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藩山”与“铁背山”

东北满族

作者：曹德全

内容摘要：稍微熟悉一些清前史的人，大概都知道，界藩山（或称界凡）应该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历史地名。原因有三：一是万历十三年（1585）二月和四月，努尔哈赤两次在界藩山下创造了女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特别是第二次，努尔哈赤以四人而败敌八百，过后，他自己都慨叹曰：“此天助我以胜...

　稍微熟悉一些清前史的人，大概都知道，界藩山（或称界凡）应该是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历史地名。原因有三：

　　一是万历十三年（1585）二月和四月，努尔哈赤两次在界藩山下创造了女真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特别是第二次，努尔哈赤以四人而败敌八百，过后，他自己都慨叹曰：“此天助我以胜之也”！

　　二是界藩山曾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大战的主战场，明山海关总兵杜松等万余兵马，就葬身于界藩山之吉林崖下；

　　三是努尔哈赤曾在界藩山上修筑了后金的第二个都城——界藩城，并在从赫图阿拉城迁出来后，在此居住了一年另三个半月。

　　可是，在今日之抚顺界内，已无界藩山之名，那么，清前的界藩山应该是今日的哪一座山呢？按史料定位，在其相应的位置上有一座山，今日称其为铁背山，这座铁背山是不是清前史上的界藩山呢？自清兵入关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铁背山即界藩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玄烨皇帝去永陵祭祖，路过萨尔浒后，写下一首七言绝句诗：城成虎跃竦重霄，黄钺麾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清前之时尚无铁背山之名，康熙皇帝以《萨尔浒》为题作诗，却写出了“铁背山前酣战罢”，显然是以铁背山代替了界藩山。故《盛京通志》卷十五，“城池”篇写道：“界藩城……在铁背山上”

　　第二种说法：界藩山与铁背山是相邻的两座山。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按帝谕绘制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就在今苏子河与浑河的交汇处并列标有界藩山和铁背山。也就是说，乾隆皇帝不承认界藩山与铁背山是一座山，他认为这是两座相邻的山。他还在乾隆十九年（1754）第二次去永陵祭祖时写的《萨尔浒》诗中说：“厨峰（指萨尔浒山）铁背界藩间，举义旗初创业艰。”据此现代学者马赫在《诗中抚顺二千年》中注释该句诗时说：“可知，铁背、界凡（藩，）其实为二，即起伏约数十里的山脉中突出的南北二峰，筑有界凡城者曰界凡，另一名铁背。”

　　第三种说法则以洼轰木为铁背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中写道：“戊午，皇帝行围过洼轰木（原注：汉语为铁背山）”。

　　另外，还有以嘉班城为界藩城、以铁背山为“古名吉林崖”者，我以为此说于史无据，本文不与评之。

　　其实，界藩山的地理位置在李民寏所写的《建州闻见录》中已记述的很清楚。李民寏，朝鲜人。在天命四年（1619）发生的萨尔浒大战中，他作为朝鲜元帅姜弘立的幕僚，出兵助明，结果在战争中因被俘而投降。起初他被羁押在赫图阿拉城内，后被迁禁至界藩城内。第二年七月，获释回国。李民寏将出兵作战、投降被囚、获释回国的经历及所见所闻详细记载在《栅中日录》和《建州闻见录》中。他在《建州闻见录》中写道：“奴城至者片（界藩）百二十里……者片城在两水间，极险阻。”文中的“奴城”即赫图阿拉城（今新宾老城），“两水”，一是“奴城之水”，即今苏子河；一是浑河。今新宾老城西北百二十里之铁背山正位于浑河与苏子河的交汇处。山极险峻，两侧的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劈，山上有古城遗址。其地理位置与李民寏所记之者片（界藩）之方位和山势完全一致。也就是说，铁背山即清前的界藩山，铁背山上的古城就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都城——界藩城。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玄烨皇帝所写的《萨尔浒》诗中可以看出，早在康熙年间，铁背山作为取代了界藩山的一个新的地名已为世人所接受了。

　　那么，到了乾隆皇帝时，他又为什么提出了“界藩山与铁背山是相邻的两座山”的主观命题呢？

　　其实，乾隆皇帝在第一次到永陵祭祖时，也曾写过一首《萨尔浒》诗，诗中仅说“铁背山前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根本没有提到界藩山。显然，他在诗中是承认铁背山就是当年杜松战没的界藩山。后来，他可能注意到：史书上有“界藩”而无“铁背”，现实中有“铁背山”而无“界藩山”。但他又不愿意承认满语地名已经完全被汉语地名代替了的事实，于是就提出了界藩山和铁背山是相邻的两座山的个人观点。后来，他不仅在新写的《萨尔浒》诗中强调了“铁背界藩”是两座山，而且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绘制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上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并列标出来了界藩山和铁背山。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早在努尔哈赤修筑界藩城之前，界藩山上已有建州浑河部女真人生活的山寨。之所以起名“界藩（凡）”者，是因为此名与山体的地貌特征相符也。“界藩”为满语，汉译为“豁口”。此山有相邻的两座山峰，两峰之间的豁口即是山城的关隘，也是山上居民下山取水的生命线。因此，山以“界藩”名之，它是涵盖了两种山峰和其间的豁口的，不可能只指一个山峰而言的。

待清兵入关以后，界藩山城很快就荒废了。其后汉人逐渐迁来，他们不在山上居住，对山的印象，最醒目的感觉就是危岩高耸。正如《奉天通志》卷六十七所记载的：其崖“颜色如铁”，“状似人背”故汉人称之为“铁背山”，应该说这个山名起的还是十分贴切的。可见，同一座山之所以先后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名称，那是因为这两个名称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体会它而命名的。也就是说，康熙年间出现的铁背山，就是清前史上的界藩山。铁背山与界藩山绝不是地理位置相邻的两座山，而是地地道道的同一座山。

　　至于高士奇在《日录》中将“洼轰木”说成是铁背山，更是一大误解。高士奇在《扈从东巡日录》中说：努尔哈赤曾“设伏洼轰木，与（杜）松大战，松没于阵”，又注云：“洼轰木，汉语为铁背山”。显然，高士奇在界藩山、铁背山和洼轰木之间划了个等号。对高士奇来讲，这实在是一个他不该犯的错误。

　　洼轰木是一个有着很长历史的村寨。在《满文老档》中记为“瓦浑鄂谟”，努尔哈赤在天命三年（1618）四月向抚顺城进军时曾在此过夜。乾隆皇帝在《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上将其注为“斡湖穆”。在所有的清前史料或图表中，洼轰木及其曾用名要么与界藩山并存，要么与铁背山同现于书。可见，洼轰木与铁背山完全是位于不同地点的两个地名。

　　抚顺的老同志有的可能还记得：洼轰木村在1959年大伙房水库修成后才被淹没。它原来位于营盘以西的浑河北岸，东距铁背山至少有10里多路。洼轰木和铁背山在1911年出版的《抚顺县志略》 “村屯户口表”和“山川表”中也分别都有记载。一个是村屯名，一个是山川名，焉能合而为一。

　　总之，界藩山与铁背山就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面对同一座山峰而起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其他的解释都是与史实相悖的。

　　（曹德全）