最可能的面貌是什麼？这个语言亲属之所以未曾面世，难道是以往的语言学者都不够努力，以致轻忽了这个问题、结果是什麼都找不到吗？
当我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却又显然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最可能的产生的悲观想法就是：或者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是有些问题的！
话说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施莱歇尔（August Sehleicher,1821-1868）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把语言看作有机体，提出语言分类的树状分支理论，也就是谱系树语言模式，将欧洲语言做了完整详细的分类之後，紧接著德国学者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1843-1901）就提出了语言波浪理论，作为驳斥施密特谱系树语言理论的依据。语言波浪论又称为地理论，是施密特於一八七二年提出的一种语言演化模式。这个理论认为，在语言演化中，每个变化都会在某个语言区域内彻底完成，由此产生的语言变体会以这个区域为中心，向波浪一样一圈一圈的向邻近地区扩散，距离增大，影响逐渐减少。一个地区中，各个语言变化的渗透部分并不平行一致，相互交织，形成同言线网。因而语言之间的差别随距离增加而增大，而邻近地区的语言相似之处最多。此後波浪论与谱系树这两种语言学理论经常缠斗不休，形成对立。谱系树语言理论在欧亚洲地区获得了胜利，於是许多欧亚洲的语言分类采用了这套理论。但是语言波浪理论并没有全盘撤退，波浪论在美洲、非洲、澳洲获得了实证，所以这一带的语言分类大致上是采取施密特的语言波浪论分类的。只是世界古文明大致集中在欧亚大陆地区，是人类注目的焦点，是大多数国际交际语言的原产地，而边缘的美洲、非洲、澳洲原住民语言并不受大家重视，连带的使施密特的语言波浪论也成了语言学的边缘理论。即使不少学者认为在语言演化中波浪论才是主流，在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日本有一个语言学者桥本万太郎，曾大力鼓吹过波浪论这个理论，并在汉语的南北差异性上加以应用，说明了不少有趣的现象。他大胆的提出，阿尔泰语言对北方汉语有显著的影响，但由於所谓的影响止於讨论现象，却缺乏实际、明确、直接的证据，最後随著他的过世，这套理论也就不了了之了。事实上波浪论在一般用途上还是乏人问津，不受重视的。
然而在汉语的系属归类问题上，我们又从施密特的语言波浪论上看到了一线曙光。因为汉语的系属，如果采用施莱歇尔的谱系树语言模式归类，汉语语族就会很不寻常的不分语支，孤零零的只有一个汉语言，这点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因为以一个接近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数的语言，按进化论物种分类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仅分成一科、一属、一种的，那不合树状分支谱系树的常轨。能分成一科、一属、一种的动物，通常是地处偏远，像澳洲鸭嘴兽之类快要绝种的物种，而汉语繁盛的程度，并不像是要灭绝的语言。所以如果采用施密特的语言波浪论，就很能配合汉语的现状，提出合理的解释。汉语在中国繁衍茁壮，形成强势的区域语言，而区域语言本来就是很合理的存在事实，它与周围语言互相影响，关系密切，无须用树状分支来表现硬性的亲属关系。所以在大致的分析之下，语言波浪论在解释汉语无分支的现象上，占有相当的优势。
此外，波浪论还能解释汉语从文言转化成白话的现象。其实这也是本文很想深入探讨的主题。学过中文的人都能发现，汉语明显的可区分为文言与白话两种形式，文言代表古语，而白话与现代口语较接近。让我们再来深入了解一下文言与白话的定义。所谓文言，就是一种汉语的书面语。它最初是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上的，大约在东汉以後逐渐脱离口语，而成为旧时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政府文书等方面所使用的主要书面语形式。文言的特性是词汇丰富、文句简练，“五四运动”以後，终於因为严重脱离口语，而被白话所取代。再来看一看白话的定义，白话也不尽然就是现代口语，它也是一种汉语的书面语，常与文言相对。白话的形成时期始於唐宋，主要是以北方话当基础，比较接近口语。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通俗小说、元代的戏曲、明清的小说，大都用白话写成，宋元以後，部分学术著作和政府文书也常用白话书写。现代的文学、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政府文书等各方面都用白话来写，所以白话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基础。
如果我们没有好奇心，所有的答案都已经书写在上面，文章也可以就此打住，圆满结束。但是只要我们有一点点好奇心，就该询问一个问题：“文言在东汉以後逐渐脱离口语，是什麼力量造成的？”一般的历史书不会问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尝试寻求这方面的答案。可能的答案是：匈奴内附。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时，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汉朝的大敌匈奴分裂为两部，南匈奴王呼韩邪单于率众南下归附汉朝，屯居在朔方、五原、云中一带（今内蒙古自治区内）。我们之所以称匈奴内附是一件大事，不在它的政治意义上，而在民族学意义上。因为这一批人，到了中国以後，先迁移到西河美稷（今山西汾阳西北）。後来再迁移到邺（今河北临漳县邺镇），这时已经是东汉建安七年（公元202年）的事了。接著，西晋时期（公元四世纪）这批匈奴还在中国境内建立起前赵、北凉等匈奴国，历史上称作五胡十六国，导致中原汉族客家人大批南迁。但是这批匈奴在建国之後，也因汉化太深，逐渐与汉族同化，就不再称自己为匈奴了。
从上面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从东汉到西晋这三百年间，中国的中原汉族成分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汉族客家人大批南迁了，而新的汉族是由匈奴等五胡与旧的汉族混合而成的，难怪语言也跟著起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至今大家只愿意承认，文言在东汉以後逐渐脱离口语，却并不愿意承认，匈奴内附造成汉语的改变。最大的因素是由於，没有人知道当时匈奴说什麼语言，所以也不知道匈奴语言中的哪一部份改变了汉语的成分，当然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找不到答案的悬案了。
还有，古人的学术研究重视文言而忽视白话，即使西晋时期（公元四世纪）五胡入主中国，改变了当时汉语的语法和语音，但是读书人所写的书面语仍然是东汉以前的口语，也就是文言文，而当时民众所用的口语，在知识分子的想法算是村夫野语，是无法与流传千古的文言相提并论的，以致口语的变与不变都不足以引起重视。在这种崇尚古代的社会背景因素影响之下，所以感受不到汉语语法的改变。可是汉语语音的变化，却让古人有很深刻的感受，因为许多古代的诗词歌赋的押韵与今音不合，使大家在学习古诗文时遇到了障碍，於是宋朝吴棫写了一本《韵补》、明朝陈第写了一本《毛诗古音考》、清朝顾炎武写了一本《音学五书》，都是在说明古代语音和现代语音有什麼不同，这类的学问叫做“古音学”，投入的学者极多，甚至还成为清朝时的显学，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这种现象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解的。因为若以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语法和语音都是语言学中重要的一部份，是不宜偏废的。
由於这种偏颇的语言研究观点，使我们至今弄不清楚，匈奴及历代胡人，在汉语的语法上有什麼影响。而且，由於古人有意无意的忽视语法研究，使我们从东汉开始，浪费了近两千年的时间，造成语法学上的一片空白。中国真正第一部有系统的语法专书，是马建忠所著《马氏文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还算幸运的是，西方兴盛的语法学研究，弥补了我国语法学上的空白。经由吸收西洋语法研究成果之助，我们很容易回过头来，了解汉语语法的特点，据悉《马氏文通》也是从模仿拉丁语法规则而写成的。另一个幸运的地方是，一道长城虽没能保障历代中国农民免於异族入侵之苦，但由於汉族的闭关自守，却多多少少保持了阿尔泰语系的纯净。很多证据都能显示，匈奴的语言，与现代蒙古语相通之处甚多，只要多研究蒙古语，汉语受影响的迷团还是有希望破解的。
然而，是不是仅只研究蒙古语，就能了解汉语所受到的影响呢？恐怕未必。因为只要翻开地图，就会发现，现代汉语的发源地北京，是位在满族居住的辽宁省附近的，依据语言波浪论的观点，满语必然对汉语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去研究满语。
好了，假设我们已经略懂一些西洋的语法学概念，又通晓了一些蒙古语、满语的皮毛，那该如何下手去找汉语受影响的材料呢？笔者的语料来源大部分取自於元代的戏曲剧本，也就是俗称的元曲。当然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通俗小说比较起来更古老一些，或许更有研究的价值，但是笔者手头的元曲书籍都是广定远先生送的，限於经济因素，还是先从免费的材料研究起比较踏实些。
从研究元曲中，笔者得到了硕士学位。啊！说溜嘴了，学位不重要。重要的是笔者发现元曲中不断出现的“把字句”与“将字句”，就是阿尔泰语言影响汉语的证据，而阿尔泰语言也可以简称作胡语。记得当时笔者以研究生的身分，提出胡语影响到汉语的论文题目时，政大民族所的老师都不大相信，有一位待笔者很好的唐屹教授特地打电话来，要我不要乱写，因为第一是这种想法根本不可能，第二是说出来别人是会笑话的，任我怎麼解释他都不听。反而是一位平日与笔者八字相冲的老师大表赞同，甚至要求担任指导，让笔者感到十分错愕与为难。
所谓的“把字句”与“将字句”，也就是一般语法学家所称的处置式，它的特点是宾语前加一个“把”或“将”字，而把动词放在句尾，像： “我把书卖了”、“我将书卖了”，都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处置式，只是用“把”字的句子，称作“把字句”，而用“将”字的句子，称作“将字句”罢了。
从处置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有阿尔泰语言的影子。首先是动词的位置，阿尔泰语言习惯将动词放在句尾，像：“我把书卖了”，那个 “卖”字，就是一个动词，阿尔泰语言不会说：“我卖了书了”，因为阿尔泰语言习惯将动词那个“卖”字放在句尾。所谓阿尔泰语言，包含蒙古语、满语等，而处置式正具有这种特性。至於汉语习惯把动词放在句中，也就是宾语的前面，像：“我卖了书了”，动词是放在宾语“书”的前面。在汉语中出现了处置式这种语法结构，将动词放在句尾，是相当违反常态的，所以也经常引起语法学者的注意与研究。
如果单就一个动词的位置，就要断定为阿尔泰语言影响汉语的证据，任何人都会觉得相当牵强。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第二个证据，那就是“把”或 “将”字，刚好对映到满语、蒙古语的宾格附加成分“be”及“ig”。满语会说：“我书be卖了”，蒙古语会说：“我书ig卖了”。再将“be”及 “ig”前移，结果形成：“我把书卖了”、“我将书卖了”之类的句形，这都是采用胡语语法的结果。所以汉语处置式的“把”或“将”字位什麼老在宾语前出现的迷团，也就迎刃而解了。“把”字及“将”字无疑都是相当好的翻译，因为“把”字有把握的意思、“将”字有率领的意思，都刚好弥补并符合了汉语主语、宾语之间必须有一个动词的限制。
第三个证据，是有关波浪论的，那就是元曲处置式中“把字句”与“将字句”出现的频率各半的现象。元曲中有许多的诗句的处置式，明显有先“把” 後“将”或先“将”後“把”的现象，交替出现，不偏不倚。我们认为，从地理上看，北京刚好位於蒙古与满洲的交界处，蒙古与满洲这两大阿尔泰语民族当时对北京的影响力是相等的，所以造就了元曲处置式中“把字句”与“将字句”出现的频率各半的现象。再从历史来观察，中国的元朝是由蒙古族统治的，元朝以前的金朝，中国是由女真族统治，而女真族正是满洲的祖先，所以从历史的渊源也可以看出当时蒙古与满洲这两大阿尔泰语民族对中国的影响力是相当深远的，他们轮流统治中国，他们以各占一半的方式在汉语处置式中留下一些痕迹，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明朝以後，满族再度入主中国，打破了这种平衡。满族统治中国期间长达两百六十八年，汉语处置式中的“把字句”受其影响成了主流，“将字句”退位成为了书面语。对映到满族的语言习惯，“把字句”在汉语口语中优势地位应当不是偶然造成的。
如果汉语口语中只找到一项处置式受到胡语的影响，那麼任何人都会觉得，汉语受胡语的影响还是不大。因为语法形式种类繁多，句型也大致上可分为主谓式、连动式、兼语式等等，处置式不过是其中之一，所占份量有限。何况大家有说话的自由，不用处置式，照样可以说出流畅的汉语，完全不受阻碍。因此为了证明汉语真的受到胡语的影响，我们还得找出更多证据才行。说也奇怪，以前人找不到或视而不见的资料，在观念改变了以後，许多的证据都一一浮现了出来，越发觉得汉语受胡语的影响真的很大，现在让我们个别来加以说明。
就以语气词来说，白话最大的特徵就是用“的、了、吗、啦”取代了文言中的“之、乎、者、也”。我们要向汉族中心主义者报告一个他们很不想听到的消息，就是这白话中的语气词“的、了、吗、啦”全部来自胡语。
“的”字，在胡语中是一个格助词“de”。无论满语、蒙语用到“de”的时机都相当一致，就是当名词及动词的目的格附加成分。举一个例子， “我去美国”，用胡语说是：“我美国de去”。“de”用的时机颇多，几乎是每句必有，因为只要是表示原因、目的、时机时，一定要用到“de”，它的地位很像日文格助词“ni”与“te”的综合体，可见其重要性。通常语气词所指的“的”字会出现在句尾，如“我是不去美国的”，其实与“我美国de不去”是一回事，“de”字化身成“的”字，而“是”字这个系词的作用，只是在包装整个述语及宾语“不去美国的”，有连接作用，在後面我们谈系词“是”字和疑问代词 “什麼”的时候，还会再提出较详细的说明。我们之所以认为“的”字来自胡语，第一，语音相似，这点大家很容易比较。第二，语法用途相似。像：“他搞我的鬼”，胡语会说：“他我de鬼搞”，那个格助词“de”与汉语的“的”字处在同一个位置。许多学者说“汉语没有格的形态变化，因而没有格的语法范畴”，从这个例子来看，汉语应该是有格的语法范畴的，像上述句子里“我的”就是一个语法范畴。这种源自於胡语的语法形式，是值得我们注意及肯定的。
“了”字，在胡语中是两个词，一个是满语的动词後缀“re”，一个是蒙语的动词後缀“lo”。在满语中用这个动词後缀“re”的时机是，当句中的动词要连接一个名词时，必须要加一个动词後缀“re”，这个“re”在先人口语中当作了“了”字。在蒙语中，表示完成态时，句尾的“lo”，跑到汉语中，也翻译作 “了”字。以前许多学者对“我吃了饭了”这句汉语的两个“了”字作了不少的解释，但只模糊的说出这两个“了”字的意思有些不大一样，至於为什麼不同，就没有人说的上来了。其实前一个“了”字源自满语，後一个“了”字源自蒙语，无论语音及语法都是契合的。只要大家愿意承认，汉语白话的来源是二元的，一是满语、一是蒙语，从这两个源头去寻找，许多迷团会很容易釐清的。以前教笔者泰雅语语法的黄美金老师，是研就“了”字的专家，她在上课时时常说：“ ‘了’字我最了解了，这是我的母语”。但是笔者翻阅了黄老师出版的著作《态之探究》，“了”字的历史语言学部分并没有什麼交代，相信她也不清楚“了”字的历史渊源会这麼复杂。本文希望能就这一部份，提供她一些有用的参考资料。另外，“了”字在使用禁制语气时，像：“别说了”的“了”字，虽然在句尾，却也不是表示完成态的。这种句法的渊源在於满语，满语的禁制语气，会在句尾加一个动词後缀“re”，这是满语禁制式动词的固定格式，不是什麼语法的新发明。但这个“re”虽也译成了“了”字，却不能通蒙语那个句尾的“lo”字，所以当然也没有完成态的意思存在。明白了这层道理，就可以了解，研究汉语语法，若只从汉字的角度去思考，是会误失许多珍贵的语法现象而在外围打转的。所以要深入研究汉语语法，总得涉猎一些胡语才成。
“吗”字，源自满语。满语疑问句後习惯加上语气词“na”，这个“na”字再与前面的动词字尾“m”音合并，自然形成“ma”，就是汉语“吗”字的来源。
“啦”字，源自蒙语。蒙语里表示意愿的动词後缀就是“lai”，《西游记》里很多句子都有“来”字，其实就是“啦”字，像：“我作神仙去来”，意思就是 “我作神仙去啦”，表示动作的意愿，无论语音及语法都是与蒙语契合的。顺便一提的是，“我作神仙去来”的“去”字，源自满语，碰巧也是表示意愿的动词後缀，读作“ki”，所以《西游记》里很多句子一下用“去来”、一下用“来去”，像：“我作神仙来去”，也常出现。这个句子真正的意思在於想作神仙，既不去、也不来，可说与“去、来”关联不大。了解这两个字的渊源，就不会被字面上的意思弄糊涂了。
说完了语气词，接著谈动态助词。所谓动态助词是汉语助词的一种，这种助词附著於动词或动词短语後面，表示行为动作的变化情势。例如“了”代表完成态，上面语气词中我们提过“了”字，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提了。“著”代表进行态，如 “吃著饭”。“过”代表经历态，如“读过书”，下面我们说详细点。
“著”字，源自蒙语。蒙语里的动词原形就是在字尾有“ju”，与“著”字同音。动词，当然是描述动作的词汇，其原形自然就是进行态。此外，汉语“在”字实为“著”字的转换，像“吃著饭”也可以说成“在吃饭”、“在吃著饭”，“在”字不过是“著”字的前移而已。
“过”字，源自满语。满语里的动词过去式会在字尾加上“ge”，与“过”字同音，使用的语法也相同。如果大家去查满文字点，会发现满语动词过去式字尾是写成“he”的，并不是写成“ge”。而不发“h”音而发“g”音，又是何道理？这是因为满语的“k”、“g”、“h”音都是喉音，在汉语中并没有相等音值的音可发，所以才勉强翻译成一个“过”字。又实际上听满人讲“he”音，由於是喉音，真的很接近汉语的“过”字，所以这种翻译也不是没有道理可说的。顺便一提的是，同义的“曾”字，则源自蒙语动词过去式字尾“sen”，也代表经历态，不过是加在动词前面，如“曾读过书”的“曾”字。满语、蒙语二者在转变为汉语口语时，有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曾”字与“过”字会分别占据动词的前後方，相辅相成，这是属於合作的关系。至於竞争关系的例子，就像处置式的“将” 与“把”字，在一个句子里互相之间有排斥现象，是不会同时出现的。听蒙古人及维吾尔人念汉语“曾经”，十个有九个念“sen经”，可见把 “sen”译成“曾”字，也是有道理可说的。
接著我们来看汉语的介词。汉语的介词是胡语的大本营，洋洋洒洒可以列出非常多，有的极为明显，语音、语法都相符。有的稍嫌隐讳，语音、语法虽只部分相符，但是也是有迹可循的，只是以前人完全不注意汉语的介词与胡语的关系，让我们现在解释起来有些吃力。
介词是把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介系於有关动词或形容词，以表示时间、处所、方向、方式、原因、目的、对象、比较、排除、所属等关系的一类词，位於所介系的语词之前的，称为前置介词，或前置词。位於所介系的语词之後的，称为後置介词，或後置词。汉语的介词通常认为以前置介词居多，如“向”、 “自”、“把”、“将”、“按照”、“对於”、“关於”等，後置介词以方位词为主，如“桌子上”的“上”、“长江边”的“边”等。有人根据介词的内部结构，把介词分成简单介词、复合介词和短语介词。本文所拟探讨的都是简单介词，因为这一部分汉语、胡语的关系最直接明显，大家接受的可能性也最高，所以本文列为探讨的重点。
“向”字，源自满语、蒙语，总之，是源自於胡语。“向”字，在胡语中是一个方位词的语缀“sh”。“上sh”、“下sh”、“左sh”、“右 sh”、“前sh”、“後sh”就代表“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向前”、“向後”，十分规则。这些面向之中，“向前”等於“向南”、 “向後”等於“向北”，可知胡人的前方就是南方。历史上视“胡人南下牧马”为常态，也可以从胡人的语言中看出端倪，因为人总是向前看、往前走的。“向”字与“sh”语音接近，它的翻译规则与“将”字相似，音、义兼备，具见先人智慧。另外 “sh”字明显的前移到方位词前方，我们前面在讨论“将”字时，曾提到汉语主语、宾语之间必须有一个动词的限制。这种限制其实范围很大，也扩及到方位词，所以才会把这个“sh”字前移，形成“向上”、“向下”等“向”字的形式。我们之所以不在这里写出满语、蒙语原字，一方面是不希望太占篇幅，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去查阅一下满语、蒙语字典，以免这两类书籍绝版。为了适应汉语的语法规则，胡语尽可能的隐藏自身的原来面貌，伪装成汉语动词样貌，可说是苟且偷安、面面俱到。而且因为隐藏得太好了，常瞒过了许多语法学者，误以为这就是汉语的原貌，甚至归纳出不少自相矛盾的宏论。今日我们加以解说，相信许多人是会恍然大悟的。
“自”字，源自胡语时间、地点的语缀，满语的“ci”、蒙语的“c”。基本上，这是一个舌尖与牙齿形成的一个擦音，与汉语的“自”发音相似。语法上，满语的“ci”、蒙语的“c”、汉语的“自”都代表一个起始点，像时间、地点的开始，语法也十分相近。在谈“向”字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胡语汉化时有前移的习性，尽量把胡语伪装成汉语动词样貌，所以後置的语缀，就前移为汉语前置介词，由於占据了汉语动词的位置，以致许多学者称这类介词为次动词（Coverb），也有称为副动词、同动词的，不一而足。大家的论点相当一致，都认为现代汉语介词几乎都是由动词演化而来的，如：“把”、“对”、 “比”、“给”、“在”等。但是这些词类并不充当谓语里的主要成分，所以就称为次动词、副动词、同动词。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怀疑的态度，认为现代汉语动词演化的脉络不明，缺乏逐步演化的文献证据，所以次动词的理论很难成立。例如，“种树”，演化成“把树种树”，再演化成“把树种”，於是次动词“把”产生了。问题是：谁在文献中看过“把树种树”这类句子？“把”字又从何而来？何以要省去第二个“树”字？既没有证据则一切都是空谈，是算不得数的。但是怀疑归怀疑，那些人又缺乏驳倒次动词理论的坚强理由，於是次动词理论就似是而非的一直维持至今，写在许多教科书中，难以撼动分毫。或许在我们提出胡语袭夺汉语的语法论点以後，就是次动词理论应该退出语法论坛的时候了。因为现代汉语介词真正的来源应当是胡语，它只不过是借用了几个音义相近的汉字，来表达胡语的语法观点而已，实际上与所谓的动词演化是毫无关联的。
“从”字，来源与“自”字相同，因为“从”字只是“自”字变音，语法的应用上也几乎一样。如果不是找到了胡语的语源，谁敢说这两个字是一回事？动词演化能把“从”字演化成“自”字吗？顺便一提的是，“从今起”的“起”字，只是满语“ci”呼应形式，它仍然留在後置词的位置，并没有升格为 “自”字。那麼“自今起”不就是前置词、後置词都由一个语缀担任完了？不必怀疑，这是很正常的情形，像“将树给种了”的“将”与“给”其实都是同一个蒙古语的宾格附加成分“ig”，只是一个前移了，而另一个还停留在原来位置上而已。“自”字与“从”字，更可以形成复合介词“自从”，等於同一个语缀前移了两次，算是前移规则的滥用，只是社会上早已接受了这种用法，习惯成自然，并不觉得奇怪。
“打”字，源自满语“deri”。满语“deri”与 “ci”字的用法相同，是同义词，所以也有“从”字的意思。“打”字会与“从”字形成复合介词“打从”，等於从满语的同义词各借用了一次，复合的情形与 “自从”类似。有的句子像：“打从娘胎起”，五个字有三个字“打、从、起”都是满语，说的人从不会感觉有什麼不对，但深究起来，这种语言，到底是满语还是汉语，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呢。
“给”字，来源是蒙古语的宾格附加成分“ig”，前面我们在讨论“从”字的时候，已约略讨论到“将”字与“给”字有密切的关系。像口语里“将树给种了”，“给”字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这个句子如果要写成白话的时候，常会写成 “将树种了”，而省去了“给”字。如果我们认为“给”字在语法学上真是这麼单纯、是这麼可有可无的，那就是看走了眼，没看清楚“给”字的魅力。因为“给” 字有一种双重性格，他既有主动性，也有被动性。例如像北京口语里的：“狼给羊吃了”、“羊给狼吃了”、“小王给车修了”、“车给小王修了”都是合语法的通顺句子，可是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同一个“给”字在语法上到底担任了什麼角色，令人迷惑。如果不从蒙古语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谜底永远解不开，但只要专注一下蒙古语，我们就会了解到，问题的症结全在蒙古语。怎麼说呢？因为蒙古语既然在宾格语缀上用上了“ig”，就不该在其他状况下仍然使用“g”。偏偏蒙古语嗜“g”如命，又在使役态动词语缀上也用上了“g”，以致形成了乱源。因为通常使役态动词常代表主动、宾格常有被使役对象的意思存在。再翻译到汉语中，都是一个“给”字，就形成了主动也是“给”，被动还是“给”的奇特现象。在语言学上，用一个字来担任很多的意思，叫做负担沉重，而蒙古语的 “（i）g”正是如此。北京口语里的“给”字，同样有负担沉重的问题存在，这当然不是一句巧合就能闪躲忽略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胡语与汉语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是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像的。再深入一些探讨，满语的“给”字语意的发音念做“bu”，这个“bu”字正是满语里的动词被动及使役式的字尾，动词如果加上了“bu”字，可以表示的动作反向，正是被动的意思。而“bu”字接在宾语之後，满语中读做“be”字，是标准的宾格形式。所以在满语中，这个 “给”字在语法上也是有双重解释的，依据的标准得根据它跟随的是述语还是宾语而定。这正是阿尔泰语言说话的方式，是有其一贯性存在的。所以在北京的满人、蒙人、汉人都对“给”字有一种强烈的认识，无论你说：“狼给羊吃了”、“羊给狼吃了”、“小王给车修了”、“车给小王修了”他都听得懂，毫无障碍。如果不追溯到北京人的民族语文背景，是很难想像怎麼会产生这种奇特的说话习惯的。
“给”字的问题其实还有许多，像《水浒传》里常说的“杀将起来”的 “将”字，也是源自於蒙古语的动词语缀“g”，说起来这“将”字与“给”字是同源的。现在我们在口语里常说“吃个饭、跳个舞”，大家会不会纳闷，“饭”、 “舞”的单位都能用“个”来算吗？如果要强词夺理，“饭”算是一“个”饭局、“舞”算是一“个”舞会，还勉强可以用“个”。但是像这句“让我喝个水再走吧”的“个”字，又怎麼解释？水总不能用“个”来算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能数的东西，或是原来该用其他单位量词如“趟”、“条”、“只”、“面”等叙述的句子，碰到动词加上“个”字时都能通行无阻。像出“个”差、小 “个”便、钓“个”鱼、射“个”箭、上“个”网，例子太多了。总之，这就是汉语受蒙古语的动词语缀“g”的强烈影响的结果，也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现实语言环境。大家实在应该多花些心思想想，这种影响是不是只用一句“根本不可能，别人会笑话的”就能打发得过去的呢！
“对”字，与“的”字相通，在胡语中是一个格助词“de”。前面我们在讨论“的”字时，曾举过一个例子：“他搞我的鬼”。这个句子，胡语会说：“他我de鬼搞”，而那个格助词“de” 与汉语的“的”字处在同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认定它们是同源词。现在我们试著把胡语的“de”字前移，句子成了：“他de我鬼搞”，再依据汉语的词序，动词 “搞”也得前移，句子再变成：“他de我搞鬼”，“de”字再置换为“对”字，句子终於变成了汉语：“他对我搞鬼”。各位会发现，“他搞我的鬼”与“他对我搞鬼”语意完全相同，但是用汉语介词演化论来看这两个句子，怎麼样也无法把它们连结在一起，可是用胡语格助词的观念来看这两个句子，却是骨血相连的亲属句。因此我们要再度对大家喊话，不要忽视胡语对汉语的影响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照样可以影响汉藏语系的语言，汉语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当我们逐一剖析汉语的真正面貌时，现代汉语的地位是否还那麼唯我独尊了，实在应该打一个大问号呢。
“在”字，不过是“著”字的前移而已，像“吃著饭”也可以说成“在吃饭”、“在吃著饭”，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著”字时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重述。
“让”字，来源是蒙古语的名词变格附加成分“er”，一般称为工具格或用格的部分。“er”与“让”字两者读音相近，从名词後缀前移，就形成了 “让”这个字。像前面我们谈“个”字时，有一个例句“让我喝个水再走”的“让”字，语法上与蒙语的用格性质完全一样。“让”字照理说，应当是最容易让人发现汉语与蒙语关系的一个字，因为无论语音、语法，“让”字都是最容易叫人产生联想的。只是以前人心思里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才会对此视而不见。相信只要再深入一些，我们还会找出更多类似的成果的。
“被”字，源自满语。满语里的动词被动式会在字尾加上“bu”，以表示动词的动作反向，以致主语与宾语的位置互换，宾主易位，当然就表示出被动的意味了。“被”字在东汉以前的文言里就已经出现了，可见胡汉关系决不是从东汉以後才突然开始的。当时出现的形式是“被”字与动词紧贴在一起，如“被围”、“被戮”，还不脱满语动词与字尾胶著的原貌。但到了唐宋以後，“被”字展现了更大的自由度，前移到句子的最前面，像“被奸臣所害”，或是像元曲中被动式与处置式混合，如“被山贼将财物抢走了”。“被”字之所以能打开格局，跳脱动词的管辖与约束，当然有很深沉的语法意义，但是也可以简单说来，“被”字是藉著满语里其他固定的格助词“de”、“be”、“ni”，逐一上跳，而形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以前有许多谈论汉语被动式的文章，都只是将汉语被动式加以分类成许多类型，密密麻麻的，看似条理分明，却并没有归纳出什麼有意义的结论，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像有深度的学问。这样的语法学，读者是会越学越糊涂、越学越害怕的，套用一句元曲中的句形：“被莫名其妙的语法学文章将读者给吓跑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另外顺便一提的是，满语里有些动词与被动式的格式相同，但并不是表达被动式。像满语动词学习的“学”字如果在字尾加上 “bu”，也表示动词的动作反向，但那是教学的“教”字，动词“跟随”如果在字尾加上“bu”，就代表“带领”的意思。由此可见，满语动词字尾“bu”有扩大动词语用范围的作用，用处很大。所以自古以来胡人在使用汉语时，为了方便，有意无意间就会把这个习惯带入了汉语的环境中使用，造成现在“被”字变化多端的形式。
“被”字句常与“把”字句相对应，号称是汉语语法的一个特点。其转换形式是，A被B怎麼样：B把A怎麼样。如：“大树被风刮倒了：风把大树刮倒了”。其实，这种形式正是满语语法的一个特点。在满语中，宾格助词“be”与动词字尾“bu”本质上就是相对应的，经常互换，在清朝满语档案中例子多的不可胜数。
“被”字在元曲中也有以“吃”字的形式出现，像：“吃那婆子拌了一跤”，意思就是“被那婆子拌了一跤”，这里之所以会有以“吃”代“被”的字眼用在口语之中，起因於蒙语的“吃”字念做“ide”，与蒙语被动态的词缀“gde”发音近似，以致“吃”字就成为“被”字的替代形式。这种语法习惯似乎只存在於元朝蒙古人大举入主中原的时候，元朝灭亡，这种语用格式也就随之消失，再无法与“被”字竞争。但是这种遗迹却是我们研究历史语言学的最佳素材，不宜轻易忽视。
“为”字，这个字其实就是“被”字，也是在东汉以前的文言里就已经出现了。像“被奸臣所害”，也可以说成 “为奸臣所害”，只要是被动式的句子，“为”字与“被”字是可以互换的。差异只是在“为”字看起来比较像文言，而“被”字看起来比较像白话而已。为什麼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呢？我们要再唠叨一句：这也不是由动词演化论所能解释的。从中国民族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汉语的资料，来证明“为”字就是“被”字。北魏朝创建民族是鲜卑族，但同时又有室韦族，其中有一支称蒙兀室韦的，还是蒙古族的先世。而鲜卑族的後代，现称作锡伯族。许多专家证明，其实无论鲜卑的“卑” 字，或室韦的“韦”字，或锡伯的 “伯”字，在胡语里都是“be”这个字，只是念重一点读作“be”，而念轻一点就读作“ve”了，这就叫做“一音之转”。这就是同一个“卑”字，一下子读 “卑”，一下子又读“韦”的道理了。在胡语里既然有这层道理，所以连带的使汉字记音，也产生了影响，留下珍贵的语音纪录。被动式的“被”字，重读读作 “被”，而轻读读作“为”，“被”字与“为”字的差异，正是胡语语音轻重形式存在的切实明证。由此看来，研究汉语语法，不只要研究胡语语法，连胡语音韵学也需要涉猎，才能面面俱到呢。
“是”字，这个字也与满语有关，在满语里写作“seme”，读音与“是” 字很像。这里所谓的很像，在於口语时，“seme”读作“sem”，第二个元音弱化，而“m”又是闭唇鼻音，听起来真是与“是”字没什麼差别的。“是”字在《礼运·大同篇》就已经出现，结尾那句“是谓大同”正好有这个“是”字。“是”字在满语里具有双重身分，它既是动词，也是关系词。像“是谓大同”这句话，翻译成满语就是：“大同seme seme”，直译成汉语，可以写成“大同是谓”，因为满语里第一个“seme”，当系词用，有“是”的意思。第二个 “seme”正好有“谓”的意思，当作动词用。“是谓大同”这句话，无论语序、用词，看起来都有满语语法的痕迹存在。後来的文言文在引述别人的话语时，常会说“什麼什麼云云”，也正是“是谓”这两个字的另一种翻译形式，只是这种译法，忽略了“seme”当系词的作用，而把两个“seme”都当成动词来用，才会形成“云云”这种动词重叠的格式，还是不脱满语语法的范畴。“是”字使用的历史跨越过文言与白话两个历史语言学的分期，可以看出满语与汉语相处的历史有多麼悠久。然而，在满族入关以後，汉族大举出关垦荒，满汉畛域消失，满语也逐渐消亡。再过几年，当会说满语的几个满族老人过世、满语正式走入历史以後， “是”字与“两个seme”的关系，将更难发现。届时，汉语出身的迷团将石沉大海，这将是语言学界的最大损失。所以笔者一定要在本身条件极不成熟，社会环境相当不利的情况下，甘冒被别人笑话的风险，提笔为文说出这番道理了。
“什麼”，与满语“seme”有关。当我们谈到“是”字时，不能不顺便提起这个疑问代词“什麼”。“什麼”不但发音上与满语“seme”相同，语意上也一样。我们前面说过，“seme”在满语里是当系词用的，它的作用是，把述语及宾语或当成宾语的一个子句，整个与主语连接起来，所以“seme” 也是有代词的作用的。只是在满语里它不是真正真正的疑问代词，而在汉语里，“seme”的作用显然更具体了，变成了疑问代词。要注意的是，在汉语里带 “麼”的词不多，“怎麼”、“这麼”、“那麼”、“要麼”，而“麼”字刚好是满语动词的字尾，所以可以想见，这些“麼”字不过是後面动词字尾的前移而已，反而与“怎”、“这”、“那”、“要”这几个字关联不大，说起来真是奇怪的组合。刚好“怎麼”、“这麼”、“那麼”、“要麼”後面都是可接动词的，像“怎麼办”、“这麼做”、“那麼想”、“要麼走”之类的，都是接著动词。只有 “什麼”不属於这一类词，“什麼”後面是不接动词的，它只接名词。从它源自满语“seme”来看，“什麼”後面接名词是相当合理的。至於像句子：“这是什麼？”，“是”字与“什麼”组成了“是什麼”，算是“seme”的镜像喜相逢。前面我们提到过复合介词“自从”，不过是胡语片段，“自”字与“从”字，各自前移的组合。“是什麼”与“自从”情况相似，都是从胡语中，一再借用重组的实际例子。
“好”字，源自於蒙语“ihe”， 意思是“很”。古汉语形容“很”的副词是“颇”、“甚”、“极”等，并没有“好”字。“好”字来自於蒙语“ihe”的舌後音“he”，而且明显的借用汉语的“好”字，以致形成汉语中“好坏”、“好混蛋”之类，字面上有些自相矛盾的话。因为“好”字原意是“优秀”的意思，是属於正面评述的一个副词。但是当蒙语“ihe”“很”意思渗入 “好”这个字以後，“好”字的语意负担加重，以致表现出上述这种模稜两可的语法现象。
“生”，与满语 “seme”有关。“seme”在满语里是当系词用的，它的作用是，把述语及宾语或当成宾语的一个子句，整个与主语连接起来。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形容词，满语的格式是“形容词seme”，在满语中使用的频度很高。这个词相对应并转移到汉语里来，就形成“形容词生”或“生 形容词” 的形式，像“好生”、“生怕”、“生恐”等都是基於这个原则产生的构词，只是这里的“生”字，与一般“生”字的意思像“生冷”、“生长”不大一样，这里的 “生”字只是一个满语系词，有语法的意义，却没有实值的意义，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形容词，也不是动词，更不能算是系词，姑且只能算是一个副词而已。又像 “怎生是好”这种句子，“生、是”其实是一个满语重复出现在汉语里，所以像“怎生好”、“怎是好”都是通顺的语句，并不一定需要用“怎生是好”来表达意思。而“怎生是好”不过就是像前面提过的“自从”、“打从”、“去来”、“是什麼”等的情况相似，都是一再从胡语中借用同一个词缀，以便强烈表达某种更深一层语意的案例。
“头”字，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的”字与“对”字，它在胡语中还是那个格助词“de”。因为“de”可以表示位置，所以汉语里许多带“头”字後缀的名词，都是由“de”字衍生出来的。例如：“街头”、“心头”、“上头”、“柳稍头”等都是。这些“头”字只代表一个位置，与汉语中所谓项上人头的“头”字本意并没有什麼关系。
“对”字，它还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的”字与“对”字，都是胡语中的 “de”字。因为“de”可以当名词及动词的目的格附加成分。所以汉语里许多带“对”字前缀的动词，都是由“de”字衍生出来的。例如：“对抗”、“对唱”、“对答”、“对话”等都是。这些“对”字只表达动词的目的，所以“对抗”就是“抗”、“对唱”就是“唱”、“对答”就是“答”、“对话”就是 “话”，“对”字只是一个语法字，与汉语中所谓“对错”的“对”字本意并没有什麼关系。由於“对”字占据了一个语法位置，所以这类构词常要藉助於“与” 字，来表达语法的目的与对象。像“对抗”就要说成“我与恶人对抗”，才能表达较清晰的意思。
“你”字，出自满语“sini”，意思是“你”的所有格。古时汉语称 “你”为“汝”“尔”，什麼时候变成“你”，为什麼变“汝”为“你”？好像没人能说得出一个缘故来。现在我们来给个说法，就是满语“sini”在胡、汉民族交往密切的时候，逐步闯入了汉语的表达范围内，以致取代了“汝”“尔”的用法。如果大家觉得证据不是很充分，那麼看一下“你”字的敬体“您”字，它在满语中怎麼读，大家就会了然於胸，觉得是有些道理了。“您”字源自满语“siningge”，读音比“sini”多了一个“ng”的音，意思是“你的”，称 “你的”意思类似称“陛下”。“您”字表示一种非直接称呼的敬称，音、义都无懈可击，让人不得不信服。从“你”到“您”，形成一个系列，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满语寄存於汉语的事实。
“他”字，源自於胡语“tere”。“他”字与“那”字，分据“tere”这个字的两端，意思也完全一样，都是指 “他”。满语的“他”，除了 “tere”以外，还有一个“i”，也是指“他”，与古汉语的“伊”同音。只是现代汉语已经不再采用“伊”字了，而满语还在用“i”字来称“他”。
“那”字既然已经占据了“tere”这个字的後半，所以“ere”只剩下前半段的“e”好做识别音。然而胡语所发的“e”音是舌後音，在一般汉语里并没有相等的音值，所以只好借用舌前音来勉强发出“e”音，形成了现在汉语“这”字的面貌。
“们”字，源自於蒙语“man”。“man”在蒙语里是“我”的复数，意思是“我们”。“们”字所加入的位置，透露出胡语的特徵。因为通常阿尔泰语言对於後加语缀的使用比较频繁，无论格位、时、态、构词都以後加语缀为主，“们”字的生成，显然仍是秉持著这个原则进行的。相对於南方语言，则南方语言的构词偏向以前加语缀为主。例如“我们”在越南话里称为“chung toi”，“toi”是“我”，“chung”是“众”，与古汉语的“众”字同源，意思是“众我”，就是不会说成“toi chung我众”，因为这有违越南话的构词原则。元朝时“们”字的用法，不限於单纯用来指人，像“马们”、 “头口们”都曾出现过。“们”字的出现，代表一种复数的观念，扩张了“我们”的狭窄范围，所以才会出现牲口也用“们”字的现象。
要说到形容词，它的变化应该上推到史前时代。根据中国古代传说推测，汉族在史前时代，应该是南方的民族。所以汉语在基本构词、语序、语法及声调上，应与苗瑶语族的特点一致。它的声调应该有八个。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方法，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後。名词、代词、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前，形容词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之後。助动词在主要动词之前。构词的词根多为单音节，构词的附加成分多为前加成分。也就是说五千年前，这个民族在用形容词时，应该是放在名词的後面的。但因为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以致受到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形容词开始前移。形容词移到了原来动词的位置之上，形容词取得了动词性质，以致在语法上，汉语的形容词与动词几乎没有分别。然而形容词的动词化并不是重点，因为在南方语言如越南语中，形容词与动词也是几乎没有分别的。可是只要在句子之中，形容词所处的位置，藏在宾语之後，不与动词接触，就会各司其职，相安无事的。然而汉语的基本语序主语、动词、宾语形式，在形容词开始前移之後，前移的形容词破坏了与动词的均衡关系，形成主、动、形、宾，也就等於是主、动、动、宾的架构，动词重复了，也就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冲突。那麼这种冲突要如何解决的呢？根据语言学的管辖理论，这两类动词要分出最小管辖成分，才能造出合理的句子。古语与今语的解决的办法十分类似，也都能符合管辖理论的要求。例如在古语的文言中，确定最小管辖成分的方法是用 “之”字，这是蒙语动词语缀“ju”，表示是动词原形。“ju”字在蒙语标定一个动词，而在汉语文言中，借用这个语缀写成“之”字，也是拿来标定一个动词的。在汉语文言里面，一般的形容词固然可藉动词语缀“之”字而变成动词，连名词都可以藉“之”字而动词化，像“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是名词，而“华夏之”则变成了动词，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今语的白话文中，确定最小管辖成分的方法是用“的”字，这是胡语普遍用的格助词“de”字。对这个“的” 字，我们前面在介绍语气词的“的、了、吗、啦”时已经约略谈过了。“的”字在当白话的结构助词时，它的作用同样式确定最小管辖成分，像下面这个句子“我喜欢整齐房子”，由於缺了“的”字，以致最小管辖成分不确定，导致分不清我喜欢的是“整齐”、“房子”或是“整齐以及房子”。但是加上“的”字，最小管辖成分确定了，“我喜欢整齐的房子”，在语法上就是通顺的句子，也不会有歧义出现。“的”字与“之”字虽然在汉语里用在的类似位置之上，但是由於在胡语里的语法起源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字并不全然相等，这是本质上有差异的缘故使然。
这种改变，使汉语逐步与苗语分家。现在我们只有在诗词里面才可能看到形容词还放在名词的後面的例子，像：“花红柳绿”，平常口语绝对是用“红花、绿柳”。或是在南方方言会说成：“猪母”，而一般口语当然是说“母猪”。或者像闽南语里说“教坏囝仔大小”，意思是“教坏大孩子与小孩子”。汉语里形容词的词性是游移不定的，“红”字用在“花红柳绿”时，看起来是形容词，而在说“花红过了”、“花不红了”，看起来“红”字又像极了动词。相对的在阿尔泰语系里面，形容词与动词的词性是孑然分明的，不可能出现像汉语里形容词与动词混用的情形。所以汉语之所以会如此混用形容词与动词，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汉语处在南北两大语系之间，为了适应两者的语言习惯，而发展出来一种叫 “具有动词词性的前位形容词，并加上确定最小管辖成分的结构助词”的独特语法范畴，它在血缘上隐含著两大语系的特色，但又以模糊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以致让人难以准确归类。其实从形容词前移，到後来的被动式“被”字前移、介词“把”字前移等等，前移的目标倒是相当明确的，前移的方式也相当一致。五千年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并没有多大差别，这无疑是汉语的一大特色。只是一般人常单方面的只从语言学的角度思考，而无视於民族志的存在，以致从未看出这点奥妙，当然就很难研究出什麼具体的成果出来了。
先从汉语的内部方言谈起。汉语分北方、吴、湘、赣、客家、闽北、闽南、粤等八种方言，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语法和语汇的差异则较小。现在我们将一般人心目中的汉语语音、语法、语汇等特点加以描述如下：
汉语语音的特点有：一、古音浊声母，除吴方言有比较完整的保留外，大多已经演变为清声母。二、有的方言存在舌尖音和舌後音的对立，如华北、西北地区的北方方言，但多数地区没有舌後音。三、只有单辅音，没有复辅音。四、古鼻音韵尾[-m][-n][-ng]，有的方言如粤方言，全部保留，有的方言如北方方言，只保留[-n][-ng]，而有的方言如闽南方言有鼻化韵。五、古塞音韵尾[-p][-t][-k]，有的方言如客家方言，全部保留，有的方言如吴方言并为[-p]，赣方言南昌话并为[-t][-k]，在北方方言中则全部消失。六、古四声的演变，在现代方言里有许多变化。西北地区有的方言声调数只有三个，北京话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等四声，南方则有多达十个声调的方言。
汉语语法的特点则是：一、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方法，语序较固定，虚词种类多，形态变化少。二、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後。定语在中心语前，状语在中心语前，补语在中心语後。三、有丰富的量词，量词分名量词和动量词。
汉语词汇的特点有：一、多以“阿”、“老”、“初”、“第”等为前加成分，以“子”、“头”、“儿”、“者”、“们”等为後加成分。附加成分多以古词或词根虚化而成。二、重叠形式较多，无论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等，都有重叠形式，并且代表某种词汇及语法意义。三、同义词丰富，能充分体现事务的细微差异。
先从汉语语音的特点谈起，汉语的语音只有在华北、西北地区的北方方言中有舌後音，南方方言并没有这种发声法，同样的情况是，西北地区有的方言声调数只有三个，北京话有四个，南方则有多达十个声调的方言，判断这与受阿尔泰语言影响有关。也可以说，愈南方愈不像阿尔泰语言。我们据此推测，汉语的来源应该是在南方，因为此处是多声调的大本营。另外还有可以佐证的资料是，古塞音韵尾[-p][-t][-k]，可以在客家方言、吴方言、赣方言南昌话中保留，却在北方方言中全部消失。类似的是，古鼻音韵尾[-m][-n][-ng]，在南方的粤方言、闽南方言有所保留，而北方方言，只保留[-n] [-ng]，也是北方保留的少於南方。
其次谈汉语语法的特点，北方方言使用的的处置式，在南方的客家方言中并不存在。当作形容词的定语，北方方言都在名词之前，而南方方言如粤方言、闽南方言却有不少在名词之後，如风台、猪母等。我们可以说，汉语的来源在南方。也可以换句话说，南方有表现古汉语特色的大环境。
第三谈汉语词汇的特点，汉语词汇的前加成分如“阿”、“老”、“初”、“第”等都可以在南方方言中看到大量使用的例子，而以 “子”、“头”、 “儿”、“者”、“们”等为後加成分，则为北方方言的偏好。从汉语词汇的使用上，北方方言的偏好刚好与阿尔泰语言的特点相对应，例如北京话的儿话韵语尾，正与胡语在词汇的尾端喜用“r”音结尾相似。
所以从整体的印象来看，汉语方言无论从语音、语法、语汇来比较，南方方言都与传统汉语较接近，而北方方言则相当背离传统，是一种变异较大的方言。
再从汉语与汉藏语系的比较加以分析。先说汉藏语系的特点：一、除了珞巴语和藏语的安多方言外，一般都有声调。声调与声母的特点，如清浊、送气不送气，韵母的特点，如元音的长短、松紧、韵母的舒促、带不带鼻音韵尾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个语言的声调特点发展不一致，调数多寡不统一，有二至十二个不等。二、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方法，语序比较固定，形态变化少。汉语、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语言，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後。藏缅语族的语言，则为主语在前、宾语居中、谓语在後。名词作定语时，汉语、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的语言，定语在中心语前，壮侗语族的语言在中心语後。形容词作定语时，除汉语在名词之前外，一般皆在名词之後。三、多数的语言有丰富的量词，量词分名量词和动量词。量词的来源同名词、动词有密切的关系。四、能自由运用的单音节词根占绝大多数，复音节词大多数由一个以上的词根组成，少数由词根加附加成分组成。五、一般都有四音格词，语意丰富、多采多姿。语音形式为双声、叠韵、重叠等。
要比较汉语与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的亲疏关系，由於语言众多，且许多语言连专家也还没有定出适当的谱系，所以我们也不大敢妄加论断。但是我们可以从上述汉藏语系的特点中了解，汉语从声调及语序的相似性来看，应与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语言十分接近，所以汉语实应归入其下，方为允当。只是汉语的形容词作定语时会在名词之前，与多数语言均不相同，这一点我们可将之视为汉语受阿尔泰语言的影响所致，而且这种影响要上推到甲骨文时代，才能足以说明其发生经过。《史记》上说，黄帝曾与蚩尤大战於涿鹿，後来黄帝得胜，成为华夏民族的共主。而蚩尤又称炎帝，虽然落败，却仍是苗族的祖先，加以华夏民族常自称为炎黄子孙，汉高祖还自称是蚩尤的後代（注），蚩尤也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他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从这段历史来看，汉族在五千年前，就是华夏民族与苗族的混合体，因此汉语与苗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现在汉语与苗语是有些相异，但那是各自受环境影响所致，却不能掩盖这两者同源的事实。
综合前面的各项论点，我们可以对汉语有一个较新的描述。汉语在古代应属苗瑶语族的一个成员，它的声调应该超过四个，大概有八个。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方法，基本语序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後。名词、代词、数量词组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前，形容词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之後。助动词在主要动词之前。构词的词根多为单音节，构词的附加成分多为前加成分。也就是说，汉族在史前时代，应该是南方的民族。五千年前，这个民族因为人口增殖，携带著先进的农业技术，逐步北上开疆拓土，与北方游牧民族逐步融合，创造出夏商周三朝的高度文明。此时汉语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声调缩减为四个。基本语序虽仍为主语在前、谓语居中、宾语在後，但已经有谓语在後的句法出现。更大的改变是，形容词作定语时，定语在中心语之前，形容词开始在使用上与动词几乎没有分别，再加上语法上的适度修正，借用胡语的动词语缀以稳固前位形容词的地位。这种改变，使汉语逐步与苗语分家，但由於构词的词根多为单音节，构词的附加成分多为前加成分。故此时的汉语与苗语的差异并不算极大，互相之间的关联仍多。
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汉朝，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匈奴归附汉朝，胡人开始入主中国多年，逐步导致中原汉族客家人大批南迁，汉语就此大量掺入了胡人的语言，使汉语受游牧民族语言的影响更形加深。唐宋时期的处置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出现的。这时的汉语基本语序已成为主、谓、宾语序及谓语在後的处置式语法两种句法并呈的状态。构词的改变更大，受胡语多音节语言的影响，单音节词根已居少数，口语中复音词大量增加，并居於主流，构词的附加成分也分为前加与後加两法并呈的状态。由胡语格助词转来的介词“在”、 “的”，取代了古介词“於”、“之”。另外语气词、态词、副词等，也都形成了以胡语为主、古语为辅的态势，终於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也就是今天我们习称的现代汉语。
因此现代汉语除了正在进行的欧化现象外，基本上它是一种南、北两大语系融合的产物，它的本体源自於南方，而它的应用却完成在北方。所以古代汉语的谱系位置应该分在苗瑶语族，而现代汉语只能算是一种混合语，它有八种混合的变体，就是北方、吴、湘、赣、客家、闽北、闽南、粤等八种变体方言。这些混合语，愈接近南方，声调愈多，复音词愈少，形容词也愈可能在名词之後，当然也愈接近苗语。而愈靠北方，声调愈少，复音词愈多，形容词也愈可能在名词之前，当然谓语也更可能殿後，换句话说，这种汉语已十分接近阿尔泰语。
这就是鉴别汉语谱系位置的困境。因为汉语方言愈接近南方愈像古汉语，而我们前面提过，古汉语是可以顺利归入苗瑶语族的。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地位上，南方汉语方言算是汉语末流，北方方言才是汉语主流。所谓现代汉语指的就是北京话，它是北方方言的代表。而我们上面已经一再分析过，北京话应该只能算是客家人与胡人交往时所产生的交际语，是一种混合语，它在谱系分类上好像没有适当的地位。在谱系分类法上，混合语算是一种目的语，目的语是不分类的，只有目的语的来源，称为源语的，才有适当的谱系分类地位。
2 条评论
1.
住在多伦多 2011年5月14日 19:37:
可惜了, 研究汉语这么多年, 出国了能干什么? 教小孩中文?
另外, 为什么说汉语没有分枝呢? 汉语不过是中国语言的统称. 那么多方言, 不算分枝吗?
2.
梦工作室 2011年5月14日 20:50:
这不是我的研究。是张华克，台湾研究元曲的学者。我因为了解满语和一点蒙语，
觉得100%赞同他的结论。
将近百年，中国汉语研究裹足不前。盖因中国语言学者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独立精神。﹣﹣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区别在在。
您的关于中国方言的话，文中有涉及、有观点，也是我的态度。
我从来不是吃语言饭的，但多伦多是研究语言、人类、艺术的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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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5-15 10: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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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5-15 21:14:41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