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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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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5 19:49: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代滿文避諱:兼論乾隆朝避諱運用實例∗

盧正恒∗∗

美國埃默理大學歷史系

摘 要

相較於其他使用漢文為主體的中國諸王朝,清帝國以滿文(清文)為國語。大量的滿文檔案、文本成為研究清史的核心資料。為了確實利用滿文資料,深入了解滿文的書寫規範刻不容緩,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滿文書寫是否也有「避諱」?本文將透過滿文檔案、文本論證滿文中亦存在著相當規範的避諱。又,既然清代存在著漢文與滿文的二種「避諱」系統,身為普世帝國的清帝國是如何將「滿文避諱」實際運用在多語言、多民族的臣民之下?本文將以乾隆朝的個案為例,說明「滿文避諱」的實際運用中,針對「滿洲旗人」較為嚴格,但對「漢軍旗人」和漢人相對無硬性規定。透過這些例子,本文嘗試在帝國架構下,解釋清帝國如何透過不同語言的「避諱」保持臣下多元性。


關鍵詞:避諱,滿文,清史,八旗

清華學報 新48卷第3期(民國107年9月)第489~524頁

10224556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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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6 13:42: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yzdude 于 2020-1-6 13:50 编辑

一、前言

乾隆十三年 (1748) 四月初三《起居注》記載:

奉諭旨,我朝凡遇皇上聖諱之清、漢字,俱行避寫,此亦臣子者敬崇君上之意也。但漢字較多,避寫猶可得字;清字無幾,如同漢文一律避寫,難得本音字樣,不得不另取音聲相似者用之,以致去本音甚遠,往往不能成文,況古今亦有二字不避忌之文。嗣後繕寫清字,除一應人名及遇有二字相聯一處者,仍行避寫外,若獨遇一字,著仍照本音繕寫不必避忌。

這段描述可提供三件重要資訊:一為滿文避諱確實存在。其二,乾隆重新規定滿文避諱為:人名若相連,其中一處避諱;若是僅一字,則照本音而不需特別避諱。其三,避諱為一種「臣子者敬崇君上之意」,屬於政治觀念的意涵似乎更稍多於文化意義。儒家文化下的避諱規範向來較受關注,「避帝諱」又因為涉及辨別出版時間等議題,在諸種避諱中更受到史學和文學界的重視。一般而言,明清二代君主專制臻至高峰,加上避諱問題曾導致不少文字獄,因此往往被視作「避諱」較為嚴謹的朝代。然而,身為少數民族的滿洲人以「國語騎射」為主,滿文被當作國語使用,理當無法忽視其重要性。因此,縱然關於清代漢文避諱已有豐富的討論,目前學界仍缺乏專文討論清帝國的國語滿文有無避諱。本文將指出,本文將指出,清代滿文存在嚴謹的避諱狀況,但是運用的範圍卻會隨著政治目的、族群身分等不同因素而有所改變,此體現清帝國的多元性。

關於避諱研究,影響最深遠的專書當推陳垣的《史諱舉例》,該書詳細羅列分析諸朝代的各式避諱規範。3 范志新的《避諱學》則是近年來另一部關於避諱的專門研究,認為避諱學不僅僅是一門實用的基礎史學,更是一種儒家文化的體現。最新研究則有王新華的《避諱研究》,此書從文化角度分析避諱是漢民族的特有傳統,進而影響周邊諸國和諸民族。近年,英語世界出現了第一本關於避諱的專著,該書在清代部分強調康熙朝以前的避諱狀況不明,Piotr Adamek認為,滿文與漢文結構不同,翻譯為漢文後的避諱較難規範,致使康熙以降才有嚴格的避諱規範。換言之,該書亦強調漢文的避諱而忽略滿文避諱。

上述四本專著幾乎均強調「漢文」作為「國語」的大部分中國王朝之避諱狀況,而忽略了清代是以「滿文」作為「國語」的差異性。近年來,不少熟稔滿文的學者也開始注意到此問題,例如〈探析清代皇家建築滿文匾額的發展演變〉一文即稱:「清朝帝名避諱制度,自康熙朝到光緒朝涉及七位皇帝,不僅避諱漢字,滿文字也避諱。」並引用同治十年 (1871) 編的《滿漢字音聯注注釋文》一書,提出滿文避諱的方式乃是:「增加音節」或「由近音字母代替」。然而,作者並無詳細討論滿文該如何避諱。甘德星在探究滿文拼寫時,曾提到穆麟多夫拼寫法的缺點之一,即是無法準確記載滿文避諱的問題,如乾隆、咸豐二帝的避諱問題。 換言之,甘德星清楚認識到滿文存在避諱,但也未提及避諱的詳細規定。此外,釋堅融、羅盛吉、黃一農在〈清初詞學大家成德名諱新考〉首揭滿文避諱的初步概念。後,羅盛吉又再從音韻學的角度,更多元、更廣泛的探討滿文避諱,可謂是目前學界中唯一專門探討滿文避諱的學術文章。誠然,學習滿文或治清史者,大多認識到滿文中確實有避諱狀況存在,但對於滿文避諱的規則、內涵或實際執行狀況,仍沒有一篇清楚的論文分析。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該有一篇專文討論清代諸帝的滿文避諱狀況和規範,試圖彌補此領域之不足。本文第二節將透過大量的滿文檔案著手,試圖找出清代諸帝滿文避諱的基本規律。接著,第三節再透過官方或是民間所出版、翻譯的經典、字書等材料,理解在檔案之外,滿文避諱是如何運作。最後,本文第四節將利用乾隆朝的幾個因避帝諱而更名的例子,說明滿文避諱是如何與清帝國的民族認同 (ethnic identity) 有所關聯。透過這些例子,筆者希望能於「新清史 (New Qing History)」框架下,以避諱為例,證明清帝國身為一個普世帝國運用統治的差異創造帝國內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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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6 20:11: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yzdude 于 2020-1-6 20:44 编辑

二、清代諸帝的滿文避諱規範

滿文究竟有無避帝諱是本節討論的主要問題,以下透過滿文檔案來理解諸帝時期滿文避諱的規則。由於清初諸帝在為子嗣命名時,多以滿洲名進行命名,而非以行輩字為命名習慣,如清世祖福臨 (fulin)。考量到順治皇帝的滿文名,實際上無法分析順治皇帝的避諱,應該避免以傳統的看法來觀察是否有滿文單避「福 (fu)」或是單避「臨 (lin)」,而該是將之視為一字。理論上,若有滿洲避諱,該避的是fulin 一字,例如用fūlin 或是fuliñ 等可能性。然而,根據現有的滿文檔案,筆者仍無法查找到任何滿文曾出現fulin 這一個字的詞彙,因而無法證實fulin 這一個滿文字究竟有無滿文避諱。但是,至少可以認識到分析清朝皇帝時不能單單以漢文作為基準,而需要考量他們的滿洲身分。

由於滿文檔案數量豐富,康熙皇帝或許是清代諸帝中第一位能夠讓學者有系統地研究與認識滿文避諱規範的皇帝。順治皇帝共有八子,皇長子牛鈕 (nionio)、皇次子福全 (fuciowan)、皇五子常寧 (cangning)、皇六子奇授 (kišeo)、皇七子隆禧(lunghi)、皇八子永幹 (yunggan)。除皇四子榮親王早夭未取名外,諸子中僅皇三子康熙皇帝的滿文不以一字命名,而是以玄燁二字命名,滿文作 hiowan yei。

誠如本文前言引文所述,滿文主要以「取音聲相似者用之」來進行避諱。加上受限於目前滿文文獻的內容和數量,以下討論的避諱實際運用狀況將大量以同音相似進行論證。康熙皇帝的「玄」字,筆者先查閱滿文同音的「宣」字,發現順治時期的「宣大山西總督」,滿文作hiowan dai,又順治十六年 (1659) 巡道宣文衡滿文作siowan wen heng(如表一)。為了查找此「宣」字是否有避諱的情事,發現離康熙時期最早的檔案,為雍正二年 (1724) 工部題銷宣鎮砲位火藥用銀一事,當中的「宣鎮」,滿文作siowan hūwa fu,即「宣化府」。乾隆三年 (1738) 一份糾正湖北巡撫張楷題本貼黃的奏摺中,即對於「宣」抬寫狀況不合一事有所糾正,此時「宣」的滿文,已拼寫為siowan。一如羅盛吉所言,約順治十一年左右,尖、團音差別開始出現,因而hiowan 和siowan 字的差異逐漸規範化。然而,透過表一可以更清楚地說,所謂「尖團音」差別的嚴格規定當發生在順治十二年九月。

表1

表1


由於「燁」在滿文檔案中查無同字資料,因而退而求其次尋找如「業」、「葉」等相似音的滿文書寫法。順治九年的馮茂業作fong moo niyei、順治十二
年九月的曹弘業作ts’oo hūng ye、順治十三年閏五月的馮振業作fong jen yei、順治三年六月,江西巡按吳贊元的奏摺中提及知縣葉德進,滿文作yei de jin。順治十二年十一月浙江巡按葉舟的奏摺中,其滿文自稱為yei jeo。這些順治朝的寫法看來並無嚴格的規範,而取決於個人主觀意識。康熙朝以降,如康熙十四年七月,兵部尚書王熙在奏摺中提到九名盜匪的名字,其中一人名為葉洪,滿文作ye hūng。康熙五十五年七月,兩淮巡鹽御史李陳常的奏摺中,提到西亭場大使葉鏡之名,其滿文則作ye jin。雍正十一年被革的泉州知府葉祖烈,其滿文也作ye zu liyei。乾隆十九年閏四月丁大業滿文作ding da ye、23 乾隆三十四年楊大業滿文作yang da ye。由此可知,此時不僅滿文對於此字的拼音有了規範,更嚴格地規定僅能寫作ye。因此,「葉」、「業」因與皇帝名諱的「燁」同音,從原先的niyei、ye、或是較大眾的yei,均一併避諱改寫為ye。

雍正皇帝名諱胤禛,滿文作in jen。雍正即位後,將兄弟名中行輩字的「胤(in)」均改為「允 (yūn)」,然而這一改名僅限於同輩兄弟,一般的同音字該如何
避諱仍是疑問。查順治時期的直隸總督李蔭祖滿文為li in zu,康熙五十五年八月,貴州巡撫劉蔭樞的奏摺中,自稱為lio in šu。同字的「蔭」在雍正十二年八月,江西南昌總兵李蔭樾的滿文作li yen yuwei。又道光十一年 (1831) 的大學士盧蔭溥,滿文作lu yen pu。至此,大致可斷定,「胤」字的滿文避諱除了雍正皇帝同輩兄弟外,均是由in 改為yen,且運用在同音的字上(如圖一)。

图1

图1


雍正皇帝名字中的「禛」字滿文作jen,漢字同音包括「貞」等字,例如順治時期重臣張秉貞的滿文即為jang bing jen;30 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貞,其滿文作kung sy jen。又,康熙十九年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貞的請封奏摺中,滿文即作šang jen。誠然,端看這些例子,難免會懷疑漢字字形不同是否真有避諱的情事,且看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時任中書的滿洲旗人亨貞 (henjen)。因雍正皇帝即位後而避帝名諱,主動提出欲改名為hentai;由此可知,縱然漢字不同,因為滿文相同仍是避諱的主要因素。同樣的漢字「貞」,在雍正年間產生了書寫上的改變。如雍正十二年二月的一份奏摺中,一人名為黃貞固,其滿文作 hūwang jenggu。雍正十三年十月,雲南昭通總兵官徐成貞奏疏中,滿文部分寫為sioi ceng jeng。此後這一規範仍持續,如嘉慶十七年 (1812) 十月,楊國楨的滿文作 yang guwe jeng。從此處可知,滿文的jen 已不再使用,一律寫成jeng(如圖二)。

图2

图2


從兩份檔案中可知乾隆帝「弘曆」的滿文名:一為乾隆四十一年時,由乾隆帝親自寫的慶賀豫皇太后表文上,漢文寫:「子皇帝臣弘曆」,滿文則寫作jui
hūwangdi amban hung li;雍正遺詔中,也寫到「親王皇四子弘曆」,滿文則作cin wang duici age hung li;因此,乾隆皇帝的名字滿文當作為 hung li。同音如「洪」的滿文一般寫作為 hūng,如清初重臣洪承疇為 hūng ceng ceo。由於乾隆皇帝即位後,他面臨了與康熙、雍正不同的情形。康熙皇帝的同輩並沒有以「玄」作為行輩字,因此並無行輩字避諱的困擾。雍正皇帝則將兄弟的漢文、滿文行輩字一併改掉。然而乾隆皇帝的同輩兄弟仍以「弘」作為行輩字,查閱雍正時期可發現二則例子與弘曆同輩有關。雍正元年,多羅淳郡王允祐呈報一份王府內師傅的姓名時,即提到其六子弘暻之名為 hung giong;40 又,雍正二年二月,擔任鑲白旗滿洲都統兼議政大臣滿洲火器營大臣的弘昇,滿文名為 hung šeng。乾隆皇帝即位後,同輩的滿文改變寫法,例如弘晊在乾隆七年十月的一份奏摺中,滿文名作hūng jy;弘曕在乾隆三十年被冊封為郡王的奏摺中,滿文名寫作 hūng yan。因此,可發現皇帝同輩在乾隆皇帝即位後的滿文名均與乾隆皇帝的滿文名諱 hung有所不同。換言之,「弘」字在乾隆以前均書寫作hung;當乾隆即位後,其同輩之「弘」的滿文全改為hūng。
關於「曆」的避諱,筆者先查閱橫跨雍正、乾隆兩朝的李姓官員。雍正六年八月,雍正帝給予時任浙江總督的李衛之敕諭,滿文寫作 li wei。雍正十三年二
月,鄂爾泰的奏摺中,提及李衛其滿文處亦作 li wei。乾隆二年,李衛上的奏摺中自稱亦寫作 lii wei。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時,張廷玉的奏摺中提及李衛,滿文作lii wei。因此可知,無論自稱或是他人的寫法,「李」均改為 lii。此外,南明的「永曆」二字也常出現在檔案中,漢文也從「永曆」改為「永歷」。查順治十一年時佟國器的奏章中曾提及漢文稱「偽永曆」,對照滿文則寫為 holo yung li。到了道光三年的佐領冊中,「永曆」則已經寫作 yung lii(如圖三)。

图3

图3


嘉慶皇帝漢文原名永琰,即位後為免因避諱而擾民,於是將其漢名改為顒琰。嘉慶皇帝的滿文名究竟是yung yan 或是yong yan 仍是個疑問。筆者嘗試透過滿文避諱來反面論證,嘉慶皇帝即位後的漢文雖然更名,但滿文並無更改,仍作yungyan。首先,在乾隆時期以前,這些皇帝的同輩的滿文首一字均寫作yung,例如乾隆四十八年永瑋原名yung wei,固山貝子永碩 (yung šo) 和乾隆四十三年的散秩大臣永璥 (yung ging) 均是以yung 字命名,甚至與皇族無關的永賀 (yunghe),其滿文亦寫作yung。接著,再將視野放大到雍正朝,發現諸如李永紹 (li yung šoo)、永福 (yungfu)、蕭永藻 (siyoo yung dzoo)、趙雲賀 (joo yung he) 等滿漢官員的滿文寫法均是寫成yung。然而,當嘉慶皇帝即位後,諸如綏遠城將軍永慶原名yungking,其名即更改為yongking。另一個更重要的,是以「永」字作為名字的諸位皇子,即從皇帝的yung 改寫為 yong,諸如成親王永瑆 (yong sing)、儀親王永璇 (yong siowan)。又道光三十年記載永康之名已改為yong k’ang,咸豐九年(1859) 時一位承襲爵位的皇族之名亦寫成yong šeng。由於嘉慶皇帝即位後,滿文從yung 大量更改為yong,因此透過滿文避諱可知嘉慶皇帝的滿文名字在即位後仍舊寫作yung,而yong 則是避諱後的結果。

漢文主要避諱「顒琰」的「琰」字,那麼滿文是否也有相同的避諱呢?安雙成的編修的《滿漢大辭典》中提到,yan 字避諱後以yañ 代之。截至目前為止,筆者查閱後發現此字的避諱似乎並不規範。此字在康熙時期已明確寫作yan,如大臣俞之琰的滿文作ioi jy yan,乾隆五十四年補授參將的董琰滿文作dung yan;由此可知「琰」的滿文確實寫作yan。因為嘉慶朝以後,筆者查無任何出現在滿文檔案中的「琰」字,因此代以近似音的「兗」,該字因為「兗州」之故常出現在滿文文獻中。據嘉慶元年的檔案中,兗州作yan jeo;嘉慶十一年,嘉慶皇帝的敕書中,也依然作yan jeo。可知雖然「永」或「顒」在滿文中確實有避諱的情事發生,但是「琰」字在實際運用上似乎沒有避諱的狀況。另一方面,從嘉慶皇帝的例子更可清楚地知道,漢文和滿文的避諱實屬兩種不同的模式。

道光皇帝的滿文名作min ning,為了避免百姓為了避諱日常民生用品「綿」字而產生的諸多麻煩,將其名由綿寧改為旻寧。60 道光皇帝可謂開創新的避諱規範方式,就漢文避諱而言,他改去自己名字的漢文,同時也改掉滿文名。其同輩兄弟的滿文原作miyan,而非min。如嘉慶二年時,親王綿恩 (miyan en) 未參與盧溝橋演砲前的祭砲活動,而遭嚴懲。由於此時道光皇帝尚未即位,因此miyan en 理論上不該有避道光皇帝諱的狀況發生。由此可知,綿字輩的皇族滿文名當寫作miyan。又如道光皇帝同輩綿宜滿文作miyan i,綿德滿文作miyan de。由此推知,道光皇帝該是滿、漢名均改。然而,皇帝改名後的min 字仍有避諱的狀況。筆者先就二字分別查找相關材料,乾隆四年二等男李時敏的滿文作 lii ši min;因此,筆者擬查閱「敏」的滿文之變化。道光三年,青州府海防同知陸敏杰的滿文寫作lu miñ giye,但在miñ 的左旁有加上一點。62 咸豐三年,一份刑部的檔案,一名犯人名為彭時敏peng ši miñ,同樣在miñ左旁加上一點,作為滿文避諱的方式之一(如圖四)。

图4

图4


「寧」的避諱狀況,可清楚地由地名「江寧」得知。查《內閣大庫檔案》,順治時期的江寧滿文作 giyang ning,康熙時期的江寧也作 giyang ning,雍正時期的江寧作 giyang ning,乾隆時期的江寧作 giyang ning,嘉慶時期的江寧作 giyangning;可知「江寧」這一地名基本上是一個固定的寫法,並無更動。然而,到了道光時期的江寧在檔案中卻改作 giyang niyeng。又不僅止於此,道光時期許多地名中有「寧」字的地方,其名稱都被更改,如西寧的「寧」寫也作 niyeng。此一用法就算到了同治時期,「新寧」等地名也都改寫作sin niyeng。明顯可知,這是避道光皇帝ning 的滿文之諱,因此地名的滿文都做了更動(如圖五)。

图5

图5


截至目前為止,帝王即位後對於同輩兄弟行輩字的處理方式,大致可看出四種不同狀況:一是雍正皇帝將兄弟之名首字無論滿、漢均改為另一字。二是乾隆皇帝兄弟間的漢名不變,但滿文更變。三是嘉慶皇帝將皇帝本身的漢名更改,但兄弟同輩的滿文作變動。四則是道光皇帝的做法,皇帝本身的滿、漢名皆變動。如此四種形式,到了咸豐皇帝即位時又有了第五種的變化,漢文方面首字不避諱仍照常書寫,下一字則以缺筆的方式處理。皇帝名字的第一字不僅不用如嘉慶、道光二人改名,也無須避諱,僅避諱下一字。此後,這一規定漸成定制,同治皇帝即位後,《實錄》也記載相同情形,然而,這些規範仍是描繪漢文避諱的情況。

誠然漢文有著明確規範,那麼滿文的狀況又是如何呢?咸豐皇帝的漢名諱奕詝,滿文作 i ju,但親王奕訢之名的首字卻沒有變化。同樣的,同治皇帝載淳
(dazi šūn) 與光緒皇帝載湉 (dazi tiyan) 為同輩兄弟,二人的姓名卻不見有修改過。細查檔案後發現,咸豐朝時,「奕」字並無避諱,諸如諸親王貝勒,其名並無改變。甘德星曾指出「奕」曾寫成雙母音的ii 作為避諱,然而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尚未查找到相關的資料。「詝」字似乎也沒有避諱的狀況發生。而同治、光緒帝的「載」字,也沒有反應在避諱之上,均仍是寫做dzai。

由於目前所留下的滿文檔案在清中後期後數量漸減,因此對於同治朝後的滿文避諱研究產生相當大的困擾。其中,滿文中有寫「淳」字的材料極為缺乏。順治時期淳安縣寫作 šun an hiyan,而乾隆時期海澄公黃仕簡之子黃秉淳,滿文卻寫作hūwang bing cūn,同樣的字在兩個時期有不同的寫法。更有甚者,乾隆、嘉慶年間的重臣費淳其滿文作 fei šun,乾隆五十六年和碩睿親王淳穎的名字寫作šuweing,因此可知「淳」的寫法多樣。又,光緒皇帝名諱dzai tiyan,其中tiyan 與「田」同音,查順治時期的孝豐縣知縣田養民滿文即作 tiyan yang min,順治時期的長蘆巡鹽御史田六善滿文作tiyan lu šan,康熙時期的江寧巡撫田雯滿文作 tiyan wen。光緒六年八月,調補江寧副都統姚田的滿文作yoo tiyan。至於末代皇帝溥儀的滿文避諱情事,也因為滿文檔案極為缺乏,因此難以查證。幸好,根據乾隆三十七年刊行的《欽定清漢對音字式》可知,滿文避諱仍是存在的。該書中附有敬避字樣,因此能夠作為了解避諱形式相當好的佐證之一。筆者將當中的避諱字樣製表如 表二:

表2-1

表2-1

表2-2

表2-2


因此,從咸豐皇帝以降,滿文避諱仍存在,但是因為滿文檔案數量漸減,無法如道光皇帝以前諸帝的狀況細緻地分析避諱的詳盡規範。但是咸豐皇帝的首字i 和同治、光緒皇帝的首字dazi 均已經沒有避諱的規定,至於三位皇帝的第二字則依序由jū、šuwen 和tiyañ來避諱。

根據前述的分析與《清漢對音字式》對於咸豐、同治、光緒三帝的補充,基本上已經能夠完整表現清代諸帝的滿文避諱方式。簡言之,滿文避帝諱是存在的,在道光以前的滿文檔案中似乎完全遵照該有的避諱方式運作。在避諱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諸帝對於漢文、滿文的避諱規範並不一致,而是各自有獨立的系統存在。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的端慧太子名諱永璉,照《宦鄉要則》中的記載,「璉」字的漢文存在避諱,然而卻可以輕易的從檔案原件中找到漢文的「璉」字並無避諱的狀況。再來滿文的「璉」該寫作liyan。查閱無論是端慧太子死前或後,「璉」或「連」等字的滿文皆作liyan,如魏世璉作wei ši liyan、連江作liyangiyang。因此,對於這位沒有機會登上大位的太子,此避諱似乎不太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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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6 20:20: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yzdude 于 2020-1-6 20:46 编辑

三、文本中的滿文避諱

前一節已對諸帝的滿文避諱有基本的認識與概念,但這些討論是架構在「檔案」實務運作之上。這些上呈皇帝的官方檔案,運用避諱以示尊敬似乎合情合理。然而,理論上,「避諱」該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規範,尤其漢文避諱運用最廣處莫過於辨析文本。因此,在這一節,筆者將接著探究官方修撰與私人修撰的「滿文文本」中,滿文避諱的概念是否一致。

清代曾經編過許多的字書,在《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當中記載了如「背陰」、「陰涼」、「陰」等的「陰」字,或是「印」、「隱」、「失音」的「音」、「血蔭」的「蔭」、「淫黷」的「淫」,滿文均作為yen; 與「燁」同音的「野」、「射透甲葉」的「葉」則音切為ye。又如「中官正」等中的「正」,作jeng;「選」、「軒昂」的「軒」、「宣揚」的「宣」音切作siowan;「禮」、「料理」的「理」、「黎民」的「黎」、「麗」則均作lii;「寬宏」的「宏」音切為hong。74 這些切音多是避諱的結果。然而,該書中也有無避諱的狀況,如「果真好」滿文音切標為g’u jen hao;「看不真切」的音切標為k’an bu jen ciyei;「真靠得」的滿文標為jeñ k’o de。原因仍未可知,或許與字書講求正確拼寫發音的性質有關。

另外,目前藏於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乾隆二年成書的《滿漢經文成語》,當中的文字卻是令人驚訝地發現幾乎沒有避諱,如「太史尹」滿文作tai ši in;而「重黎」一詞則寫作cung li。由於成書於乾隆年間,此二字理當均有避諱,然而實際情況並無(如圖六)。

图6

图6


此外,乾隆時期編修的《御製增訂清文鑑》中,「弦」字以缺筆處理,並標作hiowan。「葉」作ye。「陰」均作yen。「貞」作jeñ。由於全書無「弘」字,而所有的「宏」字則標作hūng,「歷」則作lii;可知此一官修文書對於避諱相當嚴謹,當中涉及漢文避諱均依照規範處理,而滿文也均有避諱。唯一與前述分析不同之處在於雍正皇帝的jen,該書中滿文的jen 並非以jeng 代替,而是以旁加一點的jeñ 來處理(如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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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滿漢西廂記》,成書於康熙四十九年。該書中有許多漢字音切為滿文,如:「貞元 (jen yuwan)」、「紅娘 (hūng niyang)」、「甜水令 (tiyan šui ling)」、「柳葉兒 (lio ye er)」、「正宮 (jeng gung)」、「清江引 (cing kiyang in)」、「離亭宴 (li ting yan)」。由此可知,in、jen、li 等字,均無避諱之事,但是ye 字則有避諱的狀況;透過滿文避諱的理解,可以知道這些避諱符合此書成書於康熙年間的歷史背景。

除了書籍外,實物上的滿文也能提供避諱的實際運用狀況。以門額為例,乾隆十四年八月時,乾隆皇帝對於兩郊壇宇工程的奏摺的夾單內寫了「成正門」三字,由於三字當為「成貞門」,乾隆皇帝於是告知:

伊等欲避世宗憲皇帝廟諱,是以如此開寫。不如此最為無識,在清文音同者皆屬一字,亦不當如此避諱。若漢字同者,各有字義,尤不應諱,而此字亦並非同音,必拘嫌名而故為更改,是轉將應諱之字顯出矣,朕從前降旨申飭甚明。況在天壇,即當諱,亦不應諱,著大學士等照舊改正。

「正」與雍正帝的「禛」字滿文中均寫作jen,但因避雍正諱寫法均改為jeng 或是jeñ。乾隆皇帝認為滿文中亦不是用換字的方式來進行避諱,因此文中提到「在清文音同者皆屬一字,亦不當如此避諱」。

根據乾隆皇帝和臣下在十四年關於「成貞門」的互動,可知門額的書寫若非皇帝介入,似乎該遵循避諱規範。今日北京故宮中,如坤寧宮滿文作kun ning gung,延和門作yan ho men,順貞門作šun jeng men。根據前述滿文的避諱規則,「坤寧宮」若在道光朝後才出現,理論上該作kun niyeng gung。「順貞門」則遵循雍正皇帝滿文避諱的規範寫作šun jeng men。由於嘉慶皇帝的yan 並無避諱,因此「延和門」的書寫也是符合規範。縱然目前無法得知這些門額放置的確切時間,但可以推知「順貞門」跟「延和門」均依照規範,僅有「坤寧宮」並無在道光朝依照滿文避諱而修正,理由或許與乾隆皇帝對待「成貞門」的態度一樣,認為這個名稱有其意涵而無需修改(如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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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綜合第二節與此節,我們大致能夠作出關於滿文避諱的結論。清代的滿文避諱始於康熙時期,而康熙時期又僅避「燁 (yei)」字,「玄 (hiowan)」看來並無特殊的避諱情況存在,但在使用上仍會盡量避免,可謂自由心證。「玄」字在檔案所呈現的狀況符合此說,大多數仍會避免使用此字,而以近似音的siowan 取而代之。雍正以降,除了嘉慶皇帝顒琰的第二字無避諱狀況外,其他皇帝大多均有避諱的規範可循。簡言之,雖然滿文確實有避諱的規範,不少資料也呈現類似的情況,然而私修文本中避諱並無一致,甚至許多官修文本也沒有避帝諱。因此,滿文避諱似乎也如漢文避諱般並非這麼的嚴謹,甚至存在許多模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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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6 20:35: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yzdude 于 2020-1-6 20:41 编辑

四、滿洲、漢軍與旗、民滿文避諱差異:以乾隆朝為例

乾隆四十二年,舉人王錫侯被舉發擅改《康熙字典》編成《字貫》,據《實錄》載:

第一本序文後凡例,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堪髮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
王錫侯因字貫案被處斬,《實錄》中也記載了為期一年餘的審案記錄。相較於一種「社會規範」或「文化傳統」,避諱更像是一種政治手段。例如「字貫案」五年後,又發生了另一事件,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結果。乾隆四十七年三月的一份諭旨:

查獲《滄浪鄉志》一摺,內摘出各種字句,指為狂悖,並稱飭屬查明住址,密往各家搜訊。並將刊刻志書之高治清父子生監斥革、作序之教授翁坰解任質訊等語,此事辦理太過。外間刊刻書籍,如果有實在違悖不法語句,自應搜查嚴辦。今閱李世傑所奏書內簽出之處,如「幕天席地」,乃係劉伶〈酒德頌〉中成語;「玉盞長明」,係指佛燈而言,相沿引用,已非一日,何得目為狂妄?又,志中所稱「曾王父」字樣,亦不過泥古之過。其名字內有稱「弘遠」、「弘開」者,尤為鄉愚無知,不足深責。若俱以違悖繩之,則如從前之趙弘恩、陳弘謀等,又將何說?至書中如「德洋恩溥」、「運際昇平」等語,乃係頌揚之詞,該撫亦一例簽出,是頌揚盛美亦干例禁,有是理乎?書內如此等類,不一而足。各省查辦禁書,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謬加指摘,將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總因李世傑文理不通,以致辦理拘泥失當如此。朕於此等字句微疵,從不肯有意推求。所謂不為已甚之素志,實天下人所共聞共見
者。李世傑何未見及此?所有此案《滄浪鄉志》竟無庸查辦,其刻書作序,並案內干連人等,俱著加恩寬免。概予省釋,並將此通行傳諭各督撫知之。

這《滄浪鄉志》一案中,乾隆對於李世傑的評語僅是「吹毛求疵」、「文理不通」、「辦理拘泥」等,然而實際上對於該書中的「弘」字未避諱一事,乾隆以「鄉愚無知」帶過,並沒有怪罪於李世傑;換言之,乾隆實際上對於此事,由於並不涉及太大的社會、政治議題,因此以寬大為懷來處置。
既然滿文如漢文般存在著避諱,那麼以滿文為主要語言且是清代統治核心的「八旗」,與非旗人之間是不是對於避諱、改名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進一步說,「不分滿漢,但問旗民」是清代在「滿漢一家」與旗漢差異二個核心概念之下所產生的基本中心。「清文」是八旗的「母語」,而「漢文」則是漢人的「母語」,在這樣的脈絡下,筆者希望了解「滿文避諱」是否也會因人而異。換言之,因避諱而改名,究竟是以滿文或是漢文為基準,其實涉及了旗人與否的關係,甚至可能涉及了滿洲、漢軍間,以及旗人、民人間的差別。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新帝即位後,不少臣下確實會上奏改名。例如在前面曾經提到的例子,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時,康熙皇帝駕崩,雍正皇帝即位,時任票簽中書的「亨貞」上奏要求改名為「亨泰」。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嘉慶皇帝駕崩,綿寧即位為道光皇帝,十月,時任盛京將軍的「松寧」即上奏請求更名為「松箖」。雖然目前僅僅二例,卻顯現出了二種涉及滿、漢文的不同狀況:「亨貞」的漢文與「胤禛」字形上完全不同,卻仍要求避諱,明顯是因為滿文書寫方式相同之故;「松寧」則是漢文與皇帝之「寧」字完全相同而要求改名,想當然爾滿文也該相同。根據前述避諱規範,實際上松寧可以將滿文寫法做更改即可,但卻因發音相同而請求改名。縱然「亨貞」與「松寧」滿文均是寫為一字,而非如皇帝名般分開書寫,仍因為身為滿洲的一分子而要求改名避諱。

既然滿洲八旗有改名避諱的狀況,避諱是不是在「旗人」中一視同仁?乾隆元年九月的一份檔案中曾經記載正紅旗漢軍旗下「佐領王鋐」改名之事。查「王鋐」實際上並非生活於乾隆時期,但因為佐領冊等檔冊需要記載此人姓名,或因「鋐」字與乾隆帝之「弘」字滿文寫法相同,而在家人或是朝中的要求下進行更替。此外,乾隆三十四年十月正白旗漢軍都統奏稱一名該旗下的漢軍行竊者,其名為高偉禮,而在審判之時則被更名為高偉良。88 由此可推得二個狀況,其一是只要與皇帝滿文相同,縱然漢文不同,也需要一併修改。其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現象:嚴格的避諱似乎多因與皇帝有密集、直接的接觸。例如,乾隆四年的會試中,中試的浙江錢塘縣貢士楊任弘就在此時獲准更名為楊任仁,理由是「以便殿試」。此體現出相當重要的現象是:僅有會出現在皇帝面前,才需要有避諱、修改的情事。楊任仁最後名列三甲。身為知識分子的楊任弘不可能不知道皇帝名諱以及當時的規範,但仍是直到最後一刻,為了殿試方才更名。綜觀這幾個滿洲、漢軍、民人的例子,可以發現一共同特性:避諱實際上是與皇帝有關而做的尊敬手段,或說自由心證,並非一個放諸全國皆準的嚴格法律。乾隆即位,大學士鄂爾泰奏請避諱事:「朕之御名上一字擬書宏字,下一字擬書字。」乾隆帝則認為避諱雖是君臣之間需尊之禮,但此「文字末節無關大義也」。又乾隆帝另指出文字、古人之名中若改名會改變字義則不需更改,若是臣工名字中有同字而不安者,可在「弘」字少寫一點,「曆」字的禾改寫為木即可「存迴避之意」,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皇帝甫即位不久,《清實錄》就記下這段文字:

嗣後凡遇朕御名之處,不必諱。若臣工名字有同朕,心自不安者,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即可以存迴避之意矣。

由此可知,乾隆心中仍然對於「尊君親上」一事有所關懷,至於何謂臣子該遵守的「大者」,乾隆並未訴諸於文字,僅稱避諱一事乃「文字末節無關大義也」。雖然之後描述了許多文字,但最終仍說明:「若臣工名字有同朕,心自不安者,上一字著少寫一點,下一字將中間禾字書為木字,即可存迴避之意矣。」換言之,實際上皇帝仍是鼓勵避諱。

以前述例子配合第二節所討論的歷帝滿文避諱規則,加上探討過滿洲、漢軍八旗的避諱狀況,可知基本上仍是遵守滿文相似即需更改,尤其是乾隆時期。然而,皇帝即位後,擁有相同行輩字的同輩之間該如何避諱,又是另一個棘手的問題。端看雍正時期,兄弟將滿、漢名皆改掉;嘉慶、道光二帝則是改去皇帝漢字,改去同輩滿字,對外宣稱無需更改;咸豐以後,則是滿、漢均不修改。至於乾隆皇帝時期又是如何,可先從其即位後對於同輩名字的發言開始討論:


朕之兄弟等以名字上一字,與朕名相同奏請更改。朕思朕與諸兄弟之名,皆皇祖聖祖仁皇帝所賜,載在玉牒。若因朕一人而令眾人改易,於心實有未安。昔年諸叔懇請改名以避皇考御諱,皇考不許。繼因懇請再四,且有皇太后祖母之旨,是以不得已而允從。厥後常以為悔,屢向朕等言之。即左右大臣亦無不共知之也。古人之禮,二名不偏諱,若過於拘泥,則帝王之家,祖父命名之典皆不足憑矣。朕所願者,諸兄弟等修德制行,為國家宣猷效力,以佐朕之不逮,斯則尊君親上之大義。正不在此儀文末節間也。所奏更名之處不必行。

即位後即以「孝道」為治國準則之一的乾隆皇帝,首先宣示雍正時期的改名一事,雍正帝並不欣然接受,而是有皇太后懿旨才遵循。此時宣稱同輩之姓名均為康熙皇帝所賜,不得修改,一來尊敬祖父,二來也希望兄弟們能遵循道德,更勝於修改姓名。確實從各種檔案資料看來,乾隆皇帝的同輩兄弟們依舊保持了他們的行輩字「弘」,惟在書寫時,偶爾遵循漢文避諱的規範,以缺末筆表示敬意;這樣的方式較其父雍正全面更改同輩之名不同。

此處所言的姓名似乎僅限於漢文,並非皇室子弟的滿文名。如前所述,攤開乾隆皇帝的兄弟輩,可以發現僅弘曆之名作hung li,然而其餘同輩之「弘」字的滿文全部寫作hūng。對於乾隆而言,漢文的宣示和同輩的漢文名字不更改,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儒家道德思維,更是一種政治手段。因為漢文應非滿洲後裔所該重視,同輩們僅需要更改滿文,漢文不變可讓不通滿文的漢地子民認同這位不拘小節的異族皇帝,增加自己的聲譽。實際上,更重要的可能是乾隆希望身為滿洲皇室的諸位兄弟重視滿文勝於重視漢文。

既然「滿文避諱」已經是一種「政治」手法,而目前僅知體現於皇室成員內,不禁讓筆者回頭觀察前述如滿洲八旗的亨貞、松寧,漢軍八旗的王鋐、高偉禮等人的狀況。另一個問題浮出了檯面:是否一般的滿洲八旗、漢軍八旗與漢人之間的滿文避諱也存在著如此的政治差異呢?因此,筆者將接著討論在乾隆朝的這一個面向。當乾隆帝即位,隸屬鑲紅旗滿洲都統富昌佐領下內閣中書德禮請更名德峻,這份諭旨以滿文撰寫「deli i gebu be halafi dejiyūn oburao seme banjihebi」,意指「德禮欲改名為德峻」。乾隆帝在批准的奏折中隨即提到「尊君親上乃臣子分誼當然,但須務其大者以將恭敬。」該諭旨中表示德禮無須更改其名。

這案例中,漢字上「德禮」二字並無避諱的必要,因為二個字中完全沒有觸犯乾隆皇帝名諱。然而,以滿文為母語的德禮「真正」的名字實為deli,實際上與皇帝姓名中的「li」相同。根據前述討論的「規定」,德禮似乎能用另一種方式來避諱更顯得恰當:即是將名字寫為delii。且,縱然滿文中「弘曆」該寫作二字,而「德禮」僅為一字,但德禮依舊出自自身的敬意而「主動」請示改名。這一個例子提供了我們一個事實:縱然書寫上滿文名是一字,仍有可能因與皇帝同音、同字而進行避諱,一如前述亨貞和松寧的例子。

身為滿洲人,自身的名字可視漢文僅是一種音譯,滿名才是真實的姓名,因而如此一來deli 並不是如前述李衛的例子一般,僅是將li 改為lii,而是直接更名。又另一檔案同樣是有關改名的文件,當時都察院監察御史德弘 (dehūng) 請改名為德通 (detung)。93 奏摺中稱德弘是「情願改名」,並且獲准。這又是另一種情況,德弘的漢字與皇帝相同,但是滿文不同,若是以滿洲人的角度而言,可以不避諱,也可以用缺筆等的「漢文避諱」方式進行,但是最終卻是選擇更改滿、漢名。這樣既達到「滿文避諱」的效果,也不會有「滿洲人」遵循「漢文避諱」而顯得滿人以漢名為主要姓名的窘境發生。值得一提的是,若然中書德禮 (deli) 嘗試避諱,是否「禮」字也有滿文避諱問題?查雍正皇帝的兄弟,果郡王允禮在雍正十三年五月時其滿文名即寫為yūn li。94 到了乾隆元年,擔任總理事務兼總理刑部事務的和碩果郡王其奏章中漢文依舊作允禮,滿文名則改為yūn lii。這又是一個皇室對於滿文避諱較為重視的例子。

德禮和德弘的例子提供另一個觀察點,身為滿洲八旗及朝廷中樞官員的二人,各因不同的犯帝諱之故,而要求改名。加上前述高偉禮、楊任弘等人的例子,曾推得一個結論:避諱是實際上有需要時,才會遵循的自由心證規定。那麼若是同為旗人,但身為漢軍的一份子,會否依然有相同的待遇?當德禮上奏更名時,被拒絕的理由之一,內閣引用了該年九月時,江南總督趙弘恩要求改名趙丹恩被拒絕之先例。趙弘恩要求改名的例子,則提供了另一個關於滿文避諱更豐富的面向:漢軍旗人是否與滿洲旗人享有相同的避諱標準?

首先,我們需要先認識趙弘恩此人。趙弘恩,漢軍鑲紅旗人,其先祖趙一鶴原為撫順城中軍,降清後駐守新城。此後,趙家先後有趙國祚於明清鼎革時期平定南方、趙璉於三藩之亂時期立下無數功勞,此家族不僅掌管佐領,更因功而在一個家族中承襲二個爵位,儼然為鑲紅旗漢軍當中的大族。96 雍正、乾隆時期,趙弘恩更一舉成為朝廷仰賴的地方大員。

歷任兩朝的重臣兩江總督趙弘恩,在《清實錄》中曾以趙弘恩之名出現於雍正十三年八月之前,此後《實錄》上均寫為宏恩。在《實錄》這套官書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漢文避諱並不令人意外。雍正十二年時其坐名敕書中漢文寫作趙弘恩,滿文則寫為 joo hūng en。雍正十三年的奏摺中滿文亦寫為 joo hūng en。又乾隆元年的一份奏摺中,提及趙弘恩之漢文依舊,並無缺筆或是任何避諱,滿文同樣也是寫作joo hūng en。乾隆十年的一份奏摺中,趙弘恩的漢字依舊,滿文也是寫作joo hūng en。由此可知,趙弘恩之滿文音譯在乾隆即位前後,均寫作hūng,與乾隆皇帝的hung 並不相同,因此就滿文而言,完全無避諱之必要。

隸屬八旗漢軍、鑲紅旗、漢軍重臣家族出身的趙弘恩,在上奏時對於避諱的理解是從漢文的角度來認識,希望能將其名改為另一個「漢字」。然而,對於乾隆皇帝而言,既然身為八旗子民,滿文名不同,就無改名的必要。且,若依趙弘恩要求更改為趙丹恩,即是依滿文旗人標準而更名,與德弘步驟相同,如此一來是否因而造成八旗當中滿洲、漢軍的區分不明,將會產生後續問題也值得深思。至於滿文的避諱與否,或許也要視其身分而定。漢軍的趙弘恩雖然滿名不同於皇帝,但同樣的情形德弘就需要改名,而趙弘恩無需更改。這一差異或許與此時正值所謂乾隆時期的「滿洲認同危機」有關,由於乾隆鼓勵滿人恢復「滿語騎射」,鼓勵漢軍出旗為民。 在這一個時空背景下,乾隆皇帝某種程度而言是有意識地區分旗人和漢人間的差異,更有甚者,似乎是在區別滿洲旗人和漢軍旗人間的差別。

趙家的世襲冊,則有一個特別現象。乾隆三十年間趙一鶴家族所編寫的世襲冊中,屢次提及三藩之亂時與趙璉作戰的敵將「何繼祖、王弘勳」二人之名,而其中「弘勳」的「弘」字則由缺筆來進行漢文避諱。趙家理論上的行輩字該為「弘」,例如,趙弘恩的堂兄弟趙弘揆在康熙五十七年擔任霸昌道時,曾在一份奏摺中被提及。此時他的漢文名寫作趙弘揆,而滿文則拼寫作joo hung kui。雍正六年九月雲南總督鄂爾泰的一份奏摺中也提及了時任雲南案察使的趙弘本。然而,在譜系當中,卻全部改寫為「宏」(見圖九)。由此可知,身為悠久的八旗漢軍家族,趙家相當有自知之明將長輩的姓名均修改為符合「政治需要」的狀況;至於與自家毫無關聯的「王弘勳」,則依據朝廷的規範用缺筆代之。

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已經討論了乾隆朝滿洲八旗、漢軍八旗的避諱情形,那麼所謂的「不問滿漢,只問旗民」是否也體現於避諱之上?同樣與趙弘恩擔任地方大員職務的陳弘謀或是另一個相當好的例子。陳弘謀,廣西臨桂縣人,雍正元年舉人,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雍正七年起開始在外地任官,歷任數省巡撫、總督等職。這位被譽為「清朝地方官員的典範」,以「正統儒家信條」來經世的清代官員,能夠提供一個完全不同的避諱面向。

图9

图9


雍正朝時期,其漢名在檔案中作陳弘謀,滿文也同樣無避諱,寫作cen hūng mo。當然,若根據乾隆皇帝的名諱hung,陳弘謀根本無需更改其滿文寫法。縱然,《先文恭公年譜》中載:「六月奏請將原名恭避御名改用宏字。」根據惲敬的《大雲山房雜記》所言,乾隆三十二年六月時,陳弘謀授為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改用宏字」。陳弘謀上奏稱以「宏」和「歷」作為避諱一事已經「通行在案」,並稱:「臣名前經面陳改避未蒙俞允,是以不敢擅改。現在文移疏奏每日書寫,雖缺一點而音字相同,于心寔覺不安。」最終獲得乾隆的允諾。此時陳宏謀的滿文音譯名字仍寫作cen hūng mo,可見縱然漢文最終以避諱處理是因為陳宏謀將任職朝廷要職,是與皇帝將會天天接觸的大學士,但是滿文名因為一直以來都與皇帝名諱不同,因此並無修改。

此前,陳弘謀已經任職於朝中數十載,依據乾隆自身的諭令,避不避諱並非一個硬性要求。然而,乾隆朝正處於「滿洲意識危機」之際,對於滿洲八旗、漢軍八旗、漢人三者的分界似乎有愈趨嚴謹的現象。大體上能夠簡化為:「滿洲人依滿文之例」、「漢軍依漢文之例」及「漢人則根據漢文之例及自由心證」三種狀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隨著乾隆皇帝自身的政治需求、個人喜好,避諱這一規定也陸續在變更改動。

簡言之,八旗當中的滿洲旗人縱使音相同,大多數仍直接替換為新名,例如亨貞、德弘、松寧之例,以示避諱。然而,漢軍八旗與漢人則一視同仁,漢字的避諱依照規定,滿文的避諱也依照音切避諱即可,如此一來即可體現滿洲、漢軍之間的差異,或許也是一個挽救「滿洲意識危機」的做法。而皇室子孫則因為帝國的「普世性 (universal)」,其名字同時兼有漢、滿的含義,因此避諱時遵循滿文音切的避諱規範,如允禮的li 字避諱以及皇帝即位後,同輩兄弟的滿文寫法更改,實際上都是這個特性在這一層面的體現。然而更為密切的關係則是出現於「必要性」的多寡。滿洲八旗或許對於避諱的規範以「滿文」為主,而漢軍八旗須以「漢文」為主,「滿文」為輔。漢人則是有需要時才行避諱。然而,這一切仍需取決於皇帝的主觀意識;因此,如陳弘謀以「弘」字在官場打滾數十年,也是擔任大學士後才獲准改名以「宏」字行避諱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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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6 20:40:3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小結

無論大清國 (daicing gurun) 是屬於傳統認知內的中華帝國 (Chinese Empire),或是屬於近年「新清史」認知下的內亞帝國 (Inner Asian Empire),無可否認,這一個政權都屬於帝國史研究的範疇之內。誠如帝國史的重要學者Jane Burbank 和Frederick Cooper 所指出,世界諸帝國的重心就是保持「帝國內的差異 (difference within empires)」,而保持統治臣民、宗教、民族的差異,正是維繫帝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大清帝國既維持了語言的差異性,又保持了旗、民的差異,在民族和語言的差異架構下,滿文避諱卻又不同於如此一刀切割的差異。雖然被動的滿文避諱幾乎普遍存在於漢、旗、滿等各種社會群體內,但主動的滿文避諱較多適用於屬於旗人社會中的滿洲群體。換言之,帝國的差異不僅僅體現於民族、語言,又在旗人這一個「族群」內產生了另一層次的差異。
如前所述,學界以往都認為清代在文字獄的陰影下以及歷代學者研究漢字避諱的基礎上,避帝諱相當嚴謹,更有著許許多多的避諱形式,有缺筆,有換字等。然而,根據本文初步的討論,可以發現清代各皇帝的滿文避諱有標準的規則可循,但除了官方檔案外,一般文本似乎並沒有嚴格遵守。避諱在中國歷朝歷代的使用甚廣,以滿洲入主中原建立的清帝國也遵循此例,但是其避諱的規範不僅限於漢文,更拓及到屬於滿族意識最深刻的表徵──滿文之上。本文第二節討論的滿文避諱可以簡化成為表三。

表3-1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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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所謂的「新清史」引起史學界不少討論,其中的一個主要論點即是以「滿文」為主進行清史研究。對於新清史的學者而言,滿文不僅僅是用以區別以往以漢文為主的研究材料,滿文更被當作一個「語言」,來進一步作為區別清帝國治下的滿、漢關鍵所在。有鑑於此,除了以往認識已深的漢文避諱以外,在理解清帝國性質後,實在有必要對於清帝國「國語」的滿文避諱狀況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尤其,避諱這樣的舉措不僅僅是尊敬君長,更是一個政治手段。本文利用乾隆朝的幾個簡單例子來說明,滿文避諱有意識地運用在不同民族身分者身上。因此,清代的「滿文避諱」或許更可能在政治手法之外,還有另一層民族意識認同的考量。

乾隆時期三種不同身分的人:滿洲八旗的德禮和德通、漢軍八旗的趙弘恩、漢族民人的陳弘謀對於避諱一事頗有不同的感受。德禮從母語滿文出發,並非修改滿文字形,而是直接更換一名。趙弘恩從漢語出發,希望換掉漢語之形,但是乾隆皇帝認為二字滿文上並不相同,因此無避諱之必要,僅後修的史料中更改其漢文字形。身為民人的陳弘謀更是無論滿、漢文的避諱完全無更動之必要。因此,清帝國究竟有無「完全漢化」?避諱是東亞文化的一個傳統,並非「漢文化」所特有。從避諱的例子來看,清帝國對待治下的所有民族並非一視同仁地遵循同一種語言避諱規範,反而是有意識地區分各個民族的不同,以期保持帝國內部的差異。就這點而言,清帝國似乎不是以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或是「漢文化」為標準來對待其領土和被統治者。

縱然有這些認識,卻也不能否認最重要的一點:避諱並非一種硬性規定,而是一個自由心證;甚至是有必要時才需要做出的舉措,實在很難說明滿、漢文避諱何者更為嚴謹。除了「漢字」音譯的同音字需要改成同音寫法或是改變寫法,如min加點於旁;甚至許多姓名為滿語字詞者,如與皇帝之名寫法相同的大臣,縱然漢字寫法不同,但因為屬於滿人而以滿文名為主,也往往主動要求避諱。同為愛新覺羅宗室中,凡同輩分者,也在皇帝即位後全將滿文名統一更改,以求一致性及避諱。然而,從咸豐朝開始似乎宗室同輩間的行輩字不再避諱,而且對於滿文的避諱狀況也漸趨和緩,不再有嚴格的要求。

(責任校對:劉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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