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黑萨满 于 2025-4-16 20:36 编辑
以下介绍摘自永志坚的《敦吉纳其人其书》
前言 过去,在锡伯族民间有一首《敦吉纳的诗》流传很广,大家对此诗的评价也颇高,曾译成汉文予以介绍。关于敦吉纳其人,译介者认为他是东北的锡伯族人,在锡伯族西迁伊犁30年后于19世纪初叶(清嘉庆初年)被征调到伊犁驻防,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这首诗是在1826年,即锡伯族人民迁居伊犁后的第62个春天,他从伊犁惠远城驻地渡过伊犁河来到锡伯营驻地,与同胞们一起欢度清明节时写的。此后,这首诗又被其他一些专著、丛书引录,成为锡伯族早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前几年,我们在察布查尔县发现了敦吉纳遗留下来的见闻录手抄本。在书中,敦吉纳对自己的身世经历做了详细的交待,这无疑是个惊人的发现；同时,书中记载了许多有史料价值的清季伊犁地方见闻,也是难得的地方文献。根据这些手抄本,我们经过筛选,整理成《敦吉纳见闻录》,作为史料于1989年予以出版。至此过去大家认为无从查考的敦吉纳的生平事迹和写作这首诗的时代背景,已经是很清楚的了。然而,这部史料不仅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反而遭到了有些人的非难:认为它不是敦吉纳所写,系伊犁锡伯营本地人所写,仍然坚持认为敦吉纳是嘉庆、道光年间人,而不是同治、光绪年间人。此外,对书的内容也颇多非议。这样,敦吉纳其人其书似乎又成为一个悬案,对多数人来说,敦吉纳仍然是个谜,只知其诗不知其人。 诚然,敦吉纳在历史上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的名字不见于经传,既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显赫地位,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他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历史人物。然而,惟其是历史人物,他有诗作传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人写他,译介其诗,作为史料引用其书，所以对其人其书做一番考证,辨明真伪,就显得很有必要。尤其是在大多数人没有见过他的见闻录而不明底细的情况下,将原始材料公诸于众,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清本正源,就显得更有必要。本文将主要依据敦吉纳的原作,就书求证,对敦吉纳的身世经历、来伊犁的原由以及写作这部见闻录的目的经过等诸问题，拟做一番考证,力求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敦吉纳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系满文手抄本,现在已搜集到的有六册,其中只有一本标有“第三册”,其余均无序号;有四册封面页数都完整无损,也有标题;两册或无封面,或首尾缺页,但字迹都很清晰。各册内容并无有机的联系,亦无时间顺序,可以肯定是在不同时期写成的。为了便于引录,我们临时给它们编个册序,并按实有页数编码,以供查对。另外,引文都直译,力求保持原义,以避免编造或篡改之嫌。 敦吉纳的真实姓名和族别 敦吉纳在他写的书中提到自己的姓名和民族成分的地方很多,这里我们从原作中引录几段,以便弄清他的真实姓名和民族成分。 “昔,清朝光绪八年三月十三日,吉林省金(顺)将军率领大军进驻伊犁时,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城达斡尔人敦吉纳来到伊犁后,未能返回原籍。在烦恼忧虑之际,为了安慰自己,我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见闻录》第二册,封面) “……本册所记内容,是我在阅读古书时,择其要者译写的。除此之外,又将老人们讲的一些闲话传说当作故事,刚氏我利用冬日长夜之暇,聊为书焉。” (《见闻录》第四册,第1页) “唉!……刚氏我独自静卧时,总是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不能自持……” (《见闻录》第四册,第5页) “又有一件事是刚氏我亲耳听到的。有一位老伯告诉我说……” (《见闻录》第四册,第27页) “我于大清同治二年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城出来,在吉林、盛京两省连续几年为公家当差，后来参加金(顺)将军率领的讨贼部队精锐营,在关内同贼军奋战,不避锋利,冲锋陷阵,虽几次负伤,幸亏没有死命。当时我想,托国恩君福,怀尽忠报国之心,必能建立功勋,荣归故里,一定无亏于我东三省满洲军队的精锐称号。我虽无孟贲、夏育之勇,想的只是不要辱没了我们祖传下来的索伦骁勇善战的荣誉。所以心怀刚毅,披坚执锐,风餐露宿,已将近二十年矣。因此之故,德海我升任营总之职,获得刚勇之号。” (《见闻录》第五册,第15-16页) “……在此五十年当中,国势衰微至此,又改立民国。面对这些,德海我抚今追昔,不知如何是好,徒然伤心流泪。” (《见闻录》第五册,第45页) “德海我想不到从原籍来到伊犁,吉江部队撤回原籍时又不幸身患重病,未能同大部队一起回去。” (《见闻录》第五册,第67页) 由以上引文可知,敦吉纳的本名叫德海,姓刚,是达斡尔人,而不是锡伯人。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随同金顺所部从东北出关,来到内地征战多年,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才进驻伊犁。后来,伊犁地方已恢复安定,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开始撤回原籍,而当时敦吉纳因病不能走，未能随同大部队一同返回,于是留在伊犁。这就是说,敦吉纳不是19世纪初(嘉庆初年)来到伊犁的,而是在19世纪80年代(光绪八年)来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给予证明。另外,敦吉纳的本名叫德海,是东北达斡尔人这一点,还将会得到进一步证明。 敦吉纳一名的由来 既然敦吉纳的本名叫德海,那么为什么要自称敦吉纳呢?答案还得从他的书里去找。 “在我十四岁那年,有一天因事去舅舅家,舅舅家正在宴请许多亲戚朋友和老人,我就为老人们把盖斟酒,听他们道今说古。其中有一位叫查尔齐的大爷,平时知道的旧闻最多,经常喜欢在人多处讲故事。而不了解的人总嫌他话多而厌恶他,因此每当遇到话多的人,就讥讽他:难道你也成了查尔齐爷爷么?对此,敦吉纳我心里很不以为然……人人都有天生的嘴巴,应该讲说;有手有脚,应该行动;有耳有鼻,应该听闻;有脸有眼,应该看顾;有口有胃,应该吃喝。说的话有善恶之分,有值得记住的,因此,不管别人讲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害处呢!不过,人的想法各有不同,我既以敦吉纳自名,就做到名副其实,凡遇到老人们讲故事,总喜欢侧耳倾听。” (《见闻录》第一册,第8-10页) “敦吉纳我在幼时非常喜欢听老爷爷老奶奶讲故事。在冬日长夜里为了听故事,天天去齐齐哈尔城东南隅第二条街上的图舍里大爷家,那里每天夜里都聚集好多男女,听(他)讲旧闻传说。” (《见闻录》第二册,第17页） 很清楚,敦吉纳从小就特别喜欢听老人说旧闻讲故事,对那些讨厌老人讲故事的人,他还表示不满,认为人人有嘴,尽可以讲说,人人有耳,只管听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癖好,所以就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或者可能是他的小名。“敦吉纳”(Donjina),是满语,本义是喜欢听(故事)的人,引伸为见闻广博者。他既以敦吉纳自名,就到处搜寻奇闻轶事,并命诸笔墨，一一记录下来,几历寒暑,日积月累,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敦吉纳见闻录》六册(也许还不只这六册)。我们只要看他的书,就会知道,他讲的故事每篇开头总是以“敦吉纳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听谁讲什么开始,有时也以“刚氏我”或“德海我”怎么怎么开始。所以,我们能肯定他的本名是德海,敦吉纳只是他的绰号或小名。 敦吉纳的身世经历 敦吉纳在书中叙述自己身世经历的地方最多,几乎每部开头都要首先讲讲自己的身世和来伊犁的原因,惟恐读者不知。有时在讲述传闻故事时,也有意无意地撇开话题,转而讲述自己的经历。在这反复的叙述过程中,往往也产生一些矛盾之处,或年月时间有出入,或各个时期的年龄与实际不符,令人怀疑。这也许是由于：一是这些见闻录不是一时写成的，他断断续续写了好多年,有的本子还是重新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每当写成一册,马上就被人借阅。 “有的人借去后长时间不还,弄得封面破损,内页撕烂,不堪卒读。有的人自己看完后又转借别人,难于要回……有的借去后传来传去,不知下落。唉,如何才好呢?只好尽自己所能多抄几本,以利大家阅读罢了”。 (《见闻录》第四册,第10页) 这样反复地写,刚写完就被人借走,根本来不及校对,因而出现了前后矛盾之处。二是敦吉纳是个多愁善感之人,每当提笔开始写作时,总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不能自持。 “追忆过去的旧事,面对时势的变化,不禁全身筋骨酥软,恍惚失神,流泪叹息;对一切都失去兴趣，觉得索然无味,魂不守神,不自知思念什么。有时头昏眼花,心烦意乱,连今日的事情都记不清”。 (《见闻录》第五册,第73页) “我这人天生好怀旧,每当回忆往事,辄不能自持,悲从中来,哀叹不止,全身颤抖,不住地伤心落泪”。 (《见闻录》第五册,第75-76页) 因而在叙述自己的身世经历时,因精神恍惚而有所出入也是难免的。但只要细心梳理他的自述,认真分析,仍然可以理出他的身世经历的大致轮廓。 下面请看他的自述。 “德海我听说,我的祖先是萨尔浒地方人,后来于太宗朝末年，被迁移到吉林省城。” (《见闻录》第五册,第 140 页) “敦吉纳我从小就生长在齐齐哈尔城。” (《见闻录》第一册,第 63页) “七八岁入学,学习满文满语,到十三岁,已熟悉了满文满语。在我十三岁那年秋八月,找一位教汉文的老师学习汉文,并继续兼学满文。” (《见闻录》第三册,第 71-72页) “后来在十三四岁时才开始学汉文,几年时间里学完了四书、圣谕广训等书,但汉文书的词义仍然不大懂。其后在汉人当中混了几年,闲暇之余又不时翻阅汉文书籍中的演义小说之类,虽然较前懂得多了,但提起笔来译成满文还是不行。以后就经常看满译的《三国演义》《东汉演义》等书,又回过头看汉文原著,自此才能进行翻译了。” (《见闻录》第一册,第 64-65页) “十七岁披甲,在将军衙门的印务处当差二三年。因自己赋性朴拙,不堪忍受上面那些笔帖式老爷们的欺凌,便辞去了将军衙门的差事,在本旗内任委吏两个多月,后来又辞了。正当我想赴外疆建功立业之时,恰逢(朝廷)点兵出征的机会,这正合我平时夙愿，自然喜不自胜。从此就来到边疆从戎,其原故如此。” (《见闻录》第三册,第72-73页) “在我十八岁时,(朝廷)为了征讨逆贼,从分驻于黑龙江省各城的旗人中挑选兵丁时,敦吉纳我想,男子汉大丈夫虚度一生,虽寿终而寝,亦不过黄土一堆,埋没无闻,谁人问津?既然父母生我一场,又受国恩,倒不如出门外闯,讨贼立功,将来衣锦还乡,安享清福;且能周游内地各省,增见广闻,亦可不负此生。故心怀壮志，跟随将军大臣们,出关从戎,转战内地各省。到光绪九年,在伊犁军营得以任管辖一营之小官职。后来伊犁地方安定后,于光绪十年吉江部队开始返回原籍时,敦吉纳我正好患病,未能随大部队一起返回。此后,曾想找机会回去,无奈命运多舛,事不顺心,始终未能如愿。从此,我离群落伍,孤苦伶仃,心灰意冷,别说建功立业，连糊口果腹都成为难事。……迫于无奈,为了保命求生,只好隐瞒自己的旗人身份,隐姓埋名于汉人当中,托名东北某某汉人,在绥定、固尔扎等地打工挣钱,作为自己的衣食费用。幸好挣的钱还算富裕,就把多余的钱贷给几家店铺,所得利钱尚够勤俭度日。后来我大清国数已尽,成立了民国,这时敦吉纳我也年过六十,自恨一事无成,城里居住的满族人也没有了,心里更加感到凄惨。过去曾想把自己的余生托付给同类同族，怎奈这样的机会不易碰到。这样,在汉人当中又混了几年,不知自己的归宿将在哪里。” (《见闻录》第一册,第1-4页) “敦吉纳我在兰州城驻扎时,有一天因闲着无事,到药铺去同大家闲聊。” (《见闻录》第二册,第 37页) “敦吉纳我又听一位邵姓旗官讲……这是我在兰州城驻扎近一个月时听他讲的。当时这位姓邵的旗官已经快八十岁了,他自十七岁参加健锐营,在各省征战多年,以军功提升为统领下面的帮办统领。” (《见闻录》第二册,第57-58页) “金将军同刘锦棠一起率领大部队进驻伊犁时,吉林、黑龙江部队官兵共四营,此外还有湘军绿营兵六营,总共十营,每营官兵五百人。进入伊犁后,将军住在绥定城里，除留一营吉江部队和一营绿营兵驻在城中担任警卫以外,其余各营全部在城外几处地方筑堡扎营。当时伊犁各营旧制还未恢复,各营官员缺额虽然都已补放,但俸饷银数仍未确定下来。到了光绪十一年,金将军调职赴京,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署理伊犁将军事务。” (《见闻录》第五册,第6-7页) “我初从东三省出来,……在近五十年间,国势衰败如此,想不到又改立民国。德海我抚今追昔,不知如何是好,徒然伤心流泪，只恨自己国恩未报,反而流落在万里之外,不知家室妻子是否还在。先前还有俄国铁路尚可邮递,能与家里通信，得知家里情况，可是有时铁路邮递中断,也就无法通信。令人欣慰的是,今年我虽然已七十五岁,身体还算健康,尚有一线希望,有朝一日从俄国境内由铁路返回故乡,祭扫祖坟。虽然已没有同行的满族朋友,但有东北辽东地方的姓鹏、程二位汉人朋友,与我素善,曾相约同行。……记于民国二年三月清明日。” (《见闻录》第五册,第45-47页)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敦吉纳我病愈后,曾住在绥定城西边一位汉人的出租院里,还有一位黑龙江省的名叫吐拉的朋友,也租住这所院子里的一间房。我因迫于生计,将院里几十间屋以月租七两银全部租下来,然后将堂屋转租给一位过去的汉人官员胡斯景，其余屋子都租给了携带家眷的人。这样多赚的租钱供我自己花费。” (《见闻录》第一册,第 59 页) “想过去同来的友人,现在百人当中只剩一二,都跟我一样有多少知交,闲暇之时互相见面，都面面相觑,惊叹年纪已老。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突然福星高照，喜逢鸿运。光绪十三年,参赞大臣锡纶署理伊犁将军事务后,挑选官兵组建健锐营时,念我从戎多年,谙熟军务,授我以委营总职务,管理察哈尔、厄鲁特两营,叫我好好操练部队。同时又让我担任伊犁诸营总教习,仿京城健锐营、火器营之制进行操练。当时,我怕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仍留在伊犁的几位同乡友人找来商量,叫他们一起来帮助我操练。这些朋友听后都非常感激我,表示愿意竭诚效劳。然后各自具结画押,由我担保交给了将军。我禀报将军说:这里有跟随吉江部队来伊犁后未能返回原籍的几位朋友,他们有的有公差,有的闲着无事,趁此机会若能起用他们,协助我一起操练军队,则与公与私都有好处,请将军思准。将军听后欣然同意,均委他们以副教习。德海我的月薪为五十两,外加公费银十五两;我的六位朋友吐拉、墨尔奇图、丁齐等月薪三十两,在我手下任助教。 翌年,色(楞额)将军接任伊犁将军后,又赏我以先锋营、练军、捕盗兵的总教习官职务。……色将军本是黑龙江人,待我如旧交，唯恐我薪饷不够花,除丁齐之外,我们每人又外加月薪二十两。德海我实职不过营总级,但却食统领俸饷。” (《见闻录》第五册,第68-70页) “呜呼,我不觉已近六十岁,远离家乡,流落在万里之外,犹如置身于异国他邦。” (《见闻录》第五册,第75页)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大致可以理出敦吉纳的身世经历如下: 敦吉纳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左右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城。他的祖先曾居住在萨尔浒地方(原盛京城东一百四十里处)，于清太宗(皇太极)朝末期移居吉林省城，以后又迁移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城。他七八岁时入学学满文满语,十三四岁时开始学汉文，读过四书、圣谕广训等书，具有较深的满汉文功底。以后又勤奋自学，翻译水平大有提高。十七八岁时披甲当差，先在黑龙江省将军衙门印务处当差两三年，后又在他所在旗里任委吏两个多月。同治二年(1863年),他自愿报名参加吉江部队,随同金顺将军出关,在陕甘宁等地征战好几年。陕甘“回乱”平定后,同金顺所部一起在兰州等地驻扎待命。光绪二年(1876年),根据左宗棠进军新疆,收复伊犁的军事布署,各路部队经嘉峪关开始进入新疆,敦吉纳也随金顺所部进驻吉木萨尔,先后参加过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城的战役。然后西进,驻扎在库尔喀喇乌苏，准备收复伊犁。后来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俄军退出伊犁,敦吉纳遂于光绪八年三月随金顺将军进驻伊犁。光绪九年时，他在军营中已位至营总职务。 光绪十年(1884年)，进驻伊犁的东北劲旅吉江部队(还有其他来自内地的绿营兵)开始撤回原籍，而这时的敦吉纳因病未能返回。第二年病愈后，他所在部队已撤走，他失去军职和当差的机会，流落为民，靠打工、出租房屋为生。光绪十三年(1887年)，塔尔巴合台参赞大臣锡纶署理伊犁将军之职期间，组建健锐营时，起用他为总教习，委以委营总职务。第二年，色楞额接任伊犁将军，又委他以先锋营、练军及捕盗兵的总教习官，由委营擢升为营总。这时的他四十多岁，正当年富力强。 关于敦吉纳所述随金顺出关征讨陕、甘、宁“回乱”及进军新疆、最后进驻伊犁的时间，都与史实相符。金顺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奉旨调京，伊犁将军职务由锡纶署理，色楞额于十三年接任伊犁将军职务等，也都符合历史事实。敦吉纳的出生年月及出关时间，从下面的一段论述中亦可得到进一步引证。他在讲述一位名叫沙吉澜的东北朋友的经历时写道： “这位朋友是苏克素浒部落人,也是随同吉江马队出关的。那时候,连续从东三省的满洲精锐部队、吉林地方以及黑龙江的索伦、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等部落中挑选了娴于骑射勇于征战之官兵,当时这位老兄年方十八九岁,听到征兵的消息,他立即报名，自愿应征入伍,于咸丰二年四月随部队出关。那时德海我仍在原籍,年纪不过六七岁。 (《见闻录》第五册,第137-138页) 照此看来，咸丰二年(1852年)六七岁的敦吉纳，到同治二年(1863年)正好是十八九岁，这与他前面的自述相符。所以我们肯定他出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是对的。上面标为“民国二年”时记述的那段文说他出关“已近五十年”“今年我已七十五岁”，恐不确切。从同治二年(1863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刚好五十年，这时他只有六十八九岁，不到七十岁。在同一册的另外一处，他又说自己“不觉已近六十岁”,如果这一段也是民国二年(1913年)写的，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近七十岁”才对。在第二册里,他曾说自己“进驻伊犁已将近四十年了”,他是光绪八年(1882年)来伊犁的,过四十年就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又有一处写有“民国十五年记”之句，在第六册里也说他“已年逾八十”,则他可能活到八十多岁,在本世纪20年代末还在世。 敦吉纳在自述中曾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锡纶署理伊犁将军事务期间,提拔他为诸营总教习。以此为线索,我们在清代档案锡纶奏折中找到了一份在其署理伊犁将军任上奏请德海拟补佐领折。原片为汉文,不妨也抄录于下,以资佐证: “再查黑龙江省布特哈正红旗佐领穆克德春,业经奉旨革职。所遗佐领一缺,系军营出缺,应由军营出力人员拣选请补。兹查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城镶蓝旗满洲阿克都善佐领下花翎即补协领补缺后赏加副都统衔骑都尉德海,久历戎行,勤劳卓著,堪以拟补。如蒙俞允,该员现在留营差遣,容俟回旗后由黑龙江将军给咨赴部引见,以符定制。除分咨外,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奉旨朱批:著照所请。兵部知道。钦此。” 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知道,德海确系实有其人,原系黑龙江齐齐哈尔镶蓝旗满洲阿克都善佐领下人,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伊犁军营中已是“补缺后赏加副都统衔骑都尉”,可知他说自己“实食领统之饷”,并非自诩之词。锡纶在奏折中称:黑龙江省布特哈正红旗佐领一缺,“系军营出缺,应由军营中出力人员拣选请补”,而德海原来就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城在旗之人,应征出关，在外“久历戎行,勤劳卓著”,理应得以补缺。只是他人仍在伊犁军营中“差遣”,按当时八旗官员补放定制,请求朝廷等他返回原籍后,再由黑龙江将军给咨送部引见,即行补缺。对于锡纶的奏折，皇上都朱批“著照所请”,只等德海回籍补缺了。可惜的是,敦吉纳始终未能回去。 按理来说,锡纶对他有知遇之恩,给他高官厚禄,又给他创造了回籍升迁的机会,敦吉纳完全可以筹足盘缠,有条件返回故乡。但他一直未能回去,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其他种种客观原因之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请听他自述: “……烦恼之际又想:大丈夫人生一场,怎能虚度光阴呢!一时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又重新振作精神,将度日营生一事置于不顾,交给孩子们去经营,自己则迎风冒尘,四处奔走,竭诚效力,不管能否功成名就,一如既往地风雨无阻,不敢稍懈。” (《见闻录》第五册,第12页） 这就是说,他在伊犁已经再婚,有了家室妻儿,所以迟迟不回。这可能是他滞留伊犁的主要原因。这一切,他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交待,但从他出关前后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出来。他在讲到在原籍时从军出关动机时,常说要建一番功业,然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然而在伊犁多年后,虽然常说一直想回去,但那只是为了“祭扫祖坟”。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他在伊犁已另立家业，不便回去，否则他不会在伊犁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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