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末浑河两岸满族的社会生活
2013-3-20 19:10:46作者：张杰内容摘要：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明朝以辽阳、沈阳为中心的浑河南北地区，随即将大部满族人迁移于此。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将都城从辽阳移至位于浑河之北的沈阳城。满族从浑河山区迁移到浑河平原地区之后，社会...
后金天命六年( 1621)，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明朝以辽阳、沈阳为中心的浑河南北地区，随即将大部满族人迁移于此。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将都城从辽阳移至位于浑河之北的沈阳城。满族从浑河山区迁移到浑河平原地区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本文拟从征战、农耕、文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征战
满族先世散居于浑河山区，常年的狩猎生活，形成了长骑射的民族传统。明末迁移到浑河平原地区的满族人，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在金、清政权控制区外，东南有朝鲜支持下的明军毛文龙部，西北是与明朝结盟的察哈尔蒙古，西南与明朝相峙于辽西战场。三面受敌的客观环境，使全体满族人必须随时披甲出征，“戮力行间，岂所乐为，亦出于不得已也。”
从满族迁入浑河平原地区之后，连年出征四处作战，已经成为满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小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重大的战役也常年不断。对明朝方面：努尔哈赤时期有广宁之战与宁远之战，皇太极时期有五次人口之战与松、锦会战；与漠南蒙古：努尔哈赤时期有征喀尔喀五部之战，皇太极时期有四次亲征林丹汗之战；对朝鲜的战争；阿敏与皇太极先后两次进入朝鲜。这些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用数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如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发动的宁远之战，清崇德六年( 1641年)皇太极亲临前线的松、锦会战，可以说都是倾国而出，远远超过“三丁抽一”的出征规定。皇太极在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一次谕旨中说，“满洲竭力为国，有经百战者，有经四、五十战者”。可以说每个满族家庭，莫不如此。
常年的战争，使满族人民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严重阻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清崇德七年（1642年）正红旗托格退牛录下，弯都里妻子告状说：“抢昌平时，我子阵亡，上边赏的人并我儿妇，并为本牛录毕牙禄占去，止剩我夫妻二人。及本牛录折屯，我贫苦无力，不能搬家，在发谈牛录屯居住一年后，往本牛录处来，丈夫饿死途中。”此外，战争还给满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物质负担。八旗兵出征作战时要自备行装、粮食、马匹，每逢出征，“有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者”。即使不出征时，守堡巡边的任务也很繁重，如盖州地处边境，军士防守共有10处，不分昼夜冬夏，每日侦探缉逃，修墙浚壕，至夜复登域巡视。社会生活的军事化，使战争掠夺物质包括人口，成为满族经济来源的重要补充。据一个叫喀拜的普通满族士兵告状时说，他在出兵时掠夺财物被管事牛录库拜强占的有：“所得缎衣、闪缎被，所获木匠夫妇及其一子，获马一匹、牛一头、一女子。”一般情况下，满族士兵及其家属，每遇出征都“争着要去，而跪着向汗要求去”，就是因为出征可以俘获大量战利品，增添家中劳动力和财富，改善生活条件。
二、农耕
满族人在浑河上游山区赫图阿拉时，已经从事农业生产。据萨尔浒战后被俘的朝鲜人亲眼所见：“自奴酋（指努尔哈赤）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卖买）、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满族进入浑河平原地区后，以“计丁受田”为标志，农业生产成为满族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的“计丁授田”对象，既有八旗兵丁，也有奴仆壮丁。这种计丁授田分配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将满族人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以保证兵源和军备供应。真正在土地上实施农耕的八旗兵丁并不多，主要劳动力是被掠夺来的汉族和朝鲜人。如正白旗士兵姚塔，“有庄田二，在撒尔湖地方，离本牛录屯另住。被明兵犯境，掠去满洲一名、汉人二名、汉妇人三口、牛一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普遍兵丁，相当多的人也是采取庄田形式来组织生产的。
当时辽沈地区存在大量荒地，后金又经常面临粮食困难，使满族的农业生产受到高度重视。皇太极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发展农业，他指示各旗牛录额真：“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地所宜种之，地瘠须加培壅，耕牛须善饲养。尔得一一严饬。如贫民无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种，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民。”（《清太宗实录》卷13）还有一次，皇太极出巡时“见民间耕种愆期”，经调查是牛录章京因筑城额外派夫，致误耕作。皇太极因此下令：“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
清崇德六年（1641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等人提出四条建议：“申严沽酒之禁，杜塞囤积之弊，疏浚河渠之路，请开捐粟之例。”这些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其中说“计造酒米数，每日不下数百石”，证明满族经营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三、文教
早期的满族，没有任何文化教育。据朝鲜人记载：“有汉人龚正陆者，掳在其中，稍解文字。因虏中无解文之人，凡干文书，皆出于此人之手”。努尔哈赤虽然借用蒙古文创制了满文，但发展文化教育尚不具备条件。据《满文老档》所载，满族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始于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这年七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命令巴克什钟堆等8人，教授八旗子弟读书。努尔哈赤告诫他们8人说：“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说明满族进入浑河平原地区后，儿童开始入学受教育。但那时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具体教育状况不得而知。
皇太极继位后宣布“振兴文教”，把发展满族的文化教育作为基本国策。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下令达海等人翻译汉字书籍，以解决满族人学习文化的需要。两年后，皇太极又下令：满族15岁以下、8岁以上者，必须入学读书，若有不服从者，“不令尔披甲出征”。皇太极做出如此严厉规定，是因为当时满族人中，尚武之风胜于读书。如汉官胡贡明在奏议中所说：“皇上谕金、汉之人都要读书，诚大有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以臣之见，当于八家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词。”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礼部首次开科取士，取中16名举人，其中刚林、敦多惠、查布海和恩格德4人是满族人，他们也是满族最早的举人。
皇太极下令翻译汉字书籍，以达海成就最大。他翻译的书籍有《素书》、《刑部会典》、《三略》、《通鉴》、《六韬》、《孟子》等书。除达海外，其他人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金史》和《元史》。这些翻译书籍的刊行，弥补了满族自身文献的不足，在满族中间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除了发展文化教育外，满族出身的八旗将领，还通过学习文化汲取汉族封建统治经验。《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中记载：“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由此可见，满族文化教育的进步，为清政权夺取中原打下了基础。
明末满族从浑河上游山区迁居浑河平原地区后，身临四战之地，社会发展急剧变幻，百业待兴。他们不畏连年征战，以少胜多由弱变强。他们迅速转变观念，在承担比汉族多30余种差徭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发展生产。他们奋发向上，勇于学习，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加强了自身素质。满族崛起于浑河上游山区，成长壮大于以沈阳为中心的浑河平原地区，经过十几年的风雨磨练，终于挥师人关，建立起统治全中国的大清皇朝。
（作者系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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