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3-20 19:10:46 作者:张杰
内容摘要:后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明朝以辽阳、沈阳为中心的浑河南北地区,随即将大部满族人迁移于此。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将都城从辽阳移至位于浑河之北的沈阳城。满族从浑河山区迁移到浑河平原地区之后,社会...
后金天命六年( 1621),努尔哈赤率八旗兵攻占明朝以辽阳、沈阳为中心的浑河南北地区,随即将大部满族人迁移于此。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将都城从辽阳移至位于浑河之北的沈阳城。满族从浑河山区迁移到浑河平原地区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本文拟从征战、农耕、文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征战
满族先世散居于浑河山区,常年的狩猎生活,形成了长骑射的民族传统。明末迁移到浑河平原地区的满族人,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在金、清政权控制区外,东南有朝鲜支持下的明军毛文龙部,西北是与明朝结盟的察哈尔蒙古,西南与明朝相峙于辽西战场。三面受敌的客观环境,使全体满族人必须随时披甲出征,“戮力行间,岂所乐为,亦出于不得已也。”
从满族迁入浑河平原地区之后,连年出征四处作战,已经成为满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小规模的战争时有发生,重大的战役也常年不断。对明朝方面:努尔哈赤时期有广宁之战与宁远之战,皇太极时期有五次人口之战与松、锦会战;与漠南蒙古:努尔哈赤时期有征喀尔喀五部之战,皇太极时期有四次亲征林丹汗之战;对朝鲜的战争;阿敏与皇太极先后两次进入朝鲜。这些大规模的战事,少则动用数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如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发动的宁远之战,清崇德六年( 1641年)皇太极亲临前线的松、锦会战,可以说都是倾国而出,远远超过“三丁抽一”的出征规定。皇太极在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一次谕旨中说,“满洲竭力为国,有经百战者,有经四、五十战者”。可以说每个满族家庭,莫不如此。
常年的战争,使满族人民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严重阻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清崇德七年(1642年)正红旗托格退牛录下,弯都里妻子告状说:“抢昌平时,我子阵亡,上边赏的人并我儿妇,并为本牛录毕牙禄占去,止剩我夫妻二人。及本牛录折屯,我贫苦无力,不能搬家,在发谈牛录屯居住一年后,往本牛录处来,丈夫饿死途中。”此外,战争还给满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物质负担。八旗兵出征作战时要自备行装、粮食、马匹,每逢出征,“有卖牛典衣,买马制装,家私荡然者”。即使不出征时,守堡巡边的任务也很繁重,如盖州地处边境,军士防守共有10处,不分昼夜冬夏,每日侦探缉逃,修墙浚壕,至夜复登域巡视。
社会生活的军事化,使战争掠夺物质包括人口,成为满族经济来源的重要补充。据一个叫喀拜的普通满族士兵告状时说,他在出兵时掠夺财物被管事牛录库拜强占的有:“所得缎衣、闪缎被,所获木匠夫妇及其一子,获马一匹、牛一头、一女子。”一般情况下,满族士兵及其家属,每遇出征都“争着要去,而跪着向汗要求去”,就是因为出征可以俘获大量战利品,增添家中劳动力和财富,改善生活条件。
二、农耕
满族人在浑河上游山区赫图阿拉时,已经从事农业生产。据萨尔浒战后被俘的朝鲜人亲眼所见:“自奴酋(指努尔哈赤)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卖买)、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满族进入浑河平原地区后,以“计丁受田”为标志,农业生产成为满族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的“计丁授田”对象,既有八旗兵丁,也有奴仆壮丁。这种计丁授田分配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将满族人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以保证兵源和军备供应。真正在土地上实施农耕的八旗兵丁并不多,主要劳动力是被掠夺来的汉族和朝鲜人。如正白旗士兵姚塔,“有庄田二,在撒尔湖地方,离本牛录屯另住。被明兵犯境,掠去满洲一名、汉人二名、汉妇人三口、牛一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普遍兵丁,相当多的人也是采取庄田形式来组织生产的。
当时辽沈地区存在大量荒地,后金又经常面临粮食困难,使满族的农业生产受到高度重视。皇太极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发展农业,他指示各旗牛录额真:“树艺之法,洼地当种粱稗,高田随地所宜种之,地瘠须加培壅,耕牛须善饲养。尔得一一严饬。如贫民无牛者,付有力之家代种,一切徭役,宜派有力者,勿得累及贫民。”(《清太宗实录》卷13)还有一次,皇太极出巡时“见民间耕种愆期”,经调查是牛录章京因筑城额外派夫,致误耕作。皇太极因此下令:“嗣后有滥役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
清崇德六年(1641年),都察院参政祖可法等人提出四条建议:“申严沽酒之禁,杜塞囤积之弊,疏浚河渠之路,请开捐粟之例。”这些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其中说“计造酒米数,每日不下数百石”,证明满族经营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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