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地区清代至近现代满文使用情况初探

黑萨满

摘要：有清一代，呼伦贝尔地区主要由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所辖的索伦八旗、新巴尔虎八旗以及布特哈副都统衙门所辖的布特哈八旗右翼（西布特哈）所管辖。呼伦贝尔地区无论官方和民间，在清代均以满文为主要文字，经历了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过程，本文主要简要梳理一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所辖的地区满文使用情况。


       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清初原已按满洲制度编为索伦部统辖。由于俄国入侵，居民被迫迁至嫩江。1665年，又依旗制设索伦佐领二十九员。1667年，从事农耕的达斡尔人，另编为十一佐领。1685年，在嫩江西岸宜卧奇后屯建立了总管衙门，此后便被称为“布特哈（打牲）八旗”。

       雍正十年（1732 ) ，为了加强边防，改变自科尔沁等部族南下后呼伦贝尔地区无固定居民的情况，雍正皇帝批准“遴选索伦壮丁1636名，达斡尔壮丁730名，巴尔虎壮丁275名，鄂伦春壮丁359名，连同该丁家属不能分离而未经测丁的男子及闲散老弱796名迁往该地”[1] ，到呼伦贝尔驻防，编为八旗，称索伦八旗。雍正十二年（1734 ) , 又从喀尔喀车臣汗部迁入新巴尔虎兵丁2484名，也编为八旗，称新巴尔虎八旗，隶属于索伦八旗镶白旗、正蓝旗五个佐领的巴尔虎蒙古人则被称为陈巴尔虎人。雍正和乾隆年间，又两次从新疆迁来厄鲁特蒙古，编立为两个佐领，隶属于索伦八旗镶黄旗。

       雍正十二年(1734)，在伊敏河西岸筑呼伦贝尔城（今海拉尔），设统领管理。乾隆八年(1743)，清政府改设副都统衔驻呼伦贝尔城，称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隶黑龙江将军。光绪六年(1880)，改为副都统，管理呼伦贝尔地区。

1900年呼伦贝尔副都统新衙门落成合影，可惜不久就被俄国人烧毁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鄂温克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市，额尔古纳市，根河市，牙克石市。布特哈八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鄂伦春旗、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的讷河市等地。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一直延续到1932年满洲国的建立。

       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古文创制满文，用以拼写满语，称为“无圈点满文”，1632年，皇太极命达海将满文加以改进，新改进的有圈点满文更加适合满语的发音，有了比较完善的字母体系和正字法，具有明显区别于蒙古文字母的特征，俗称有圈点满文。自此满文成为清代的官方文字，作为“国书”广泛使用。

       布特哈、索伦八旗的索伦（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在十七世纪早期便接受了满文的使用，在持续自身的母语使用的同时也将满语作为互相之间的沟通语言。呼伦贝尔建立了完善的行政体制后，在官方公文、往来文书、民间书信等多使用满文书写。据《东三省政略》记载: “凡省署有公犊咨副都统， 副都统饬司译满下各旗，各旗有事呈用满文， 副都统饬司译汉分别办理。”[2]

清代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驻防旗佐示意图，以知乎HIdarikouji制作的1925年地图为蓝本修改。

呼伦贝尔官方满文使用情况

       内蒙古档案馆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3161卷，满文档案占总数的90％以上，时间跨度上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1932年裁撤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为止。

       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清代档案的主要内容有：

       1，政务方面的档案：有平定三藩事宜的相关奏折；乾隆皇帝的十六条敕谕；袁世凯称大总统的公告；通告各省为制止革命党暴乱，努力实现宪法十九条条款的文件。

       2，机构职官方面的档案：有设置旗和在道、府、厅、州、县派遣汉军大臣的文件；通古斯、布里亚特归属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管辖的咨文；官员的任免、调遣、奖赏、补缺、参革。世袭到任、分地账目及选举笔帖式等文件；调遣任命晓骑校、 云骑尉顶缺文件；兵丁射击考试记录；八旗步兵抓获犯人调查材料。

       3，政法方面的档案：人丁户口；理藩院则例；民事刑事案件、调查狱中发生疫病及禁烟文件

       4，民族方面的档案：有鄂温克、布里亚特蒙古杂居地区情况调查资料；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迁居事宜的有关文件。

       5，外交方面的档案：中外交流，派遣留学生及给外国人发放信票等文件；

       6，宗教方面的档案：有寺庙变更隶属关系和祭祀敖包、湖泊的文件；敕赐首席喇嘛关防及处理喇嘛违犯则例等文件。

       7，文教方面的档案：有建立学堂、选送学生、学校费用等文件。

       8，财政方面的档案：财务预决算、收支帐 目 收纳税课、 市场贸易、 盐务及设置银行等文件 。

       9，交通方面的档案：桥梁、释站、渡口等事宜的文件。[3]

       此外，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另一部分档案保存于呼伦贝尔市档案馆，主要以1913年到1932年为主，共6292卷，满文档案占比90％。除了以上两个档案馆外，散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档案馆等。

       清朝灭亡后，呼伦贝尔地区行政机构几经变迁，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一直存在，并且仍然使用满文行文。这些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档案，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涵盖了政务、军事、法律、外交、宗教、文教、财政、交通等多个方面，充分证明了满文在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辖区的生命力。司法档案中所记录的庭审笔录，往往犯人、官员、记录者皆不是一个民族，然而不论其使用何种语言审案、申诉，笔录者均翻译为满文记录，可见时人的满语文水平。

       而布特哈副都统衙门的档案情况就很不乐观，在庚子俄乱时期损毁了相当一部分，目前在呼伦贝尔市档案馆和莫旗档案馆尚存有一定数量。

       清代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及布特哈副都统衙门与中央进行公务往来，也均使用满文，如奏折等，多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乾隆年间，索伦八旗镶黄旗出身的鄂温克族名将海兰察，就多使用满文书写奏折与皇帝交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曾编辑《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出版。

       除了作为“国书”通行于公文中，呼伦贝尔还在民国初年发行了满文报纸，圣彼得堡馆藏的一些稀见满文文献，后附录了一篇1925年的满文报纸，ᡳᠴᡝ ᡩᠣᠨᠵᡳᠨ ᠠᡶᠠᡥᠠ（ice donjin afaha）。满文报纸的编印大约持续到30年代，由海拉尔地区的达斡尔人坡博、德山等人主持办报工作。随着副都统衙门的裁撤而停止了发行。

1925年发行的满文报纸

呼伦贝尔满文的教育情况

       关于呼伦贝尔地区的满文教育情况，早在康熙三十四年，时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便奏请朝廷在墨尔城内开设八旗官学，招收满洲、索伦、达斡尔子弟入学，首开黑龙江地区满文教育的先河。此后，这些接受了满文教育的八旗子弟，随着布特哈八旗的建立以及索伦八旗的建立，进入了呼伦贝尔地区。

       此后呼伦贝尔地区没有开设八旗官学，而是“新满洲诸佐领下，每岁各选幼童一名，教习书艺”[4]，到莫尔根、齐齐哈尔、瑷珲等设有八旗官学的驻防城学习。这样的教育情况无疑是落后的，1882年，“副都统公署始建文庙附设校舍二所，设学官一人。由副都统就无品级笔帖式拣用，以三年为任期。其教科分识字、习字、练弓箭三课”[5]，其教官“系自全省各城中满汉文兼通之人员中选出，试以教导八旗之子弟。待本地之文风勃兴之后，将此教官送还原地，从本地笔帖式选教官以继任之。”[6]

       1900年因庚子俄难，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及官学均被毁，官学停办五年，1905年恢复开办。此后，八旗官学改办为新式的“官立两等小学堂”，索伦左右翼也相继办起了小学，如河北小学校，有教师3人，只招收本部子弟，学习“满文、蒙文、珠算、射箭等课程。”[7]

       进入民国后，官办学校很多停办，郭道甫联合福明泰等人筹资兴办私立蒙旗小学，后改为官立性质的“呼伦贝尔蒙旗学校”，是现在海拉尔一中的前身，民国八年以后，遵照当时教育部规定，新式学校开始逐渐以教授蒙文和汉文为主，逐渐取代了旧式的满文教育，不再详述。

       除了官办学校教授满文以外，在清代中后期，呼伦贝尔地区也涌现出了一批知识分子兴办的私塾，清中期以前尚无资料可考，据著名达斡尔族文学家、诗人敖拉·昌兴家族后人讲述，昌兴早年跟随父亲学习满文，后在南屯办了私塾，招收了南屯达斡尔子弟20余人讲授满文。他以自家房屋为教师，不仅教授满文经典书籍，还以自己创作的“乌春”为识字教材，其弟第松恒也曾义务任教。另据《呼伦贝尔志略》记载，“光绪三年，达呼尔部设私塾于南屯，由齐齐哈尔聘任教师教授本部子弟十余人以汉满文字。”[8]此时在布特哈、索伦、新巴尔虎等地，均有私塾设立，新巴尔虎右翼在道光年间就有私塾设立的记载，到民国时期各地已经开设很多私塾，如“1924年的阔齐村私塾，教师多保，有十几名学生。1926年的西屯私塾，教师额尔莫齐，有十几名学生。1928年喀牙都尔本村私塾，教师莫勒齐，有十几名学生。1929年得日梅斯勒村私塾，教师贵京更（鄂温克人，没调查到名字），有二十名学生。”[9]

       私塾教育持续时间较长，一般没有统一的教材，多数使用满文的《三字经》《论语》《圣谕广训》等为教材，学生在课堂上也会抄写满文书籍、诗歌等，促进了许多满文书籍在民间的流传。到了满洲国时期，随着满文使用的废止，社会上也逐渐减少了满文的使用，私塾逐步衰落，最晚记载的资料是1946年在莫旗阿尔拉镇哈力村，讷巴格奇办的私塾仍然教授满文，至于建国后很可能不再存在满文私塾了。

清代呼伦贝尔民间的满文使用情况

       满文在呼伦贝尔地区民间的使用一度很广泛，写春联、记账、记事、通信、编修家谱、写悼词、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开展文学创作等，存世的古籍因为社会动乱留存相对较少，多以家谱、文学作品为主。由于民族习惯，呼伦贝尔地区的有编纂纸质家谱习惯的以达斡尔族为主，因此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满文家谱。

       如名门布特哈莫日登家族，清康熙六年（1667年），莫日登哈拉开始编修总谱，以萨吉哈为始祖，使用满文记载。此后莫日登哈拉各莫昆虽曾续修过支谱，但就哈拉总谱而言，直到1918年才进行续修。1954年重修总谱时，孟希舜先生以满文起草了《孟氏重修家谱序》。

       敖拉氏家族的《敖拉姓总族谱》亦是满文，序言汉译文载：“多新屯敖拉氏原祖呼力尔肯，原址多新屯人，姓敖，前朝时德都尔屯主人，绰号昂古拉，率其九子在清国崇德年间投于奉天。在编织族谱与多新屯敖姓人呼力尔肯给三品阿思汗哈方，铭其领族人云，又自黑龙江山河移时赏与世世相袭保硕若尼章京三员使该子孙相传世袭，居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布特哈地方管理区事务。续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正月姓敖之多新族众会同设立族谱送于外务部上奏于著册而置。”[10]

       目前，学界发现的满文家谱有《郭布罗氏莽乃莫昆族谱》《布特哈敖拉氏多新(多金)莫昆族谱》《布特哈鄂嫩氏总族谱》《布特哈达斡尔德都勒氏家谱》《布特哈郭布罗氏塔温浅族谱》《布特哈达斡尔苏都尔氏家谱》[11]等。

       至于鄂温克、鄂伦春、厄鲁特、陈巴尔虎、新巴尔虎各家族是否存在满文家谱的情况，笔者仅有所耳闻，未曾见过实物。

敖拉·昌兴使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写就的《双重的八大快乐》

       文学作品方面，也是以达斡尔人创作的作品为主，前文提到的敖拉昌兴（1809—1885），就是清末涌现出来的著名满文文学家，他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主要以满文满语或满文拼写达斡尔语而创作。其成名作《京路记》《依仁堂记》是用满文满语创作的。敖拉·昌兴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也称“达呼尔文”)创作乌钦，开创了达斡尔语文学的先河。在敖拉·昌兴乌钦作品中，除了满文拼写达斡尔语的作品之外，还有满语诗，满语、汉语和达斡尔语混合诗。据《达斡尔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敖拉·昌兴满语乌钦有22篇：《赵云赞》《善恶篇》《祝愿友情似海深》《陋室颂》《孔子赞》《孔明赞》《关公赞》《海拉尔一杯酒》《细雨难润干支杈》《无题》《哀双亲》《关羽颂》《中国史话》《寡妇怨》《诸葛亮颂》《隐士》《关公吟》《喜筳颂》《帝颂》《喜筳之歌(一)》《喜筳之歌(二)》《威福利苦》，满语、汉语和达斡尔语混合诗1篇：《四季颂》，另有满文拼写达斡尔语的作品38篇。此外，敖拉·昌兴《壬辰年间乡村长老共议村事纪要》等满文满语作品在民间留存。散文《官便漫游记》用满文创作，其中有21首满文诗歌。[12]

       属于清代中前期的满文文学作品有约创作于康熙年间的《在兵营》，乾隆二十八年左右的《湖北行》等，《湖北行》记录到武汉购买兵器的事情，这些作品创作者和创作年代都已不可考。

       文学翻译家春祥（1883—？）。春祥又名苏格杰布，南屯人，郭布勒哈拉。他曾用满文、蒙古文翻译过李白、柳宗元、王勃等人诗词及清代文学作品。[13]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花灵阿撰写了《达斡尔和索伦源流考》。花灵阿，生活于清嘉庆、咸丰年间，莫日登哈拉，布特哈正黄旗尼尔基屯人，是研究达斡尔族历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达斡尔和索伦源流考》曾长期以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12

       除了原创的文学作品，满文本《三国演义》《西厢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翻译文学作品也在呼伦贝尔地区广泛流传。由咏唱这些满文作品衍生出的文艺形式“乌春”（乌钦），已经由使用满语咏唱改为达斡尔语，至今仍在呼伦贝尔地区流传。

       还有呼伦贝尔清代所立碑也多是满文题写碑文，如咸丰三年敖拉·昌兴为鄂温克族名将一等公海兰察所立碑题写碑文，两块均使用满文；《昭武大夫得依奔墓碑》系后人花灵阿所立；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内至今仍存有嘉庆年间满文石碑。

近现代以来满文使用情况

       随着1932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裁撤后，满文在官方的使用层面基本废止，呼伦贝尔地方上层和民间均改用蒙古文和汉文，到建国后更是基本停止了满语文的教育。

       但是由于还有大量接受过系统满文教育的人存在，所以仍然有不少的满文文学作品出现，胡格金台(1900—？)，布特哈正黄旗第十八牛录人，1948年去台湾居住。1977年，胡格金台写有《达呼尔故事满文手稿》。

       孟希舜(1901—1968)，西布特哈正白旗小莫日登屯人，曾任莫力达瓦旗旗长。1954年，他除了用满文写作《孟氏重修家谱序》之外，还用满文标出《清代黑龙江流域巡逻图》。他本人还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养马篇》等乌钦作品。12

       据1957—1959年民族调查，莫旗的达斡尔族“三四十岁的人，大多数能识满文”[14]。这些人目前还在世的所剩无几，笔者曾据海拉尔、南屯等地的达斡尔、鄂温克族数名居民自述，其家族已过世长辈能识满文，过世长辈约四十年代生人，推测当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满语文教育。

       尽管这样，由于家学渊源，抑或是环境熏陶使然，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还是出了不少著名的满语文学者。

       如著名的满语、达斡尔语学者恩和巴图，原籍莫旗阿尔拉，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满洲通古斯语研究组负责人、教授、研究生导师，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享有者。著有《满语口语研究》《满达词典研究》等。

       著名满通古斯语言学者朝克，鄂温克旗伊敏苏木人，杜拉尔哈拉，留日语言文化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著作有《鄂温克语研究》《黑龙江满语口语研究》《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等书。

       呼伦贝尔地区各民族在清代初期晚于满洲人开始使用满文，到清代后期满语逐渐式微后仍然坚持使用满文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为现代满语研究和清史研究贡献了大批堪称无价之宝的满文资料，呼伦贝尔地区民间满语从兴盛到戛然而止的衰落历程也值得探究深思。

       尽管满语文在近百年来整体已经衰落，但是如今满语文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民间复兴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当中来。


参考文献：

[1]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O].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
[2]徐世昌等编纂.东三省政略[M].卷一.纪建置
[3]王玉良.《鄂温克族自治旗汉族移民初探》[D].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清圣祖实录》[O]卷166，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癸卯，第1025页下
[5] 程廷恒，修；张家皤，纂.呼伦贝尔志略[M].上海：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铅印本，1923
[6]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编；边长顺，徐占江，译.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册报志稿[M].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历史研究会铅印，1986:42-43
[7]陈巴尔虎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陈巴尔虎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614
[8] 程廷恒，修；张家皤，纂.呼伦贝尔志略[M].上海：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铅印本，1923
[9] 毅松.达斡尔族的满文私塾[J].满语研究,1999,2
[10]敖·毕力格.达斡尔文学宗师敖拉·昌兴资料专辑[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
[11]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达斡尔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2] 吴刚.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述论[J].满语研究,2017,1
[13] 《中国达斡尔族人物录》编委会.中国达斡尔族人物录[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14]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及哈布奇屯达斡尔族情况[M].1960.第24、25页




文/Namutu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李想

这整整发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