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强调清朝多元文化与满族人的民族认同

Namutu

上世纪末，美国的清史学界发生了一场著名论辩，导致清史研究出现所谓“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流派。新清史成为美国近年来的中国史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如欧立德（Mark Elliott）及其《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族群认同》，柯娇艳（Pamela Crossley）及其《历史的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群认同》，罗友芝（Evelyn Rawski）及其《最后的帝王：清代皇族社会史》等。

　　美国新清史研究呈现三大特色

　　新清史研究者强调对清朝重新进行认识和理解。与传统的清史研究相比，具有三大特色：

　　第一，认为清史不只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把清朝的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范畴来研究，尤其是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其他帝国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了解清代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如何导致了清朝政策的改变。

　　第二，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族人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非常强调对满族人的族群认同和中国各民族地区历史的研究。后者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中国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研究各少数民族的族群性和宗教等；二是强调从以“非汉人”或“边疆文化”角度，尤其是从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清史。

　　第三，强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满语、蒙古语、藏语和察哈台语，用这些非汉语写成的文献来研究和讲述历史。

　　上述研究范式并非“新清史”学派的独创。日本学者历来强调对非汉语文献的利用，中国的一些学者对此亦有所识，但美国这些学者倡导和重视程度确实更高。而且，新清史学者强调挖掘各少数民族特性对清朝成功统治的影响，尤其是突破传统清史研究中的满族“汉化”或“儒化”观念的影响，则从新的角度对传统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关于满族是否“汉化”或“儒化”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新清史能导致历史研究发生多少改变也还属未知数。但可以肯定，新清史范式具有一些创新性，因而也必然会导致一些突破。定宜庄先生在评论何炳棣和罗友芝的那场有名的论辩时说：“一场争辩，最终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此引起的思考和对学术的推动。这场争辩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开拓出如此广阔的一片学术天地，亦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关注承德对清朝具有的政治意义

　　既然是试图对清史进行重新的认识和理解，新清史研究者们就必然要建立起一个宏大的框架，并通过对微观问题的研究来支持其论说。这个宏大框架的基础就是他们着重强调的清朝多元文化与满族民族认同对清朝统治的影响。新清史的很多作品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此宏大框架中，清朝夏都承德成为研究重点之一。18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承德的研究和记载屡见不鲜。但新清史对承德的关注角度颇为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承德在联系清政府与内亚中的作用，也就是承德这样一个季节性的都城对清朝具有的政治意义。

　　在新清史有关承德的研究中，不能不提到弗莱特（Philippe Foright）的《承德掠影》（“Mapping Chengde”）。弗莱特提出了几个问题：既然几个世纪来的宫廷生活礼仪都在北京进行，清朝何以要把他们的季节性都城设立在承德这样一个贫瘠的边境地区？清朝皇帝何以要将一个夏日行宫称为山庄并将它设计得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尖顶帐篷式的村落？清朝的帝王何以会被一条小小的热河所吸引？他们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几乎每年春秋都要率领军队进入到长城以北与他们结盟联姻的蒙古地区？

　　这些也是众多新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1994年夏天，一些学者在密歇根大学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名为“阅读承德的满洲夏宫：18世纪中国内亚的艺术、礼仪和统治关系”的夏季短训班。它以承德为切入点来研究清朝的统治以及承德对于清朝统治的意义。学者们通过对承德的关注，探讨藏传佛教在清朝历史中的重要性、蒙古各部的重要性，以及在治理新疆的过程中达到顶峰的地缘政治斗争的重要性；清朝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中礼仪的作用；清帝的身份，尤其是乾隆统治下的皇帝身份自身的性质。他们认为，承德建筑群中的艺术和建筑作品，以及发生在那里的历史事件都应该是新清史关注的主题。《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即是此次会议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作为内亚（内陆亚洲地区的简称—编者）都城的承德”。主要是对18世纪盛清时期的背景介绍，如罗友芝的《乾隆时期的清帝国》、洛佩兹（Donald Lopez）对藏传佛教的简短论述和查耶特（Anne Chayet）对承德建筑的简介及阐述。

　　第二部分，“帝国的礼制”。详述了清代帝王在承德的巡幸、围猎、宴会和接见等活动，探讨了承德和木兰围场在清朝统治少数民族中的作用。范·西蒙斯（Van Symons）考察了康熙和乾隆时期几乎每年都会进行的这种来往于北京和承德之间的大巡游。清代帝王在承德除了要处理日常政务外，还要款待来自于各民族地区的人员，确保蒙古和维吾尔贵族的忠诚，并显示对西藏喇嘛的尊重。于仁秋（Renqiu Yu）对此进行了探讨。贾宁和欧立德则分析了康熙和乾隆帝的木兰围猎礼仪、外交和政治军事的重要意义。米华健主要论述的是围猎、节日和佛教纪念等礼仪在清廷处理与蒙古精英关系中的作用，尤其探讨了清帝国庆祝土尔扈特部回归的仪式。

　　第三部分，“皇帝的多面相”。至乾隆时期，清朝的领土和人口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加，在清朝境内形成了多重文化和观念并存的格局。因此，在承德，藏传佛教、耶稣教、满洲和儒家的因素都混杂在一起，沙培德（Peter Zarrow）称之为“乾隆自我表现的权术”。约瑟夫·阿尔德（Joseph Alder）对承德文庙中碑刻的释读和研究，显示出乾隆将自己树立为儒家的论道者，扮演成一位儒家传统贤明君王。不过在承德的各种宗教中，藏传佛教的影响更大。伊·伯纳德（Elisabeth Benard）通过对藏语文献中所记载的乾隆与两个藏传佛教喇嘛（章嘉呼图克图和三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交往，审视了乾隆帝本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实践，这两个喇嘛后来都成为了乾隆的帝师，他们称乾隆为文殊菩萨。乾隆还热衷于收藏艺术品，并大量地委托制作，包括他自己作为文殊菩萨的画像和许多有关承德题材的绘画作品。这是司马黛兰（Deborah Sommer）的文章分析的主题。

　　第四部分，“来自承德的声音”。主要是对与承德相关的一些清代汉文、满文、法文和藏文文献的译介。包括康熙与乾隆有关承德的一些诗篇、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于1754年在避暑山庄停留期间所写的一封信、乾隆建造“须弥福寿庙”的碑文、1780年三世班禅前来承德的记载，以及两篇有关承德的民间传说。

　　第五部分是何伟亚（James Hevia）所写的结语，分析了承德在现当代的意义。

　　新清史的出现已经有十余年，它在美国、日本、欧洲和台湾等地的清史研究界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目前新清史的发展趋势略显沉寂，各种假说亦未得到完全证实，但它使清史研究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

2010年3月19日《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